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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内外交困（第2页）

我刚刚点上的一支烟，被我没几口就抽得差不多了。这时，一支烟递到我面前。我扭头一看，是孟庆志，与我整天形影不离的情报员兼秘书小孟走过来。他还是那张木瓜般的脸，黑黑的，不爱笑。但是，此刻那表情却让我感到很温暖。我接过烟，他为我点上火，劝道：“别生气，跟这样的人犯不着，人各有志。”我连抽了几口烟，没有说话。就在这时，

远处传来大嗓门的吆喝声：“仲刚呢？王科长在不在？”

我急忙站起身，走向门外，走出院门，只听声音我就知道谁来了。

果然，审查站所长薛跃勇一晃一晃地走过来。

薛所长身形比较胖，一身横肉，加上个子高，所以走路一晃一晃的。

1971年，那时全国的公检法机关被砸烂，老的公安干部都成了黑公安、臭警察，很多老同志含泪离开了公安队伍，宁愿加入光荣的工人阶级队伍，一身油腻也比穿这身老虎皮（警服）强。检察院、法院都被撤销了，其职能被合并到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则被军事管制。因此上级领导决定，为了公安队伍的成分，从复员退伍军人里选一部分来干公安，同时，从农民子弟中选一部分回乡知识青年，补充到公安队伍里来。

我和薛跃勇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从农民摇身一变成了民警。

我从我的家乡河南省固始县洪埠公社代（大）店大队，薛跃勇从他的家乡河南省兰考县，在同一天聚集到郑州，都穿着农民特有的，也是那个年代特有的撅屁股小棉袄，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郑州铁路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报到。那时，我们每天早上穿着农民的衣服接受军训，围绕二七纪念塔跑步，嘴里不时喊着：“一、二、三、四！”

这支一百多人的队伍，引来了郑州市民的围观。听到他们的议论：“这些犯人怎么都这么年轻？”

兰考县比我的家乡固始更穷，分到乘警队当乘警的同志，看到旅客在餐车上买的饭没有吃完丢在那里，三口两口就扒拉进肚。有人说薛跃勇就干过这种想想都有些丢人的事。

十多年后，薛跃勇走上领导岗位，我们的交情一直很好。

他为人厚重，快人快语，风趣幽默，讲义气，爱喝白酒。

看见我迎出门来，平时不开玩笑、不说话的薛跃勇，这时脸上少有的严肃：“仲刚，你的队伍怎么带的？”

我很诧异，我不知道队伍里发生了什么问题。

我问：“薛所长，怎么了？”

薛跃勇一脸严肃：“我昨天晚上抓了个小偷。”

我一听释然了：“抓个小偷，和我的队伍有什么关系？”

薛跃勇依然严肃：“我抓的小偷，就是你们的侦查员！”

一听这话，我的脸都变了。怎么，我的侦查员竟然偷东西？！

我的脸也变得很严肃：“怎么回事？谁干的？”

薛所长说：“昨天晚上都快半夜了，我在查岗，结果闻到有汽油味，仔细一看，有人正在从我所里的汽车里抽油。我走上去，给那小子屁股一脚，最后一看，你猜是谁？”

我问：“是谁？”

“冯杰！”

我诧异地说：“冯杰，冯杰去偷油？”

薛所长的口气沉重下来：“仲刚，我们都是认识快二十年的老伙计了，你来领这个‘5·10’专案组，我能不支持你吗？这个小院子虽然差，可是我把全部房子腾给了你。你跟我说你们的侦查员没地方吃饭，我安排大家和我们审查站的民警一起吃，收一样的钱，享受和我们审查站一样的待遇。你所有的办公用品，我卡过你吗？几乎有求必应，要什么给什么，包括拖把、扫帚。”

我说：“老伙计，别说了，如果不是你在这里当所长，我这个专案组更难过。”

薛所长接着说：“那你摩托车没有油，怎么就不和我说一声？”

此刻我很动情：“老伙计，这一段时间我用了你好几次汽车，你出车出人，包括汽油。我这辆摩托车一个季度才给三十升油，可是我不能什么事都找你呀！”

薛所长说：“如果你和哥玩虚的，咱们今后就别来往。”说这话时他真的有些生气。

我的眼睛有些湿润。

这时冯杰笑眯眯地走进来，手里拿着几张汽油票，朝我摇了摇：“刚才薛所长把我叫去，给我三十升油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