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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内外交困（第4页）

我敬的这个礼几乎是转了三百六十度，面向每一个同志。

好一会儿，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我连声说：“谢谢，谢谢!”

我重新坐下。

我说：“同志们，我们都是长年战斗在打击刑事犯罪的第一线，我们面对的是黑白两道，面对的是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他们为了自己的私欲，变着手法去作案，去偷去抢去杀人。我当民警快二十年了，无数次面对各种各样的受害人，每当我看到那些因为丢了钱而痛不欲生的老农民，他身上带着那仅有的一点钱，也可能是他的救命钱，是他辛辛苦苦劳动的汗水钱，是他给亲人看病的钱，是孩子上学的钱，是做生意的本钱，这些钱没有了，就等于要了他的命。有的一病不起，有的神经错乱，有的跳车自杀。还有的，甚至被犯罪分子推下疾驰的列车，当他的亲人们扑在他尸体上哭天抢地时，我的心都碎了。我常常会为自己没有尽到一个当警察的责任而愧疚不已，没有把这些万恶的犯罪分子送上法庭、送上断头台而愧疚不已。”

我确实有些激动，不得不停下来，给自己点燃了一支烟。

我接着说：“当前，铁路治安已经到了非常混乱的程度，老百姓不敢坐火车，那还要这火车干什么，还要我们这些铁路警察干什么？可是现在连警察的安全都没有保障了，多次发生犯罪分子拿着刺刀对着乘警，甚至绑架乘警抢走枪支。同志们啊！连警察的安全都没有了，哪还有老百姓的安全？这次两部费了这么大的劲把我们抽来，组成这支专案队伍。我们没有退路！我们身后的战友在看着我们！人民群众在看着我们！各级领导在看着我们！我们必须成功！我们没有退路！我们绝不能让人家说我们是只会吃干饭的饭桶。因为我们的名字叫‘5·10’！这是时代的呼唤，这是人民的选择！”

又一阵热烈的掌声。

我接着说：“同志们，关起门来，我还想和大家说一句不该说的话。那些东北流窜犯现在不可一世，根本不把我们铁路警察放在眼里，还竟然用我们乘警的手铐把正在执行公务的民警铐在茶几下面，还抢走了枪支，把弹匣卸下来扔出窗外，最后用燃烧的烟头烧被铐民警的背部。这完全是调戏！完全是侮辱！退一万步讲，我们没法保证老百姓的安全，因为我们已经窝囊到连我们自己的安全都没有保障。我们的敌人如此地蔑视这个政权，蔑视我们这支拥有七万多人的铁路警察队伍。如果我们连这个案子都破不了，我们有什么脸面去面对江东父老？我们还有什么脸面去穿这身警服？最后，到那天真的破不了这个案子，我们都该脱下这身老虎皮……”

忘了是谁接了一句：“解甲归田！”

我说：“那我们只能解甲归田！”

会议结束后，我独自坐在指挥部那把窄小的折叠椅上，两三个小时连姿势都不曾变过。孟庆志进来叫我吃饭，被我抢白了一顿。后来，他们又叫我去吃饭我也没应。

我在想，前一阶段各项工作有了一些进展，但是，追捕工作成效却不明显，没有完成预定的目标。派出的三个追捕组，只有第一追捕组取得了成效，而专赴北京的第二追捕组以及专门在河南、湖北两省实施缉捕任务的第三追捕组都没有取得任何战果。

从前一个月的情况看，东北四个省区南下流窜犯罪分子那么多，涉及的面那么大，而我们用极少的兵力在三省一区进行大面积撒网、抓捕，网大眼也大，成效甚微。

茫茫东北，何处找寻突破口？

我又继续翻阅着审查组送来的卷宗，以及各方面汇总来的情报，眉头忽而舒展，忽而紧锁。

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白城、齐齐哈尔，这几个字眼不断在眼前跳动，划过。

突然，我产生了灵感，就像我的文学创作一样。

下一步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在流窜分子比较集中的地区打一场歼灭战。首先，要集中搜捕一批有重大案在身、民愤大的流窜分子、亡命车匪，以震慑大多数流窜分子。然后，再全面扫**，从根本上打垮东北流窜犯。

我立即向铁道部公安局起草专题报告：“5·10”郑州专案组下一步抓捕工作的作战计划：兵发白城，兼顾开辟江南战场，重点捕捉曹猴子、赵喜贵、钱振民……

报告立即通过传真电报上递铁道部公安局，邹景华副局长立即批示同意，并要求全力以赴抓好落实。

可就在这时，铁道部公安局通知我到上海参加“5·10”专案会议。会议选在上海开，有现场会的意思。因为我知道，这一个多月，“5·10”综合专案组上海专案组在全国各地，特别在东北地区的追捕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战果，先后捕获了数十名作恶多端的南下流窜犯罪分子。由于他们的动作大，底气足，声势也大，使许多流窜犯如惊弓之鸟，这也给我们的追捕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

上海多牛啊！

上海“5·10”专案组的前线指挥端木宏峪，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处处长，老资格、老侦查、老干探，解放战争时期就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侦查科科长，现在是全国有名的江南名探。

上海市公安局给专案组提供了优厚的条件：一是人员从各个分局抽最好的，而且数量足，光本市就抽了好几十人；二是经费充足，一下子拨了好几十万；三是交通工具确保专案要求，一下子调了三辆车。人家走哪儿都财大气粗，又是来自大上海的，有关地方格外重视。

而且，上海“5·10”专案组的宣传舆论工作做得好。他们每抓一人，每打一个胜仗，香港《大公报》、上海《文汇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媒体，各大报刊、广播、电视都大力宣扬报道。

老实说，参加上海会议那种感受、那种滋味，叫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在公安部五局、铁道部公安局组织召开的这次上海打击东北流窜犯活动的协作会议上，也就是“5·10”专案的第二次会议上，我感觉我的脸一阵阵发红。

同时成立的两个专案组，上海专案组业绩突出，声名显赫！而由我率领的郑州专案组却……

回到郑州后，我召开了专案组会议，认真总结了一个半月以来的工作，找出存在的问题，学习上海经验，决定调整今后一个阶段的侦查追捕，打散了原来的人员结构，进一步加强东北地区的追捕工作，力争迅速捕获一批案犯，打开局面，尤其要把“3·20”案件作为专案的中心侦破。

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干出成绩来，和上海组比翼齐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