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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之死山河同悲（第2页）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在这首题画诗中，苏轼回首了自己的一生，几起几落，漂泊不定，纵然有忧国忧民的浩瀚之气，也不得不化为壮志未酬的长长叹息。失意之中，他只能慷慨悲歌，自叹飘零。这种凄凉的氛围，饱含着抒写不尽的人生苦闷，但他话锋一转，用诙谐的语言调侃起自己的平生功业——不在杭州，也不在汴京，而是在贬谪的黄州、惠州和儋州。这就是苏轼，总是语出惊人。失意也罢，坎坷也罢，他却丝毫不减豪放本色。

这次游览金山寺，苏轼也从任职浙江转运使的程德孺口中听到了关于朝堂的传言。自徽宗皇帝登基后，变法派的章惇、蔡京相继被罢免，元祐诸臣则不断被起用。在这其中，苏轼和苏辙兄弟是资历和威望最高的，很多人认为他们重新得到重用指日可待，甚至有传言称苏轼将出任宰辅。而民间百姓，更是祝愿他早日做宰相，造福于天下。

然而，政治却是风云变幻的。此时的汴京城，变法派的曾布、赵挺之等人正在酝酿着“绍述之议”，计划召还蔡京，继续打击元祐诸臣。

这样的时局令苏轼非常吃惊，他刚从七年的岭南生活中缓过来，对政治斗争始终心有余悸。因此，他思索再三，还是决定远离靠近京师的颍昌，而去常州定居。行程既定，苏轼马上给弟弟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对政局的担忧，以及对未来的看法和规划。然后，他继续向常州进发。

五月下旬，苏轼到达真州（今江苏仪征），因要变卖之前在真州购买的几间市屋，便停船上岸。令他惊喜的是，他在此地竟然遇到了多年不见的米芾。原来，米芾在真州办了西山画院，他得知苏轼路过此地，特意赶来相见。在书法领域已成大家的两人，仿若他乡遇故知，言无不尽，自是万分欣喜。

然而，进入六月后，苏轼的身体却出现不适。他已是六十五岁的高龄，体质不比当年，又在遍布瘴气的岭南之地待了七年，瘴毒或许早已浸入身体，而这一年来又不断舟车劳顿，甚少得到休息，再加上这次在真州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住在闷热的小船之上，河道内的污浊气体也始终包围着他。

这些多重因素的组合，终于导致苏轼生了大病。他连续多日腹泻不止，“某食则胀，不食则羸甚”，甚至不能平卧。病情越来越严重，他担心自己或许将不久于人世，便撑着病体，提笔给弟弟苏辙写信，交代后事：“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

苏轼生病期间，米芾多次前来探望，并带来主治火毒入里的中药“麦门冬饮子”。然而，苏轼的病情始终未能好转。六月二十日，他离开真州，先渡江过润州（今江苏镇江），之后抵常州，暂住在朋友钱济明为他租借的孙氏馆里。

到了常州，他依然缠绵病榻。病况偶有好转，没想到次日又发起高烧，热毒大作。他强撑病体写了《与钱济明书》，在这封书信中也记录了当时的情况：“一夜发热不可言，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迨晓乃止，困惫之甚。细察疾状，专是热毒，根源不浅，当专用清凉药。已令用人参、麦门冬、茯苓三味煮浓汁，渴即少啜之，余药皆罢也。庄生闻在宥天下，未闻治天下也。如此而不愈则天也。”

苏轼具有丰富的医药知识，但他给自己配的药，经后世医师来看，其实药效不大，尤其是人参和茯苓属于温药，而不是苏轼所说的清凉药。再加上苏轼患的并不只有瘴毒，还有肠胃、心肺等疾病，这就更加重了救治的困难。

七月十八日，苏轼自知大限将至，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简单地交代了一些后事。见儿子们皆眼含泪水，他安慰道：“吾生无恶，死必不坠（地狱）。”

此后的几日里，苏轼大部分时间是安心躺着睡觉，醒了会和家人、朋友说话，也会和远道而来的径山寺长老惟琳交谈，尽管谈的多是关于生死的问题。到二十五日之后，他的病情愈发严重了，死亡之神越来越近……

在他弥留之际，惟琳俯到他耳边大声道：“端明勿忘西方。”（不要忘记去西天的事。）

苏轼答：“西方不无，但个里著力不得。”（西方是有的，但此中不应用力。）

钱济明也凑近他耳边说道：“固先生平时履践至此，更须著力！”（先生平时信佛，现在更要用力！）

苏轼闭目答道：“著力即差！”

此后，苏轼不再言语，终是溘然长逝。这一天是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苏轼时年六十五岁。

苏轼病逝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举国为之震悼，山河同悲。他的亲朋好友、门生故吏和士人学子的哀悼自是不必说，而在他曾经任职的那些地方，百姓也相与哭于市，自发地举行群体性的哀悼活动。

一代伟人苏轼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满腹才华，胸怀大志，对国家尽忠职守，对百姓爱民如子，但他的人生却在大大小小的风波中飘摇跌宕，这不得不令人唏嘘，或许正如其弟子李廌所说：“道大难容，才高为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