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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薛西斯式的角逐（第1页）

二薛西斯式的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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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帝国所处的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在波斯帝国的版图中有7个郡都在中亚，而最东方的据点居鲁士城就与现代中国的新疆相邻。这就是说，波斯是地跨亚欧非三洲的大帝国，波斯文明与东方文明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可以说灿烂的东方文明为波斯带来了更为高效的帝国管理模式。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开始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分别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管理体系，而波斯也与之有着诸多的相似。在绝对君权的统治下，帝王和由皇亲国戚与幕僚组成的小朝廷掌管着这个国家的官僚机构、宗教祭祀……那些通过他们组成的小朝廷就如同当时秦朝设置的政府机构一样，包括官员的设置和职位的分布安排，只不过波斯人称他们为“持弓者”“执矛者”“帝王之友”“赞助帝王者”“帝王的耳目”罢了。

行省税收和皇家庄园的收入就能让这个国家正常运行，为确保国家的权威不遭受到威胁，帝国的骨干精英们与阿契美尼德皇室亲族一起掌管着数量庞大的多元的军队。如此想来，在萨拉米斯海战中有埃及人、腓尼基人、西里西亚人、亚洲人的参与就不足为奇了。

在绝对君权的统治下，波斯帝国是没有“自由”概念的，即便是行省总督，他在帝国的管理体系中也被当作君主的奴仆来对待。根据R．梅格斯和D．刘易斯整理的《古希腊铭文辑要》中的记载，阿契美尼德君主的权力是绝对的。书中记录道：有一次，大流士之子西斯塔佩斯（Hystapes）在向他的奴隶——伊奥尼亚行省总督加达塔斯（Gadatas）——宣布诏谕时这样说道：“我发现，你没能在所有的方面遵从我的旨意……”通过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君主在施行旨意时是多么专制。

在波斯，尽管君主自身还没有被完全神化，但他作为阿胡拉·马兹达神（AhuraMazda，波斯神话中的至高之神和智慧之神，被尊为“包含万物的宇宙”）在人间统治的代表，已形成了神人之间的某种神秘的仪式感，在这种仪式感下所彰显的要义正体现了波斯人看待君权时的独特性——任何属臣、外国人在觐见波斯大王时都必须行跪拜礼。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根据这样的跪拜方式进行推断——这是把人当作神来崇拜的一种证据，并据此体现波斯文化和希腊文化在对待个人崇拜上的差异，以及政治、宗教等方面的不同。

在希波战争中获得巨大胜利的希腊将军们，像雅典的小米太亚得（MiltiadestheYounger）、塞米斯托克利斯，斯巴达摄政王保萨尼阿斯（Pausanias），当他们利用这场战争的胜利来提升个人名望时，这种炫耀的行为会立刻受到希腊同胞的严厉批评。再看波斯，根据《贝希斯敦铭文》3中的记载，薛西斯一世向世人宣称自己是“众王之王”。凌立在《人类大历史》一书中记录道，薛西斯一世还说：“如果我们征服了雅典，波斯帝国的版图将空前扩张，它的边界将一直延伸到神灵的天空。”通过这样的方式，薛西斯一世的旨意或者说阿契美尼德家族的旨意很自然地、无条件地上升到不可侵叛的高度。

薛西斯一世望着波涛汹涌的海洋阻挡了前进的步伐，遂下令架桥。这是由埃及人和腓尼基人共建的一座索桥。那时候，索桥刚修好，忽然而至的狂风把桥吹断了。薛西斯一世恼怒万分，不但杀掉了造桥的工匠，还在海岸边举行了一场特殊的仪式，用“刻上烙印”的鞭子狠狠地鞭打了大海300次，以示对大海“不服从”自己旨意、不愿意平静下来让波斯大军渡海的惩罚。他对着大海狂怒道：“薛西斯皇帝将渡过你，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

希腊人知道此事后，十分惊恐地说道：“宙斯啊！为什么你变为一个波斯人的样子，把名字改成薛西斯一世并率领着全人类来灭亡希腊呢？”这样的专横不仅体现在薛西斯一世身上，他的先辈们也是如此。居鲁士大帝在打算渡日努河时，只因自己受了惊吓，就下令所有士兵咒骂该河数日。针对这样“波斯式”的表现，蒙田在其随笔里也有类似的描述：罗马帝国第三位皇帝卡利古拉（37—41年在位）只因为母亲被囚禁在一座宫殿，就下令拆毁了它。“后三头同盟”之一的奥古斯都（另外两位分别是安东尼、李必达，三人在波伦尼亚附近会晤，内容大致是关于瓜分统治范围的，譬如法令的颁布，高级官员的任命，统治国家的年限，史称“后三头政治同盟”）在海上遭遇暴风雨袭击，竟迁怒于海神尼普顿（une），随后在奉神大典上把尼普顿从诸神排位中扔出去，以泄其愤。

由此可见，波斯在处理诸多问题时的表现是不同于希腊人的方式和态度的，而这种方式和态度的不同也是波斯文化和希腊文化不同的体现之一。君主以阿胡拉·马兹达神的名义在人间，凡是违背了其旨意的，都会受到最严厉的处罚。

因此，这场关乎征服希腊的关键性战役在萨拉米斯一定会有一个了结。有阿胡拉·马兹达神的至上不容侵犯，已没有什么能让波斯人害怕和退缩的了，薛西斯式的角逐将是阿契美尼德家族的最高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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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伯特·坦恩·奥姆斯特德（AlbertTenOlmstead）在《波斯帝国史》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吾神阿胡拉·马兹达，功业甚伟，开天辟地，创世造人，维系和平，以薛西斯为王，是为众王之王，众领主之领主。吾乃薛西斯，伟大之王，众王之王，许多人民之主，广阔大地之主，大流士王之子，阿契美尼德家族之血裔，波斯人，波斯人之子，雅利安人，雅利安人之子。”

这是最有力的证据！薛西斯一世用上述至上的权威让那些向波斯君主宣誓效忠的皇亲国戚、贵族精英等必须毫无条件地为帝国出力。

战争中最需要的“利器”之一就是军队了，帝国最著名的皇家军是一支职业化的步兵，与辅助他们的重装、轻装步兵共同组成的皇家军队。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骑兵、战车、远程攻击军队进行相应支持。

这支军队内部构成复杂，其成员征召自不同的地区，士兵说着几十种不同的语言。装备方面有剑、匕首、短矛、鹤嘴锄、战斧、标枪等；护具则有柳条盾、皮甲背心和链甲衫。这样的装备在当时是多么精良啊！却因缺乏有针对性的军事操演，譬如士兵不知道如何固守自己在行列中的位置，也缺乏与其他作战单位协同的概念，使其战斗力、灵活力大打折扣。特别是那些身穿重约32千克甲胄的重装步兵，虽然阵势宏大，气势威猛，却很难在草原崛起的年代里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这里主要指波斯帝国与斯基提亚人的战争，也包括与白匈奴之间的战争结果。重装步兵在很多时候并不适合草原作战，草原作战更需要的是机动性更强的军队）。因为过于重型的装备会让这样的军队既不适合远距离冲击，也不适合单兵作战。

反观希腊军队，他们不完全依赖重装步兵组成的方阵就可进行强有力的冲击，打破一切敌军的骑兵和步兵的阻碍，相对轻便的负重让他们可以做到在速度上快于波斯军队。据说，希腊对波斯重装步兵质量颇为轻视，根据维克托·戴维斯·汉森（VictorDavisHanson）在《杀戮与文化：强权兴起的决定性战役》一书的记录，著名的阿卡迪亚外交官安条克（Antiochus）在公元前4世纪早期的时候对此就有过中肯的评价：“波斯军队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胜任对抗希腊人的战斗。”（TherewasnotamanfitinPersiaforbattleagainstGreeks。）这算是最有力的还击了。

在战斗时，波斯帝国的君主会站在一辆巨大的战车中，在卫队的重重保护下发号施令，居于战线的中央参与战斗。根据希腊历史学家的记载，我们会发现波斯军队一旦战败，君主总会带头逃跑，他不会因此而感到蒙羞，那些下级军官将成为替罪羊，并被处以极刑，像萨拉米斯海战中的腓尼基船长们就遭受过这样的待遇。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希腊的城邦历史中，那些著名的将领诸如小米太亚得、亚西比德（Alcibiades）、伯里克利（Pericles）、布拉西达斯（Brasidas）、来山得（Lysander）、伊帕密浓达（Epaminondas）、佩洛皮达斯（Pelopidas）等，很多时候即便打了胜仗，要么被放逐，要么被处以罚金，要么被降级，或者与士兵一起战死疆场，甚至还有被施以极刑的。公元前406年的阿吉纽西海战中的雅典将领，公元前369年的“曼提尼亚独立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将领伊帕密浓达，都是如此。这些将领受到指控或处罚，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在战场上表现怯懦、指挥不当，更多是他们忽略了麾下公民士兵的福利拥有或分配，没能同平民监察官保持亲和的联系。

如果波斯帝国的将士有机会同希腊的将士进行一次畅谈，他们在畅谈中是否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我们在为谁而战？我们又为什么要战？这样去战斗的意义何在？仅仅是为了阿胡拉·马兹达神在人间的统治吗？”

这或许是最让波斯人痛苦的！

那些数以千计的地主和商人在为波斯帝国的繁荣提供丰富物质的同时，也享有一些特权。战争在某种层面上来讲，也可以说是对财富的掠夺，将士们驰骋在随时都有可能丧命的疆场，是否拥有像帝国的地主和商人一样的回报？

答案让人痛苦！

拥有土地就代表拥有了最重要的财富。古典时代的雅典人拥有的农场面积没有一个是超过100英亩（1英亩≈4046平方米）的，而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甚至是在之后被希腊化的王朝，我们会吃惊地发现超过1000英亩的巨型庄园并不罕见。在波斯帝国，薛西斯一世的一个亲戚所占有的土地就有可能超过所有波斯舰队桨手所拥有的土地。

最好的土地绝大部分由祭司集团掌管着，他们将这些土地分配给佃农或外居波斯的领主耕种。前者因地位卑微、生存环境恶劣逐渐丧失在土地使用中的主动权；随着时间推移，后者的土地面积会大量增多，他们拥有的土地多则达几个村庄。而最瘆人的是，波斯君主拥有帝国的每一寸土地，他可以随时收回任何土地，或者将土地的所有者直接处死。所以，还有什么是比“薛西斯式的愤怒”更可怕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