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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包围圈半径五公里（第1页）

三、包围圈半径五公里

第二天，召开了案件分析会。

这起案件的档案里，仅保存有一段监控视频资料。对此，关鹤鸣感到十分不解。

他问云成市公安局副局长葛志飞：“案发在2012年，视频监控设备应该已经不少了，怎么就这么一段？”

葛志飞阴沉着脸说：“我们这是小地方，哪能跟大城市比。”

关鹤鸣没有作声，眼睛盯着屏幕。

2010年4月18日12点40分，记录着三个小女孩最后的影像。她们手里拿着饮料瓶，朝下沟方向走去。

12点50分，村民齐大年和父亲在沟里干活儿。民警走访时，他们说看到有几个小孩走过去，但没太留意。

12点56分，有一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从沟底上来，又犹犹豫豫地沿着另一条路往下沟方向走。十九秒后折返，出现在画面中。之后，再没发现有人上来。三个小时后，15点46分，从沟底上来一个人。侧面，看不清相貌。

“我们认为上沟和下沟的是同一个人，但是这个人一直没找到。”葛志飞说。

技术人员宋小勇介绍了当时的勘查情况：“当时，包括民警和家属，总共进入现场十六个人。提取到十七种足迹，有五种足迹没找到相应的鞋，其中有四种是新形成的。只有一种足迹在两个过道中间，是塑料底布鞋。鞋印都是残缺的，大致推算下来是二十七厘米。装大蝌蚪的饮料瓶上的指纹，用502熏显过。有指纹，但因为没有从其他物品上提取到相一致的指纹，所以不确定是否为犯罪嫌疑人所留。在中窑过道处提取到两个烟头和一个打火机。打火机上没检出指纹和DNA，在两枚烟头上检出了同一个人的DNA。”

接着，魏可光介绍了“4?19”专案组推测的三个女孩被侵害的过程：“为防止孩子们逃离，嫌疑人先迫使她们脱掉了鞋子，因为窑洞内未发现女童鞋印。杨晓春性格暴烈，反抗激烈，受到了徒手殴打。嫌疑人将杨晓春带的饮料瓶强行插入其口中，造成一颗牙齿脱落，瓶盖卡在咽部，同时扼颈，致其死亡。嫌疑人用电线绑住赵芳的双手，推测是就地取材，因为电线表面有高温燃烧的痕迹，应为他人丢弃。赵芳头颈部受到徒手伤害，有面部朝下姿势，头面部受伤处沾有明显灰尘，属扼颈致死。贾明明口鼻捂堵损伤明显，有脱衣穿衣过程，结合现场尸体位置，应为最后遇害者。过道上有明显拖擦痕。犯罪嫌疑人将贾明明、赵芳、杨晓春依次移至窑内的小窑洞里，然后把鞋、瓶子等物品丢入。为延缓受害人尸体被发现的时间，嫌疑人用枣刺封洞后逃离。”

随着魏可光的讲述，罗牧青眼前浮现出犯罪嫌疑人拖拽尸体的画面，他们的推测仿佛无懈可击。

关鹤鸣又一次把右手的食指与中指并拢，弯曲着轻轻地敲了两下桌子。

罗牧青发现，他每当做出这个手势，就表示要开口说话。

关鹤鸣的声音穿过层层烟雾，飘**在会议室里：

“我给大家提几个问题，咱们一起把案子的细节理一理。现场有一个装大蝌蚪的瓶子，你们认为这是怎么回事？跟犯罪嫌疑人有没有关系？”

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家立马讨论开来。原来，在很多问题上，六年来并未达成共识。

一派认为，这个装大蝌蚪的瓶子是犯罪嫌疑人带来的。西沟的小水沟里没有这种大蝌蚪，但是在上游暖和的地方有这种大蝌蚪。犯罪嫌疑人以可以带孩子们抓大蝌蚪为名，诱骗孩子们上山。孩子们很着急去抓大蝌蚪，所以没来得及穿袜子就跟着走了。

另一派认为，山上没有水源，如果以抓大蝌蚪为名，不该带孩子们上山。而装大蝌蚪的瓶子仅是个偶然的存在，有可能是孩子们在河边捡的，也有可能是这个瓶子在案发前被人扔在窑洞里，因此与本案没有什么直接关联。

关鹤鸣调动起了大家的积极性，紧接着又抛出了第二个问题：“孩子们是被引诱上山的，还是被胁迫上山的？这个问题必须研究透，对于进一步识别嫌疑人的身份特征很关键。”

又是一番热烈的争论。

一派认为是胁迫上山，三个小孩从沟底被胁迫。她们的鞋里有泥有水，说明是在很慌乱的情况下连泥带水地把鞋穿上了。

另一派认为是引诱上山，因为从捞蝌蚪的小河沟到窑洞之间，没发现三个人掉落的物品，说明是和平上山。

整个会场就像在举行一场辩论赛，正方、反方各不相让。

中午休息的时间很短，大家迫不及待地吃完饭，又回到了会场上。

越是有争议的问题，就越是想辩出个子丑寅卯。谁都想根据自己占有的证据说服对方，因为他们正经历着挫折，努力想找出阻碍他们拨云见日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