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在《吕氏春秋》成书以前,虽然已有诸子百家的许多著作问世,并流传天下,但是像吕不韦那样有组织、有计划、集体编写文章的却是第一次。而且,在现存的先秦诸多著作中,像《吕氏春秋》这样的体裁也是独一无二的。在这个意义上,《吕氏春秋》的编纂和问世,实在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大创举。
《吕氏春秋》全书分“十二纪”“八览”“六论”三个部分。由于是有计划有组织地编写,所以在形式上十分整齐。
“十二纪”以“孟春”“仲春”“季春”“孟夏”“仲夏”“季夏”“孟秋”“仲秋”“季秋”“孟冬”“仲冬”“季冬”十二个季节为“纪”,每一“纪”有五篇文章,共计六十篇。
“八览”是“有始览”“孝行览”“慎大览”“先识览”“审分览”“审应览”“离俗览”“恃君览”,每“览”有八篇文章,共计六十四篇。
“六论”为“开春论”“慎行论”“贵直论”“不苟论”“似顺论”“士容论”,每“论”有六篇文章,共计三十六篇。
另外还有一篇“序意”(即序言)。这样,全书一共有161篇文章。
后来,《吕氏春秋》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遗失和错位现象。现存《吕氏春秋》中的“有始览”只有七篇文章,“序意”也残缺不全。
2。集百家之长的杂家之言
在整齐的篇章形式下,《吕氏春秋》包容了相当繁杂的内容。汉代历史学家班固说它是“兼儒墨,合名法”,清代有一位学者汪中认为它是先秦“诸子之说兼而有之”。的确,参加编写《吕氏春秋》的学者来自各方,带来了各种不同学派的观点。但是,仔细分析《吕氏春秋》的内容,可以看到它还是有自己鲜明的思想倾向的。它并不是机械地照搬儒家、道家、法家、农家、兵家与阴阳家等原有观点,而是按照当时的政治需要有所选择和扬弃。
《吕氏春秋》首先对法家的一些有用观点作了肯定。法家提倡求实,“法后王”即注重当前现实,反对空谈“法先王”,效法先王。在《吕氏春秋》中,《离谓》《当务》《察今》《不二》等篇都阐发了这些观点。
法家主张法令划一,君主必须控制权柄和谙熟权术。《吕氏春秋》中的《有度》《慎势》《具备》《任数》《勿躬》《知度》等篇就专门谈到了以法治国及人君面南之术。
但《吕氏春秋》在主张法治以外,又倡导加强礼义教化,“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功,不罚而邪止”。为此,《吕氏春秋》十分赞同“君臣议”。它举了两桩史实说明这一道理。其一是:春秋时代晋国的贵族智伯被赵襄子所害,晋国的一部分也被赵国瓜分。智伯的一个臣子豫让决心为智伯报仇。他把自己的胡子眉毛全剃光,全身涂黑,又弄得断肢残手,穿上破烂衣服,回到家中向妻子行乞。他的妻子见来人模样像讨饭的,可开口说话的声音却像自己的丈夫,十分生疑。见此,豫让离开后又吃木炭,把嗓子搞坏,让妻子也分辨不出他的声音。伪装成功后,豫让准备去暗杀赵襄子。这时,豫让的一个好朋友见他如此残害自己,就问他:“你怎么想出这样的主意?”
豫让说:“我要替智伯报仇。”
这位朋友批评他说:“可是,你这样做简直是白受罪,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你的精神固然可嘉,却极不明智!以你的才能去投奔赵襄子,赵襄子必定会重用你。到那时,你再想办法杀死他,不是方便得多吗?”
豫让却反驳说:“此言差矣!照你说的去做,简直是出卖新朋友报答旧朋友。为旧君而害新主,违背君臣之义,还有比这种事更严重的吗?这和我报仇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我之所以要为智伯报仇,正是为了维护和发扬君臣之义,而不是要走什么捷径。”
《吕氏春秋》用来说明“君臣之义”的另一个故事是:春秋时莒国的柱厉叔是莒骜公的大臣。柱厉叔发现莒骜公并不怎么信任自己,就知趣地辞官而去。然而有一天,有消息说莒骜公被敌人围困,十分危急。柱厉叔立即向友人告别,准备去莒骜公处与其同死。有人劝他说:“当初,因为莒骜公不信任你,你才离开。现在你却要去与他同死,这岂不是对你信任和不信任都没有区别了吗?”
柱厉叔却严厉地驳斥说:“不是!以前,因为他不信任我,我才离开他。现在他有难,我若不去,那就恰恰证明他当初不信任我是对的。我就是要在这个时刻去与他共患难,用这种行为警示那些不能识别忠臣的君主,让他们内疚、自责。这样,后世的忠臣就不会像我一样被误解。忠臣不为君主所误解,那么,君王的地位就会永远稳固了。”
从这两个故事中,我们不难发现《吕氏春秋》维护君臣之义的目的。
《吕氏春秋》对道家和“无为而治”思想也作了发展和运用。它认为,君主只要在用人上下功夫,别的事就似“无为”,“贤主劳于人,而佚于治事”(《季冬纪·士节》)。
《吕氏春秋》还有许多墨家的观点,宣扬“尚贤”“非攻”“节葬”
等思想。
3。杂家的意义
身为秦国丞相的吕不韦,以杂家的形象出现,说明他已经认识到单纯地用某一家一派的观点来治理国家是有缺陷的,而秦国只用法家的主张进行统治也是不行的。所以,他提出兼采各家,尤其倡导融会儒、法壁画图
两家的政治策略,以有利于统治和管理。《吕氏春秋》其实是吕不韦的一个施政纲领。
然而可惜的是,《吕氏春秋》问世没多久,就被秦始皇“打入冷宫”。秦国依然沿着峻法治国的道路走,使秦国的统一犹如昙花一现。郭沫若曾在其《十批判书》中指出:“假如沿着吕不韦的路线走下去,秦国依然是要统一中国的,而且统一了之后断不会仅仅十五年便迅速地彻底崩溃。”
这虽属推测,但从汉代统治思想的变化及效果看,此话是有道理的。
点评
吕不韦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走到宰相的政治地位,并在思想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商人。因为是商人出身,又以政治投机起家,所以后人对吕不韦多有诟病。然而,从吕不韦为相之道和他的《吕氏春秋》看,或许他的商人出身正是他在政治思想上有所建树的原因。
商人奔波于天下,见多识广,能够和社会上的各种人、事打交道,因而能够包容百家,极少有狭隘的门户之见。以这样的人格素质来治理国家,才能使天下走向和谐繁荣。今人所需清除的,反而是那些传统社会对商人的偏见。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经提出一种“哲学王”的主张,认为哲学家来当王是理想社会的模式之一。其实,从人类的终极价值层面说,“商人王”似乎才是最理想的。当然,能够为王的商人,绝不是那些“小商人”,而只能是“大商人”,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商人。
嬴政独治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