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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台诗案命悬一线（第1页）

乌台诗案，命悬一线

苏轼被押至京师，关在乌台。乌台，指的是位于东澄街北的御史台，这里大门向北而开，四周有百余棵柏树，上面栖息着数千只乌鸦，因而得名。汴京城内，流传着有关乌台的种种恐怖故事。这是“鬼”都不想去的地方。

乌台的牢狱，有深井一般的牢房，关押的都是要犯。宋代刑法规定：“群臣犯法，体大者多下御史台狱，小则开封府、大理寺鞫治焉。”苏轼的案子，被构陷成“愚弄朝廷”和“谤讪君上”，又是神宗皇帝御批，也属大案。

案件的主审是李定，舒亶为助手，而张璪专施刑具。张璪是刑讯逼供的好手，数兴大狱，手段残忍。苏轼入狱，便遭狱卒毒打。

当时，有个叫苏子容的囚犯也关在乌台，他做过开封府尹，因得罪御史台的小人而下狱。他就在苏轼隔壁的牢房，“予昼居三院东阁，而子瞻在知杂南庑，才隔一垣”。他在狱中赋诗十四首，诗中亦为苏轼的遭遇悲叹：“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吴兴，即湖州。这里明确说明，苏轼被诟辱通宵。

不过，苏轼出狱后的诗文只字不提这些遭遇，当然也包括苏子容记下的情形。奇耻大辱，谁能说出口呢？“性不忍事”的苏轼，也有终身不想提及之事。

为了置苏轼于死地，李定绞尽脑汁罗织苏轼的罪名，不分昼夜地研究苏轼写下的每一个字。朝中大臣、地方官吏，凡与苏轼有书信往还的，一律派人取证。驸马王诜是苏轼的好朋友，他送给苏轼的茶、药、纸、墨、砚、一张鲨鱼皮、一款紫茸毡等皆成物证。连苏轼托王诜裱画三十六轴，没付钱，都成了一桩罪名。

案件闹得很大，牵涉几十人，其中有范镇、司马光、张方平这些熙宁新法的强有力的反对者。“乌台诗案”的性质昭然若揭了：这是明目张胆的政治陷害。而案件进展不顺利时，小人就暴跳如雷，愈发疯狂地扑打苏轼。

小人丧心病狂，牢狱之外的“救苏运动”也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苏辙上书神宗皇帝，愿解除自身官职来换取兄长的平安，言辞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以太子少师致仕（退休）的张方平，居金陵，派儿子张恕急速进京，直奔登闻鼓院投书。书中慷慨激昂，称苏轼为一代奇才。岂知张恕胆小，徘徊半天不敢投。不过，这倒是件好事：以神宗的刚强性格，看了张方平的上书，很可能反而对苏轼不利。苏轼这样的奇才竟然下狱？这不是指责皇帝是昏君吗？或许张恕不敢投书，也正是担心这个。

以户部侍郎致仕的范镇，亦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上书皇帝，乞免苏轼一死。

形势朝着对苏轼有利的方向发展，李定、舒亶大为恐慌：苏轼今日不死，将来必成大患。舒亶狗急跳墙，竟上奏折，要把收过苏轼讥讽文字的大臣全部杀掉。他还派人到杭州，取回了苏轼写的一首咏物诗《王复秀才所居双桧》：“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这么一首普通的吟咏桧树的诗篇，舒亶却如获至宝，急忙呈送给右相王珪。

舒亶和李定、王珪，都是一个派系的官员。其中，王珪的官职最高。

王珪拿着诗稿，在神宗面前力诋苏轼：“此人确有不臣之意。”

神宗问：“何以见得？”

王珪说：“陛下犹如飞龙在天，苏轼公然声称与陛下合不来，反求知音于地底之蛰龙。这不是不臣，又是什么？”

神宗又说：“不能这么比附吧。他自咏桧，干朕何事？”

一旁的章惇也开口说道：“龙者，非独人君，人臣也可以称为龙。”

神宗说：“诸葛孔明被人称作‘卧龙’，东汉颍川有‘荀氏八龙’，难道他们都是人君吗？”

王珪哑言，无话可说。

二人退朝时，章惇质问王珪道：“你想害死苏轼全家吗？”

王珪涨红了脸，搪塞道：“这是舒亶讲的。”

章惇站在宫殿外的台阶上大叫：“舒亶的口水，也是可以吃的吗？”

此时的章惇尚未恶性膨胀，但他日后却与苏轼纠缠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