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江边茶馆
星期日下午三点,江边老茶馆。
茶馆是木结构的二层小楼,临江而建,有些年头了。木板踩上去吱呀作响,栏杆上的红漆斑斑驳驳,透着岁月的沧桑。但生意很好,尤其星期天,几乎坐满了人——喝茶的,下棋的,听收音机的,闲聊的,构成了1979年春天最普通的市井画面。
林晚和陈熠在二楼靠窗的位置坐下。从这个角度,能看到江面,能看到对岸的工厂烟囱,能看到江上往来的船只。阳光很好,照在江面上,波光粼粼。
周文彬准时来了。他今天没穿军装,穿了一身普通的灰色中山装,手里提着一个旧的牛皮公文包。走路时背有些佝偻,但眼神很清明。
“周主任。”林晚站起来。
“坐,坐。”周文彬摆摆手,在对面坐下。陈熠给他倒了杯茶,他没急着喝,而是看着陈熠,看了很久。
“小陈,你的手怎么样了?”他问。
“好多了,谢谢周主任关心。”陈熠说,“秦主任的方案很有效,疼痛减轻了,功能也在慢慢恢复。”
“那就好。”周文彬点头,“秦主任是国内顶尖的专家,他说有希望,就一定有希望。你要有信心,也要有耐心。神经恢复是个慢功夫,急不得。”
“我明白。”
茶上来了,是普通的茉莉花茶,香气在空气中弥漫。三人沉默地喝了一会儿茶,谁都没先开口。窗外的江面上,一艘货轮拉响汽笛,声音悠长。
最后还是周文彬先开口:“我明天一早的火车。这一去,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也许一年,也许两年,也许……就不回来了。”
他说得很平静,但话里的意思很重。喀喇昆仑,海拔五千米,高寒缺氧,医疗条件差,一个五十多岁的人去那里,说是“发配”也不为过。能不能活着回来,真是个未知数。
“周主任,您一定要保重身体。”林晚说,“边疆条件艰苦,您年纪也不小了……”
“我年纪是不小了,但身体还行。”周文彬笑了笑,“在农场那几年,什么苦没吃过。喀喇昆仑再苦,能苦过农场?而且,那里缺医生,缺好医生。我去了,能救很多人。这比在城市里混日子,有意义得多。”
这话是真心的。林晚从他眼里看到了释然,看到了平静,也看到了一种近乎神圣的使命感——用余生赎罪,用医术救人,死在救人的路上,也是一种圆满。
“这个,给你。”周文彬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很厚,鼓鼓囊囊的。
林晚接过,打开。里面是几本笔记本,一些信件,几张照片,还有几个小纸包。她拿起一本笔记本翻开,是母亲的笔迹,但不是她熟悉的那本蓝色笔记本,而是另一本,棕色的,封面上写着“实验记录,1960-1961”。
“这是你母亲早期的实验记录。”周文彬说,“从立项到小试,到中试,到临床前研究,全部过程都有。里面有很多原始数据,很多细节,是你那本笔记本里没有的。”
林晚一页页翻看。字迹工整,图表清晰,数据详实。从止血粉的配方筛选,到工艺优化,到动物实验,到初步的人体试用……每一个步骤都记录得清清楚楚。这不仅是实验记录,更是一部完整的科研档案。
“这本记录,我一首藏着。”周文彬说,“当年调查组来,我把蓝色那本交上去了,但这本,我偷偷留下了。因为这里面有你母亲的心血,有她的智慧,我不忍心让它被销毁。”
“谢谢您。”林晚的声音有些哽咽。
“还有这些信。”周文彬指着那些信件,“是你母亲在农场时,偷偷寄给我的。一共十二封,从1962年11月,到1963年10月。后来就断了,可能是她转场了,也可能……是信被截了。”
林晚拿起一封信。信封是普通的牛皮纸,邮票是普通的八分邮票,邮戳是模糊的黑龙江某农场。她抽出信纸,是母亲的字迹,很潦草,像是在很差的条件下写的:
“文彬:信收到。我在这里还好,勿念。止血粉的事,我始终相信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你保管好那些资料,将来有用的。晚晚该上学了,拜托你多关照。林若兰,1962。12。3”
又一封:
“文彬:冬天很冷,但还能忍受。听说王振华又升了,心里不是滋味。但相信组织,相信党,总有一天会还我清白。你也要保重,别因为我受影响。林若兰,1963。2。15”
一封信,一封信。文字很克制,很平淡,但字里行间透出的,是坚韧,是信念,是对女儿的牵挂,也是对真相的执着。林晚看着这些信,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十六年,母亲写了十二封信,每一封都在说“我很好,勿念”,每一封都在托付女儿,每一封都在相信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