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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笔与剑（第1页）

第四章笔与剑

在汉密尔顿撰写《农夫一驳就倒》的时候，英国国会宣布马萨诸塞是一个已进入叛乱状态的地区，并且批准国王可以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以恢复马萨诸塞对英国的服从。1775年4月18日，800名英国士兵从波士顿出发打算抓捕塞缪尔·亚当斯（SamuelAdams）和约翰·汉考克（JohnHancock），并且试图收缴“爱国者”们在协和镇储备的大量军需品。在经过莱克星顿的时候，英国士兵遭遇到了一队身着平民服装的被称为“一分钟人”的武装民兵。在紧接着发生的交火中，英国兵击毙了8名民兵，随后又在协和镇击毙了2名民兵。当这支英国军队仓皇撤回波士顿的时候，他们一路上都遭遇到了当地居民在篱笆、墙、栅栏等掩体后的冷枪袭击。在这条血腥的路上，英军的损失达到273人，而“爱国者”的死伤也达到95人。

“莱克星顿的枪声”在四天后传到了纽约，民众要求起义的情绪迅速占领了整个城市。人们在酒馆或者街道上聚集在一起议论时局，而亲英派则大为震惊。亲英派人士托马斯·琼斯法官（JudgeThomasJones）写道，兴高采烈的造反派涌上了街头，城市里“鼓声阵阵，旗帜飘扬，到处都是聚众滋事的黑人、男孩、海员和扒手，他们在呼吁全人类都拿起武器保卫‘被侮辱和损害了的美国的自由和权利’”。[1]被群众声势壮了胆的“自由之子”则拥向了东河的码头，接管了波士顿英国驻军订购的船只，并打开了市政厅的武器库，夺取了超过一千件包括步枪、刺刀、弹药在内的各种武器。[2]

民众的志愿武装力量在一夜之间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了起来，迅速遍布了整个北美殖民地。尽管英国人嘲弄这群衣衫褴褛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民兵是一群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北美殖民者们还是认真地造起反来。当听到马萨诸塞的殖民者已经揭竿而起的时候，身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汉密尔顿就像拿起笔一样，迅速地拿起了枪。尼古拉斯·菲什回忆道：“就在莱克星顿的战斗过去后没有多久，汉密尔顿就立刻加入了主要由纽约的爱国青年所组成的起义军。汉密尔顿以极大的热情参与这支由弗莱明上尉所指挥的军队的训练，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3]作为国王学院青年志愿兵的骨干成员，菲什和特鲁普每天早上上课前，都会在圣保罗礼拜堂旁边的教会墓地里参加军事训练。志愿兵的教官就是爱德华·弗莱明（EdwardFleming），他曾经在一个英国团队服役，娶了德·佩斯特镇的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不过他却非常热心地站在北美殖民者这一边。弗莱明是一个作风硬朗、纪律性很强的人，他也是汉密尔顿内心渴望效仿的对象。汉密尔顿的儿子曾经回忆道，虽然这支草草建立没多久的部队的正式番号是“科西嘉人”，他们却喜欢自称为“橡树之心”。“橡树之心”的小伙子头戴圆形皮帽，帽子上绣着“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每天都精神抖擞地在墓园训练，斗志昂扬地踏步经过一个个墓碑。他们还惹人注目地身着暖和的绿色短上衣做运动，另外，上衣上还配有宣称“上帝和我们的权利”的红色心形图案。

和在对待学业时所表示出的完美主义者般的热情一样，汉密尔顿对这种日复一日的军事训练也充满了热情。特鲁普强调汉密尔顿的心中也有一个“军人梦”，他“坚持不懈地出席训练并且十分渴望进步”。[4]汉密尔顿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开始深入地接受军事教育。靠着他那过人的学习能力，汉密尔顿迅速掌握了步兵操典，阅读了大量的军事战术经典，并在一位退伍的炮兵下士那里学习了基本的炮兵作业和信号知识。在休·诺克斯的眼中，汉密尔顿虽然体格上有些问题，但是，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却有着让人难以捉摸的坚韧，仿佛他正在进行的事情，远远不是简单的步兵训练。

4月24日，超过八千名爱国者在波士顿市政厅门口聚众示威。而当激进分子的行为越发过激的时候，许多心惊胆战的亲英派商人便坐不住了，他们纷纷预订返回英国的船票，打算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次日，一份匿名的传单指控迈尔斯·库珀和其他四位“让人厌恶的绅士”应当为马萨诸塞牺牲的那些爱国者的死负责。这份传单宣称，光烧掉几尊亲英派分子的雕像已经不够解气了，这五位亲英派人士被警告道：“你们带给自己国家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要么你们立即离开这片土地以求活命，要么你们就待在这里吞咽你们酿下的毒果！”这份火药味十足的传单的署名是“300万人”。[5]然而对此威胁充满蔑视的迈尔斯·库珀依然在大学里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5月10日夜晚的一次游行之后，数百名喝得醉醺醺的示威者手持棍棒，在政治言论的蛊惑下，突然袭击了国王学院，打算将迈尔斯·库珀“绳之以法”。赫拉克里斯·马立甘回忆道，库珀是“让人讨厌的亲英派，冲到国王学院的暴民打算在捉住他后将他身上涂满柏油，粘上羽毛，或者让他骑在杆子上游街示众”。[6]一位名叫尼古拉斯·奥格登（NicholasOgden）的国王学院的毕业生，看到暴徒蜂拥至学院，径直冲向库珀的房间，让这位校长从后窗户爬出去逃命。由于汉密尔顿和特鲁普的房间就在库珀的附近，奥格登警告他们俩也赶快离开以免被暴徒误伤。“汉密尔顿立刻冲到库珀博士的公寓门口，站在台阶上，将暴徒们堵在库珀家门外，尽可能拖延时间，以便让库珀可以有足够的时间逃离混乱的现场。”特鲁普后来回忆道。[7]

当人群猛烈地敲打楼门，妄图冲进库珀的屋子的时候，汉密尔顿向面前的这群暴徒发表了一番热情的演讲，他告诉这些吵吵嚷嚷的示威者，他们的这种行为，不但不能证明他们的正当目的，相反却会“让自由的伟大与光荣蒙羞”。[8]有人说，在汉密尔顿演说的时候，耳朵稍微有点聋的库珀博士从二楼的窗户上探出头来，发现汉密尔顿正在楼门口眉飞色舞地演讲，便错误地以为自己的这位学生正在煽动暴徒们捉拿他而不是安抚激动的人们离去，于是便大叫道：“别理他说的话，他疯了。”[9]另一位目击者则说，库珀当时冲那些暴徒叫喊道：“不要相信汉密尔顿说的话，他是个大傻瓜。”[10]不过，更为可信的说法是，库珀校长在接到奥格登报信后，立刻就穿着睡衣逃之夭夭了。

汉密尔顿或许知道自己不可能单枪匹马挡住这伙暴徒，不过他知道自己为库珀赢得了宝贵的几分钟时间，这几分钟时间足够库珀翻过后院的栅栏跑向哈得孙河边。由于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库珀在河边整整流浪了一晚上。第二天，库珀登上了一艘开往英格兰的军舰。在这里，他可以继续安全地发表咒骂北美殖民者的文章了。后来，库珀专门就自己的这段逃亡经历写了一首诗。他在诗中讲述了北美的那群乌合之众——一伙明火执仗的杀人犯——冲进了他的房间：

他们的诅咒声刺耳，

他们的长矛刺穿了睡床，

他们贪婪渴望着同类的鲜血。[11]

对校长大人来说，这段对“嗜血的”暴徒的描写，要比老套地讲述他如何衣冠不整地在深夜从后院逃跑更合心意。从此之后，库珀就再也没有见过汉密尔顿，当英国最终输掉了同北美起义军的战争后，他潸然泪下，痛哭流涕了好久。他禁不住一再抱怨道：“我的生活的一切，都被这场该死的暴乱撕成了碎片。”[12]

在汉密尔顿刚刚到北美所遭遇的所有事件中，他自发地保护迈尔斯·库珀的这段故事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汉密尔顿就是这样，政治上的敌对并不会妨碍他私底下的友情，他总是大度地宽恕对手，而不是狠狠地报复他们。汉密尔顿确实表现出了过人的勇气，在保护库珀的时候，除了可能会遭受到一顿可怕的暴打之外，他在“自由之子”中树立的英雄形象也面临着破碎的风险，他总是非常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根本不考虑后果会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这段插曲显示了汉密尔顿内心深处的复杂心态，一方面，他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另一方面，他又惧怕民众非理性的情绪一旦沸腾会招致严重的后果。甚至是在这场他全力支持的起义中，他也经常会担心革命会让法律秩序**然无存，让北美陷入暴民政治的汪洋大海中。和其他的美国国父一样，汉密尔顿更喜欢英国光荣革命式的社会变革，希望革命发生在法庭和议会的会堂上，由一群头戴假发、身着华服的天才演说家用辩论来完成。美国革命最终能够成功，也正是由于它一直是由一群杰出人物所推动的，而这些人清楚地知道，用来打倒暴政的革命**如果不加以控制，会变质为巨大的破坏性力量。在革命爆发前一年，约翰·亚当斯就曾异常焦虑，他直截了当提出了自己的担心：“如果这群乌合之众从此便公开地蔑视一切权威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13]

对于汉密尔顿和其他的纽约爱国者来说，1775年的春天可以说是一个融汇了骄傲、恐怖、希望和迷茫的季节。当新英格兰代表在5月6日途经一个小镇前往费城的第二次大陆会议的时候，数千名纽约人拥挤到房顶上、楼梯和自家门口向代表们热情欢呼，而教堂的钟声也响彻天空，连绵不绝。由于亲英派人士控制的纽约公会拒绝派出第二次大陆会议的代表，这个组织随即就被人们解散了，人们选出了新的纽约州议会。这个议会委派了一批参加第二次大陆会议的代表，这其中就包括汉密尔顿未来的岳父菲利普·斯凯勒（PhilipSchuyler）和汉密尔顿未来政治上的死对头乔治·克林顿（Gee）。

大陆会议于5月10日在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州政厅（今天的独立宫）召开，虽然武装冲突已经不可避免，但绝大多数与会者仍然期望能够和平解决当前的危机。此时的大陆会议仍然缺乏作为一个完备的政府所需要的必要条件：军队、货币、征税权——尽管这届大陆会议最终以乱七八糟的混乱方式演变成了第一届美利坚合众国的政府。此时的大陆会议最紧迫的一项任务是任命一位军队总司令，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身材高大但却沉默寡言的弗吉尼亚人乔治·华盛顿，他总是一副异常镇静的表情，身着一件上校制服，以表明他曾经参加了法国-印第安战争。一位众议员回忆道，乔治·华盛顿并不是一个“喜欢发表慷慨激昂演说的冒失鬼，相反他总是那么的沉着、镇静而坚定”。[14]6月15日，时年43岁的乔治·华盛顿因为过人的才能和丰富的经验，被任命为大陆军总司令。由于此时的战火主要局限于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各州，即当时的康涅狄格、马萨诸塞、新罕布什尔、罗得岛地区，因此，任命一位东部偏南区域的弗吉尼亚人担任大陆军总司令，表明了这场革命是北美殖民地的一次统一的正义行动，而不是地区性的骚乱。此外，由于弗吉尼亚州拥有北美殖民地五分之一的人口，一方面，弗吉尼亚人当仁不让地认为革命自然应当由他们来领导，另一方面，选择华盛顿担任大陆军的总司令，实质上也是北方诸州为了取悦和拉拢南方各州所采取的手段。

两天后，在波士顿以北的邦克山——或者，实际上是在柏立德山——发生了一场对爱国者来说很难称得上是胜利的战斗。民兵从山上的堡垒中冲了出来，向英国军队发起了一次冲锋，结果有超过400人被杀死或者受伤。然而，无论如何，爱国者们在敌人的枪炮面前表现出了极大的冷静，而英国人则损失了超过一千人，其中还包括数十位军官。约翰·斯塔克上校（elJohnStark）回忆道：“当时战场上真是尸横遍野。”[15]邦克山战斗作为美国革命历史上爱国者同英国军队的第一次正面交锋，打破了英军不败的神话，而且第一次迫使英国人开始考虑，他们究竟需要付出多少生命代价才能镇压殖民地人民的起义。英国人在殖民地人民的非常规战术和毫不遵守绅士之间交战法则的行为中饱受折磨、举步维艰。一位被折磨得快要疯掉的英国士兵抱怨那些美国武装分子“藏在大树后面，瞅准机会就向我们的前哨士兵放冷枪，开完枪后，他们立刻就撤退。这是多么不公平的交战方式啊”！[16]

在邦克山战斗之后，乔治·华盛顿在去往马萨诸塞州的剑桥镇接管他的部队的途中，在纽约逗留了几天。6月25日，华盛顿从霍博肯渡口渡过哈得孙河来到纽约，乘坐着由一队白马拉的马车沿着百老汇大街游行，这支得意扬扬的队伍大摇大摆地经过了国王学院。在那个耀武扬威的夏天下午，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毫不惹人注目地站立在狂热的人群中，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两年内就会成为他现在看到的这位华盛顿将军的最得力助手。此时的华盛顿正在菲利普·斯凯勒少将的陪同下，身着蓝色制服，肩披紫色的绶带，帽子上插着一根羽毛，以一副高贵而庄严的姿态，威风凛凛地经过两边欢呼的人群。

在第二次大陆会议处心积虑劝说加拿大殖民者也加入到北美殖民地的革命行列中的时候，汉密尔顿并没有闲着。在华盛顿被任命为大陆军总司令那天，汉密尔顿在里文顿的《纽约公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攻击在前一年刚刚通过的《魁北克法》（QuebecAct）的文章，他的第二篇相同主题的文章在华盛顿将军访问纽约的三天后也发表了出来。《魁北克法》将魁北克的边界向南延伸到了俄亥俄河，并且宣布保障法裔加拿大天主教徒的宗教信仰自由。对于北美爱国者来说，这部法案可不是什么英国人宽宏大量的产物，相反，它所导致的后果是法国民法和罗马天主教势力径直出现在了渴望获取自由的北美殖民地的睡榻旁。汉密尔顿显然识破了英国人希望把加拿大罗马天主教教会势力拉拢到他们一边来一同镇压北美革命的险恶用心。“这部法律是彻头彻尾的阴险黑暗的法律，它构成了系统性谋求将绝对的强权横加于北美的计划的一部分”。[17]虽然汉密尔顿像自己那位胡格诺教徒的外祖父一样惧怕天主教教廷的势力，然而在整个革命的过程中，他思想的主旋律却完全超越了教派隔阂：最好的政府应当是对宗教宽容的政府，而不是刻意赞助某一个特定教派的政府。

7月5日，第二届大陆会议签署了《橄榄枝请愿书》（OliveBraion），最后一次向英国政府表达了善意，希望能够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与英国的对立，避免进入更严重的敌对状态。这份文件再一次向国王效忠，并且机智地将矛头指向国王陛下的那些“狡猾而残忍”的大臣们[18]。傲慢的英王乔治三世并没有屈尊答复殖民地的这封信，他的冷淡让大陆会议失望之极，并且开始着手加强战备了。8月23日，国王颁布了一道敕令，宣布他的北美臣民们开始“公然作乱”。[19]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发誓要彻底让它的那些不听话的海外殖民者臣服。

巧合的是，就在8月23日当天晚上，汉密尔顿也第一次尝到了英国军队的厉害。所有人都知道，四面环水的曼哈顿，如果没有海军协防，在英国舰队面前将不堪一击。所以，当英国战舰亚细亚号在那个夏天出现在纽约港湾里的时候，它显然是一件十分有效的威慑工具。纽约州议会同时也很担心位于班特利高点的乔治要塞的安危，这座放有24尊加农炮的要塞有可能被英国人夺了去。汉密尔顿和其他15名国王学院的志愿者一起，参加了将要塞的这些大炮拖到较为安全的考曼区的“自由之竿”附近的冒险行动（学院的传说，后来宣称有两尊被汉密尔顿他们抢救出来的大炮就埋在校园的绿地下面）。抢在亚细亚号派出的一条停泊在岸边的登陆艇向他们猛烈射击之前，汉密尔顿和他的同学们用绳子硬是抢救出了超过十门大炮。随后，亚细亚号便开始用它的舷炮猛烈地向岸上轰击，大炮发出了雷鸣般震耳欲聋的声音，加农炮弹把弗朗西斯酒馆的屋顶炸出了一个大洞，让成千的市民哭着喊着从**爬起来逃到了街上。

“亚细亚号向城市射击。”赫拉克里斯·马立甘写道，“我记得很清楚，汉密尔顿先生当时就在遭受炮击的现场，因为当我在用力地拖一门加农炮的时候，汉密尔顿先生走过来将他的步枪递给我，然后接过了绳子继续拖那门炮。”在汉密尔顿安顿好那门炮后，他跑向马立甘，索要自己的步枪。然而，马立甘裁缝告诉汉密尔顿，他把步枪落在了班特利——一个正好处在亚细亚号火炮射程半径之内的地方。“我告诉他我把枪丢在了那里。”马立甘继续写道，“汉密尔顿先生全然不顾当时仍然持续不断的炮击，返回去寻找那支枪，就仿佛敌人的战舰不在自己身边一样。”[20]

到了秋天的时候，汉密尔顿并没有感到轻松，《纽约公报》的出版商詹姆斯·里文顿在这个时局动**、风雨飘摇的时节，也遇到了麻烦。里文顿是个富有的伦敦书商的儿子，他是一个文雅但却积极的人，总是头戴银色的假发。他于1773年在华尔街创办这份报纸的时候，自豪地宣称自己的报纸将保持政治的中立，发誓将容忍所有的观点。然而，实际上，他一直也没有放弃亲英派的立场。

无论如何，在过去的几年中，亲英派的观点一直占据着里文顿的报纸的绝大篇幅，在批评“自由之子”和它的那些草根工人阶级成员的时候，里文顿从来都会把音调调高几个分贝，并且经常会专门发文批判“自由之子”的领袖亚历山大·麦克道尔和艾萨克·西尔斯（IsaacSears）。在1774年9月的时候，西尔斯给里文顿写了一封措辞异常严厉的信，在信中他写道：“我相信你要么是个无知又无耻的冒牌货，要么就是一个低贱的奴才，愿意为了那些收买了你的恶棍干任何肮脏的勾当。”[21]没多久，《纽约公报》的对头《纽约杂志》刊登了一份冗长的爱国者中的订阅者名单，这些爱国者都曾是《纽约公报》的订户，而他们都因为感觉自己被里文顿背叛，因而取消了订阅。在莱克星顿的枪声和协和镇的战斗打响后，里文顿的安生日子就屈指可数了。曾经撵跑库珀校长的暴徒们这回把目光投向了已经被吓坏了的里文顿。里文顿跑到“鱼狗”号军舰上躲了整整十天，等到他回到自己的印刷厂的时候，他的苦难也并没有结束。1774年的夏天，纽约州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任何帮助敌人的人都应当被解除武装、投入监狱甚至流放。西尔斯就根据这个命令来对付里文顿。

西尔斯的绰号是“街头的纽约之王”，他并非一个平凡的纽约市民。西尔斯是一个富有的船长，他在西印度贸易中积累了不少资产，又在法国-印第安战争中带领一条武装私掠船发了一笔横财。11月19日，西尔斯在康涅狄格组织了一支将近100人的骑兵队，绑架了塞缪尔·西伯里牧师，在将他的这个亲英派战利品拖到纽黑文游街示众前，还恐吓了西伯里牧师的家人。虽然西伯里牧师身陷囹圄，他却拒绝承认自己就是那个因为一系列文章招致汉密尔顿著名的反驳的“威彻斯特农夫”本人。西尔斯的小军队于是向南进发，闪电般袭击了里文顿在曼哈顿的印刷厂，打算让这个“反动堡垒”彻底关门。事后，汉密尔顿给约翰·杰伊写了一封信，用很大篇幅表达了对这种暴行的不满。或许是受到了休·诺克斯的邀请，汉密尔顿很可能是从纽约给千里之外圣·克罗伊岛的《皇家荷属美洲公报》投了一组匿名稿件。这些至今才被发现的文章填补了汉密尔顿早期文集的空白，同时也让人们有机会一窥汉密尔顿在独立战争时期的生活。在一篇有关里文顿的报道中，这位匿名的记者写道：

上周的《纽约公报》的内容使得它的出版人里文顿先生，在11月23日那天出乎人们意料地被75名手持装有刺刀的明火枪的康涅狄格轻骑包围了，他们在中午12点到下午1点之间闯进了里文顿先生的报社，彻底摧毁了所有的字模，使得里文顿先生的报社陷入了完全瘫痪的局面，使得他在五十多岁的时候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顷刻间化为了泡影。惊讶的市民在一旁围观，然而却没有人站出来为这位正在遭受迫害的先生提供哪怕一点点的帮助。《纽约公报》的出版将会因此而中止，直到美国重新建立一个能够控制局面的政府。[22]

尽管这篇报道的作者并没有署名，但是除了汉密尔顿外，还有谁能在纽约向圣·克罗伊岛的报纸投稿呢？根据赫拉克勒斯·马立甘的回忆，在当时的所有旁观者中，只有一个人鼓起勇气为里文顿辩护，这个人就是汉密尔顿。“当里文顿的报社遇到一群武装分子袭击的时候，汉密尔顿先生愤怒地谴责我们这些康涅狄格邻居侵犯了大家的权利（尽管这家出版社被认为是站在亲英派一边的），他一个人冲到了事发现场，呼吁旁观的群众站出来跟他一起阻止那些闯入者掠走《纽约公报》的铅字模。”[23]

就像暴徒们袭击迈尔斯·库珀时一样，发生在里文顿家的事情在汉密尔顿脑海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对群众性暴动的恐惧使得他在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有了非常强烈的反应。在西尔斯的手下劫掠里文顿的报社后的几天，汉密尔顿给约翰·杰伊写了一封信，告诉杰伊在他看来里文顿的报社是危险而有害的，而里文顿本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然而，另一方面，他却认为自己有义务谴责那些无法无天的暴行：

在目前发生的这些骚乱中，群众的情绪正在逐渐向令人担忧的方向发展，很可能走向可怕的极端。群众的这种**确实有利于打倒暴君和压迫；然而另一方面，缺乏足够理性和智识的引导，群众的**就会滑向彻底蔑视一切权威的深渊。目前在知识界已经很少有人能够保持理性了，更不用说那些毫无思想的普通大众。当人心不古之时，普通民众会变得轻率而乐于享受无政府的混乱。[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