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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批捕（第1页）

第二十五章批捕

“5·10”专案进行到这个时候，可以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感到应该对社会、对新闻单位宣布了。

八个多月来，上海“5·10”专案组，他们每抓一个人，每破一起案件，都会对外宣传，翻开报纸，打开电视，包括香港地区的媒体，总是时不时地能看到他们取得的一个又一个成绩。因为这一点，领导多次找我，感到我们工作不力，成绩不突出。铁道部公安局和公安部五局也多次找我，督促工作进展。铁道部公安局的领导说，“3·20”绑架乘警案影响太大了，集中打击东北流窜犯的问题是中央领导下的决心，是两部领导的决心，专案都进行大半年了，我们必须向社会、向媒体有个交代。

于是，我利用一个礼拜的时间，集中专案成立以来的情况进行总结回顾，草拟了一个前八个月的阶段性总结，足足二十多页。

我送给了李进永副局长。

李进永看了以后很激动。他说：“行啊！仲刚，我们的战绩很突出，我们的做法也很有特点。我们不仅破获了震动全国的‘3·20’绑架乘警、抢劫枪支的案件，我们还抓获了一大批像赵喜贵、钱振民、吴殿涛这样的江洋大盗、亡命车匪。”

李进永又说：“仲刚，你辛苦了。”

我接着说：“是领导辛苦了，是局长们领导得好。”

李进永笑了：“仲刚，你不用拍我的马屁，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咱们俩不仅仅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咱们俩应该是知己、是兄弟、是哥们儿。所以这些话你不用对我说，但是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也笑了：“谢谢！说正经的吧，我建议咱们召开个新闻发布会，以郑州铁路公安局的名义，把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电视台、人民铁道报社，以及其他从中央到河南地方的媒体全都请来。”

李进永点点头：“我看可以。这样，你现在就开始筹备，我向领导汇报一下。”

1990年1月2日上午，郑州铁路公安局一楼会议室。

主席台上方的大红横标是“郑州铁路公安局‘5·10’专案新闻发布会”，黄色的字体格外夺目。

会议室不太大，说是主席台，实际上指的是领导们坐的那一边，横幅就挂在领导身后，屋里挤满了各家新闻单位的记者。

出席这次新闻发布会的有：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日报社、工人日报社、农民日报社、人民公安报社、河南日报社、河南电视台、工人月报社、河南省新闻中心、河南法制报社、郑州晚报社、郑州广播电视新闻中心、人民铁道报社、中原铁道报社等十八家新闻单位的二十多名记者和负责人。顺便说一句，那时候还没有网络，没有新媒体。

九时整，郑州铁路公安局副局长、“5·10”专案组两任组长李学安、李进永，副局长李清源，政治部副主任杨志诚，鱼贯进入会场，在长条会议桌前就座。

虽然我是“5·10”专案的前线指挥，但是我只是郑州铁路公安局刑侦科副科长，官职太卑微，因此，我找了个角落坐下来。

李进永副局长代表“5·10”专案组发表新闻讲话：

各位记者同志：

今天请大家来，主要是通报最近破获的曾经轰动全国的去年3月20日绑架乘警、抢劫枪支特大暴力性案件，围剿东北籍流窜犯的情况。

1988年以来，一批号称“南下铁道袭击队”“南下支队”的东北籍流窜犯，手持尖刀、匕首、枪支等凶器，结成帮伙，在京广、陇海、浙赣、石太等铁路干线的列车上，大肆盗窃、洗劫旅客钱财，杀伤旅客，甚至公然绑架、杀伤正在执行公务制止其犯罪活动的列车乘警，抢劫公安人员枪支，犯罪气焰极其嚣张。为此，《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和记者综述，要求严厉打击破坏铁路的犯罪分子。人民群众强烈呼吁整顿铁路治安，打击盗窃抢劫的作案分子，让旅客坐火车有个安全感。公安部和铁道部于去年5月在郑州召开专门会议，研究打击对策，决定抽调七个铁路公安局，具有丰富侦查经验的人员，组成郑州“5·10”专案组，专司打击。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现已抓获东北流窜惯犯四十九名，破获案件七十五起，其中重大、特大案件四十一起，缴获赃款二十三万五千元，用赃款购买的金项链、金手链六条，金耳环两对，金戒指十四枚，电视机五台，手表七块，密码箱三个，住宅一套，汽车两辆，作案凶器卡簧刀、电工刀八把，高压气枪一支，子弹七十三发，冒充警察作案的警服一套。江洋大盗赵喜贵，从九岁开始盗窃，在全国范围内流窜作案，除了飞机不偷，只要有人的地方都偷。从他家里一次就缴获赃款十四万多元，他用盗窃来的赃款购买带有盥洗室的住宅一套、小轿车两辆。飞车大盗钱振民，一次在株洲被抓获后，从七楼跳楼逃跑。在侦破此案的过程中，“5·10”专案组同志克服重重困难，奋力攻坚，与罪犯斗智斗勇，舍生忘死，连续作战，表现出人民公安战士英勇顽强、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狠狠打击了东北流窜犯在旅客列车上为非作歹、为所欲为的嚣张气焰，为稳定京广、陇海、京沪、浙赣、石太等铁路干线的治安，为保证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即将开始的今年的春运安全奠定了良好基础。目前，我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追捕逃犯，会同检法部门抓紧审理，力争尽快从严惩处，为人民除害。

谢谢各位。

闪光灯频频闪动，照相机快门“咔嚓”“咔嚓”响个不停。

与会的记者被强烈地震撼了。

李进永讲完之后，记者们开始提问，他们从不同角度挖掘，提出问题，了解细节。

“赵喜贵是哪里人？他都做过哪些大案？”

“钱振民怎么能从七楼跳下来，而且又逃跑了？”

“这些东北流窜犯都关押在哪里？”

“当前，铁路上的流窜犯那么突出，旅客都不敢坐火车，铁路公安机关是怎么打击和防范的？”

“铁路流窜犯那么突出，与铁路内部有没有勾结？”

“‘3·20’绑架乘警、抢劫枪支案件的细节可以透露吗？民警手里有枪，为什么不开枪？”

……

大家都知道，记者的问题是深入的、细致的、尖锐的，坐在前面的几位领导一会儿就招架不住了。因为很多细节和问题他们并不掌握。

“你们哪个同志了解案情？请他来回答我们的问题。”记者们说。

几个局领导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低声商量着：“叫王仲刚回答吧。”

李进永副局长回过头在人堆里找到了我。他对我说：“仲刚，你更了解情况，你回答记者们的问题吧。”

我认真回答记者们的每一个问题，向他们介绍几个主犯的不同特点，描述抓捕他们的精彩经过，以及斗智斗勇的细节。

记者们听得很入神，觉得很过瘾，问着问着，他们就把我包围了起来。话筒从不同角度伸向了我，有的摄像记者干脆站在凳子上录制我回答的细节。

我当时就感觉不妥，但这个时候已经收不住了。我一个小小的副科长，成了主角，代替了局领导，领导们坐在那里喝水。当时也就这么一点儿感觉不太好，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