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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主教面对鲜为人知的贤哲（第3页）

“我为他们所有人痛哭。”主教说道。

“一视同仁!”G高声说道，“天平如果倾斜的话，那也应当偏向老百姓一边。老百姓受苦的时间更久。”

二人又沉默了。这回还是国民公会代表先开口。他用一个臂肘支起身子，用拇指和蜷曲的食指掐着脸蛋，正像人们在盘问和判断事物时无意做出的动作；他那质问主教的目光，充满临终时刻的全部精神。他的话几乎是爆发出来的：“是的，先生，老百姓受苦的时间更久。喏，再说，这一切都谈不上，您干吗来盘问我，与我谈路易十七呢？我并不认识您。自从到了这地方，我就独自一人生活在这围墙里，双脚从不跨出去，除了服侍我的这个孩子，我不见任何人。不错，您的大名有时也隐约传到我耳边，应当说名声并不太坏，但是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精明人诡计多端，总能蒙骗老实厚道的老百姓。对了，刚才我没有听到您车子的声响，也许您把车子停在那边岔道的树丛后面了。跟您说，我并不认识您。您对我说您是主教，但是我也根本不能通过这一点了解您的人格。总之，我要再问您一遍：您是什么人？您是一位主教，也就是说，一位教门中的王爷，披金戴银，饰以徽章，吃着年金，享受教士俸禄的那伙人里的一个——迪涅主教的职位，一万五千法郎的固定收入、一万法郎的补贴，总共两万五千法郎——餐桌上有美味佳肴，身边有仆役侍候，天天大吃大喝，礼拜五吃黑水鸡，出门趾高气扬，乘坐华丽的马车，随从前呼后拥，住的府邸非常气派，而且，坐在高头大马的车上，还打着赤脚走路的耶稣基督的旗号!您是高级神职人员，因而，年金、府邸、骏马、侍从、宴席，人生的享乐应有尽有，您同那些人一样也拥有这些，同那些人一样也享受这些，这很好，然而，这虽暴露无遗，又不够明显，还不能让我看清您内在的主要价值，而您前来也许是要让我明智些。我是在对谁讲话？您是谁？”

主教垂下头，答道：“我是一条虫。[43]”

“好一条乘坐华车的虫!”国民公会代表咕哝道。

现在轮到国民公会代表趾高气扬，主教低声下气了。

主教温和地接着说道：“就算是这样吧，先生。不过，请您向我解释一下，说我的华车停在不远的树木后边，说我大吃大喝，礼拜五还吃黑水鸡，说我拿两万五千法郎年金，还有府邸、仆役，可是这一切怎么证明慈悲不是一种美德，宽宏大量不是一种天职，而93年不是伤天害理的呢？”

国民公会代表举手拂了拂额头，仿佛要拨开一片乌云。

“在回答您之前，我先请求您原谅，”他说道，“刚才我失礼了，先生。您到我家来，就是我的客人，我应当以礼相待。您对我的思想观点提出异议，我也只应限于反驳您的论点。您的富贵和享乐生活，固然向我提供了驳斥您的论据，但还是要讲点气度，我不宜利用。我向您保证不再提了。”

“谢谢您。”主教说道。

G又说道：“还是回到您要求我做出的解释上吧。谈到哪儿啦？您刚才对我说了什么？93年是伤天害理的？”

“对，是伤天害理的，”主教说道，“马拉[44]对着断头台鼓掌，您是怎么看的呢？”

“博须埃[45]在龙骑兵杀害新教徒时高唱圣诗，您又是怎么看呢？”

这句答话毫不留情，像利剑一样直刺目标。主教不禁浑身一抖，竟想不出一句话来反击，可他讨厌这样点博须埃的名字。最聪明的人也有自己的偶像，有时会因为别人不尊重这种逻辑而感到内心受到伤害。

国民公会代表喘息急促了，这是临终时倒气，说话断断续续，但是他的眼神表明他的神志还完全清醒。他接着说道：“再随便扯几句吧，我乐于奉陪。那场革命，总的来说，得到了人类广泛的赞同，只可惜93年却落人口实!您认为93年伤天害理，那么整个君主制度呢，先生？卡里埃[46]是个强盗，然而您又怎么称呼蒙特维尔[47]呢？富吉埃-丹维尔[48]是个无赖，那么您又怎么看待拉莫瓦尼翁-巴维尔[49]呢？马雅尔[50]固然残忍，可是请问索勒-塔瓦纳[51]呢？杜谢纳神甫[52]固然凶残，那么您又怎么形容勒泰利埃神甫[53]呢？砍头匠儒尔当[54]是个恶魔，然而还是赶不上卢乌瓦侯爵[55]。先生，先生，我可怜大公主和王后玛丽·安东尼特，我也可怜那个信奉新教的可怜女人：那是1685年，路易十四当国王的时候，先生，那女人上身被扒光，绑在木桩上，**胀满了奶水，心里充满了恐惧，她孩子放在附近，饿得脸色惨白，望着**连哭喊的气力都没有了；刽子手却对喂乳的母亲吼道：‘放弃邪教!’让她选择，不是舍掉孩子就是舍掉信念。让一位母亲遭受坦塔罗斯[56]那种刑罚，您又怎么说呢？先生，请记住这一点：法兰西革命自有它的道理。它的愤怒会得到将来的宽恕。它的结果，便是更好的世界。从它最猛烈的打击中，产生出一种对人类的爱抚。我简短截说，不讲了，理由太充分了。况且，我这就要咽气了。”

国民公会代表不再去看主教，平静地用这样两句话表达完他的想法：“是啊，进步的野蛮行为叫作革命。这种行为一旦结束，人们就能认识到这一点：人类受到了粗暴对待，但却前进了。”

国民公会代表并不知道这一阵，他一个一个接连占领了主教内心的堡垒。仅剩下一处，这是卞福汝主教最后的防卫。突然，主教从那掩体后面抛出一句话，几乎重新显露出了开始交锋时的那种激烈口吻：“进步应当信仰上帝，不能由不信教的人来扬善。无神论者是人类糟糕的带路人。”

年迈的国民公会代表没有答话。他浑身颤抖了一下，仰头望天，眼里缓缓漾出一滴泪，眼泪涨满眼眶之后，便顺着青灰色的面颊流了下来。他出神地望着幽邃的苍穹，低声讷讷，几乎是在自言自语：“你哟!理想哟!唯独你存在!”

主教受到难以言传的震动。

沉吟片刻，老人抬手指着天空说道：“无限是存在的，就在那里。如果无限没有我了，那么我就是它的止境，它也就不是无限了，换句话说，它就不存在了。然而，它存在，因此，它有一个我。无限的这个我，就是上帝。”

垂死的人朗声讲这几句话时，仿佛看见什么人，浑身微微战栗，进入心醉神迷的状态。话一讲完便合上眼，气力耗尽了。显然在顷刻之间，消耗了他生命仅余的几个小时。刚刚讲的几句话，把他同死亡拉近了。最后的时刻到了。

主教明白，时间紧迫，原本他是以神甫的身份来到这里的。他从极度冷淡逐渐转为极度激动，他注视着这闭上的双眼，抓住这只冰凉而皱巴巴的手，俯身对着临终的人说：“这是上帝的时刻，如果我们白白相会一场，您不觉得遗憾吗？”

国民公会代表重又睁开眼睛，脸上呈现出笼罩着阴影的庄严的神态。

“主教先生，”他缓缓地说，这种缓慢的口气也许是由于气力不支，也许更是由于心灵的尊严，“我一生都在思考、钻研和观察。六十岁时，祖国召唤我，命令我参与国事，我服从了。当时，有积弊我就消除积弊，有暴政我就摧毁暴政，有人权和法规我就公布和宣传。国土被侵占，我就保卫国土；法兰西受到威胁，我就挺身而出。我从前不富有，现在仍然贫困。那时我是国家的当政者之一，国库的地窖里装满了钱币，墙壁受不了金银币的压力，有坍塌的危险，不得不用柱子撑住。我在枯树街吃二十二苏一顿的饭。我救助了受压迫的人，劝慰了受痛苦的人。我撕破了祭坛上的布毯，确有其事，但那是为了包扎祖国的伤口。我始终支持人类走向光明，有时也抵制了那种无情的进步。有机会我也保护过自己的对头，你们这类人。在佛兰德勒的彼特格姆，恰好是在墨洛维王朝[57]建造夏宫的地方，有一座乌尔班修会寺院，即博利耶的圣克莱尔修道院，1793年，多亏了我，它才幸免于难。我不遗余力地尽了职责，也尽可能做好事。结果，我却遭到驱逐、追捕、通缉、迫害，还遭受诬蔑、嘲笑、侮辱、诅咒，不得不背井离乡。我白发苍苍，多年来一直感到许多人自以为有权而鄙视我，那些无知的可怜群众以为我青面獠牙。我离群索居，远离仇恨，也不怨恨任何人。现在我八十六岁，快死了。您还来向我要求什么呢？”

“要您的祝福。”主教说道。

说着，主教“扑通”跪下去。

等他抬起头来一看，国民公会代表脸色庄严，已经咽气了。

主教回到家后，便陷入无名的思绪里。他祈祷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好奇的人里有几个胆大的，力图引他谈谈那个G代表，但他一言不发，仅仅指了指天。从那以后，他对儿童和受苦的人更加和气热情了。

只要有人一提到“G老贼”，他就心事重重，神态异常。谁也不能断言，那人的灵魂从他的灵魂前经过，那人伟大的良心在他良心上所引起的反应，对他的精神趋向完善毫无作用。

这次“乡下拜访”，对当地小集团来说，当然是一次饶舌的机会：“那种人垂死的病榻，难道是一位主教该去的地方吗？显而易见，别指望他能改邪归正。所有革命党人都是异端。因此，何必去那里呢？去那里看什么呢？主教一定是非常好奇，要看看魔鬼如何摄走那人的灵魂。”

有一天，一位阔寡妇，就是那种自作聪明、妄自尊大的人，对主教讲了这样一句俏皮话：“主教大人，有人想知道，大人什么时候能戴上红帽子[58]。”

“哦!哦!真是一种粗俗的颜色，”主教回答，“幸而蔑视帽子上红色的人，还崇敬法冠上的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