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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第一网（第2页）

当警察后，痴迷文学，尤其是电影文学，订阅了《电影文学》杂志，每月虽然只有二三十元的工资，但是从牙缝里挤出来钱也要去买票看电影。记得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每月只有三十几块钱，还要养活母亲和弟弟妹妹。花上五分钱买一份豆腐菜就算是奢侈了，一双袜子用胶布粘了又粘，都不舍得买双新的，却把钱省下来买电影票、订电影画报。电影或者说电影艺术是我的挚爱。

一边努力当一个好警察，一边做着文学梦。1977年，我从《人民公安》杂志上看到了原天津市公安局侦查科科长李良的事迹。李良是林则徐的后代，因为从事国家安全工作被秘密派往国外工作，“**”一开始就被打成叛徒、特务、卖国贼，回国后被投入冤狱三百八十七天，最后被严刑拷打、折磨，活活饿死。李良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坚守国家秘密。整整一本《人民公安》杂志刊载的都是李良的事迹，我看了以后热泪盈眶、心潮澎湃、激动万分。

我经过一番苦思冥想的构思，立即拿起笔来创作电影文学剧本《387个日夜》。我以为凭我对英雄的崇拜、无限的**、有一点儿文学功底、看过一些电影、读过一些电影文学剧本就能写电影了。可是，写了不到一万字，我就写不下去了。

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水平如此之差，写电影剧本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于是，我继续埋头学习，读中外名著，读各类小说，参加中国逻辑语言函授大学学习，又于1983年参加首届成人高考，考入郑州大学夜大学，攻读法律三年。

经过几年的学习积累，我又与北京电影制片厂专业人员合作，由我执笔创作了七集电视系列剧剧本《铁道刑警队》。剧本创作经历两年，送公安部审查又用了整整一年，最后终于由武汉电视台投入拍摄。可谁知《郑州晚报》刊载的一条消息让我大吃一惊，本来三人编剧的名字却只剩下了两个，我的名字不在编剧之列。电视剧已拍摄了三分之一，在我的作用下停拍了。

电视剧下马的消息不胫而走，随之为我带来了一片冷嘲热讽，以及很多双蔑视我的眼睛。

有人说，王仲刚写个公文还可以。因为那时我已经被人们誉为郑州铁路局公安处的大笔杆子了。我起草的文件、简报、通报送上去，只要看到拟稿人是“王仲刚”三个字，各级领导都会签发。于是人们说我写写公文还行，怎么可能能写电影、写电视剧？那应当是作家干的事，初中文化水平的人还想癞蛤蟆吃天鹅肉！

我感觉到人们背后那鄙视我的目光，后背凉飕飕的。

可我这个人偏偏好较真。你说我不行，我偏要行。于是，又经过两年的钻研，我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风流警察亡命匪》，投稿给珠江电影制片厂，被珠影文学部看中投拍。拍摄地在深圳和郑州，历时半年多，自1989年5月25日起，在全国各电影院上映。

一个业余作者能创作出电影，立即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郑州晚报以《风流警察王仲刚，一手拿笔一手拿枪》报道了这部电影，当然也报道了我。

我再一次引起单位一些人的关注。你看，我放着刑侦科科长不好好当，却去创作什么电影！名利思想作怪，想出出风头，不务正业。

还有人说，我一天到晚在写电影、电视剧，怎么能当好一个刑侦科长？他心都不在工作上，能破好案吗？

我当刑侦科长这几年，除了1984年，在郑州火车站，指挥并亲自抓获盗窃两支手枪、七十三发子弹的公安部通缉案犯张方，立过一次三等功外，还破获过哪些有影响的案件呢？

是啊！这些人说得不能算不对。

想一想，从1983年被提升为刑侦科副科长以后，我更多的精力是从宏观上组织全局范围内的专项打击行动或战役，由我亲自组织破获的大要案屈指可数，确实没有什么很有名的案件。但是，他们说我天天在写剧本，那完全是用他们的水平衡量我。《风流警察亡命匪》的剧本，从构思到创作成功一共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而且完全用的是业余时间。虽然当时我是副科长，但我斗胆地说，在刑侦科我是顶天立地，常常忙得连近在咫尺的家很多天都没回去过一趟。有一次我累得晕倒在地，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我是梅尼尔综合征，强迫我休息。

现在，我就是长了一身的嘴也说不清楚。况且我又跟谁去说呢？有必要说吗？又能说清楚吗？

也就是这个时候，领导派我率领“5·10”专案组，可想而知，我内心的压力有多大。

我从来就没有带过这么一支松散型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型专案队伍，我更没有破获过这么疑难、重大的案件。这一次又是公安部、铁道部的专案组，代表的是两部的两个局，非同儿戏！“5·10”专案的对手是这几十年来最难对付的、抓了放、放了抓的流窜惯犯。

铁路本来就是流动的城市，侦查铁路上的案件，机会往往稍纵即逝。一个案件发生后，这边一两小时内还没有反应过来，还没有来得及采取果断措施，流窜犯们早已逃之夭夭。况且，“5·10”专案组成立半个多月以来，我真是夜不能寐，因为我怕我攻不下这个碉堡，那时人们更有话说了，你看我说他不行吧！“5·10”专案组还不是和过去那些打流的专案组一样，雷声大，雨点小，不了了之了吗？

在这样的舆论交织下，我的电影处女作在郑州公映了，同时送走了第一批赴东北的追捕组……连日来，我不是把头埋在材料堆里分析口供，就是和我的战友们分成几个小组，去专攻那几个没有开口的流窜犯，再就是向上级汇报听取指示，研究再派出几个追捕组出去追捕的问题。

从不敢懈怠！

虽然我很想在电影院里看看自己的作品，但是我确实没有那个时间，同时压力太大我也没有那个心情。

这一天，我的专案组成员，实际上是担任秘书一角的，孟庆志悄悄跟我说：“走！科长，我请你去看你写的电影。”孟庆志是负责情报资料工作的，只要抓来一名流窜犯，或者有个绰号什么的就交给他，由他在全局乃至全国铁路刑事犯罪情报资料库里去查。他人很憨厚，别看平时不说话，但对什么事都心里有杆秤，哪个人怎么样他都看得很准，比我认人认得准。不像我，把什么人都看成好人。而他却时不时地提醒我一些事、一些人。一开始，我并不在意，后来验证了很多事他确实说得很对。此刻，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看什么看？我哪有那个时间！你也不能去！”小孟很委屈，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至今想起这一幕，我都觉得很对不起这位好兄弟，虽然我们都退休了。

审查工作又有了小小的进展，又挖出“盛狗子”“狗蛋”等几名东北流窜犯罪嫌疑人。

6月2日，我派出第二个追捕组，以广州铁路公安分局刑侦大队股级侦查员玉东海为组长，由三名侦查员组成，专赴北京，对常年盘踞在北京西直门地区，专“吃”过往列车的“盛狗子”“狗蛋”“张三”等数人实施缉捕。

6月3日，派出以郑州铁路公安局刑侦科干事级侦查员冯杰为组长、韩庆华为副组长的第三追捕组，拉锯式对河南、湖北境内各地有可能潜伏东北流窜犯的有关地区实施侦查、缉捕。

第一追捕组赶到北京的时候，在京耽误了十多天。

陈宁队长向我汇报这一情况后，我十分着急，不分青红皂白把陈宁训了一顿。我说，从北京火车站到位于木樨地的铁道部才多远？充其量也就十公里!你们的胆子就那么小吗？北京的老百姓就不上街了？怕死还当警察？

陈宁一再向我解释，现在街上紧得很，到处戒严，弄不好挨枪子。

我说：“我不管，你必须马上到铁道部公安局，去把介绍信换了，然后立即往东北出发。”

陈宁拗不过我，终于来到了铁道部公安局。五处的李升龙处长正在接我的电话，同时我电话里听见他正在和刚进门的陈宁打招呼。

换完铁道部公安局开往东北各地方公安机关的介绍信，陈宁在电话里向我请示：“王科长，还是走不了，这几天往东北的火车都停了。怎么办？”

我又上火了：“怎么办？想办法也得办！直接往东北走不了，从徐州给我绕过去！不能贻误战机！”

陈宁追捕组奉命改道徐州奔赴东北。

按照两部的部署，郑州“5·10”专案组属于北方战场，与此相呼应的是上海“5·10”专案组。在我们郑州专案组向东北各地和内地派出追捕组的同时，上海“5·10”专案组的追捕组也分赴东北、江南等地对东北流窜犯实施查堵、追捕。

南北两个特别专案组，在共和国纵横十余万公里的铁道线上，拉开了一幅气势磅礴的大追捕画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年的历史上，八十多年的中国铁路史上，何曾有过如此惊涛拍岸的大追捕场面？如果说，“3·20”案件给中国铁路公安烙上了一个奇耻的印记，那么，“5·10”专案组一定会给中国铁路公安雪耻振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