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车吗?有的是汽车,领导就有。
两部直接领导的专案组,就不能拨一点儿办案经费吗?真的是没钱吗?
这究竟是为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
这时,我们本局两个侦查员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
先进来的孟庆志很气愤地对我说:“王科长,这个头不能开,外局的人如果都这样,以后你可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接着走进来的田和平说:“都这样,你以后可就更不好管了,这‘5·10’还搞个啥劲呀?”
我对他们两个挥挥手:“算了,算了,你们就不用管这事儿了。”
这一场冲突,发生在“5·10”专案开局之初。真是不打不成交,随着时间的推进,大家增进了了解,这竟使得我与商俊奎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以至在“5·10”专案告一段落分手时,两人泪眼相望,紧紧拥抱。
我把孟庆志和田和平两人撵走,独自关在屋里冷静了一会儿,开始思考审讯七犯的方案。
我打开笔记本,对现有侦查人员进行了分工,共成立七个审查组,每组两个人,必须连夜对王天生等六犯进行突击审讯。因为只要一关进去,他们就会串供,就会摸清我们的底细,再审就难了。而我也亲自出马,连夜审讯曹猴子。
在“5·10”专案指挥部的办公室,曹猴子被带进来,我指着自己斜对面的一把椅子让曹猴子坐下。
吴永胜做笔录。
我让吴永胜打开曹猴子的手铐。
吴永胜有些担心地看着我。因为这个地方不在审查站的高墙内,曹猴子这种老奸巨猾的惯犯随时可能脱逃。
我明白吴永胜的意思,让他按我的意思办。吴永胜不知道,我对警戒工作早有安排。
我审讯的策略和别人不太一样,一般会绕很大弯子,先唠家常,东拉西扯,和审讯对象建立起一种轻松的环境氛围,减少敌对情绪。
我们聊得很好。
后来,也就是几个月后,曹猴子立了功。我再跟他谈话时,他向我描述了第一次审讯时对我的印象。
曹猴子说:“当时,我认真地打量着眼前这位看上去不过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我怎么也不会想到,由全国这么多警察组成的大型专案组,竟然让这么一位年轻的还带着奶油小生气质的人当头儿。”曹猴子和公安机关打交道可不算少了,可这次却有一种全新的感受。
曹猴子说:“您当时一直注视着我,您看出我心里对您不放心,便对我微微一笑。这笑,包含了宽容,包含了一个公安领导对我这个愿意戴罪立功者的欢迎和鼓励。我当时就感觉到,您是个可以信任的公安。”
今天,曹猴子跟我打开了话匣子。
曹猴子,三十八岁,系吉林省洮南市洮安县大兴公社人,后落脚到齐齐哈尔市。自幼流窜盗窃,常年以盗窃为生,有近二十年的犯罪生涯。主要是在铁路上作案,后到河南省许昌县成家,家人始终认为他是个跑生意的东北好人。1976年,就曾因盗窃被吉林省白城市公安局劳教两年,1977年因病保外就医。1980年3月又因盗窃被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锋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他经常同吴殿涛、毕海波、杨文清、杨志刚等人结伙上车作案,是“南下支队”杨志刚团伙的重要成员。初步掌握,仅1988年以来就在京广线各次列车上作大案十二起,盗窃总价值(含参与作案)五万八千九百元。
那就是说,曹猴子在东北初步交代的作大案五起价值两万多元的基础上,今天又跟我供述了七起案件,盗窃价值四万五千多元。
我对曹猴子今天的态度基本是满意的。因为我们专案组过去对曹猴子作案的情况并未掌握。到目前为止,曹猴子是“5·10”专案组抓获的十多名案犯里认罪态度最好的,具备建立专案线人的基本条件。
当时,建立专案线人的基本条件是,无论这个犯罪分子有多么大的罪行,首先必须认罪。这一条做不到,放出去为我们工作的可能性就不具备。这样的人,连作过什么恶都不愿承认,他怎么可能死心塌地地为我公安机关工作。当然,还有其他条件:有悔罪表现,有接敌能力,愿意为我工作,又能为我控制……
曹猴子具备建立专案线人的第一个条件。
话锋一转,我切入了今天跟曹猴子交锋的实质问题。
我说:“曹猴子,我们聊了这么多了。虽然你交代的问题与我们专案组掌握的还有差距,但是我感觉你还是有愿意交代清楚的愿望。”
曹猴子抢过我的话头:“王科长,你说,那么多年,做了那么多事,我怎么可能都记得。您让我慢慢想一想,想起来了我随时交代。”
我说:“嗯,希望你说到做到。你不光要好好交代自己的问题,还要把你了解的在全国各条铁路线上作案的,各个流窜犯罪团伙的情况也说出来,包括作了哪些大案也说出来。”
曹猴子:“王科长,你让我今晚回去再好好想想,明天你再提审我,我一定给你讲那些你掌握的情况。”
我步步紧逼:“我不等明天,我现在就想听你究竟掌握了哪些我认为有价值的情况。”
曹猴子:“您最需要什么情况?”
我卖了个关子:“你认为我最需要什么情况?”
曹猴子不无得意地看着我:“是不是今年3月20日在258次车上那个下乘警手枪的案子?”
我反问:“你说呢?”
曹猴子:“咳!他们也太过分了,什么时候也不能跟警察作对呀!不过我也是听说的。”
我问:“听谁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