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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光荣(第1页)

第八章光荣

在华盛顿和汉密尔顿决裂之后一个月,两个人都表现出了高姿态,向对方致歉,就仿佛他们两个人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3月初,汉密尔顿向华盛顿要了两匹马——一匹他自己用,一匹用来放行李——和华盛顿一道,前往新港和罗尚博将军及其他法国军官一起开会,这是汉密尔顿最后一次担任翻译工作。3月8日,华盛顿、汉密尔顿和他们的法国同行在落日时分骑马检阅了法国舰队,在同一天,汉密尔顿起草了最后一封由华盛顿署名的信件。几天后,华盛顿返回了他那位于新温莎的“沉闷的家中”,而汉密尔顿则义无反顾地前往奥尔巴尼斯凯勒家的官邸去了。[1]美国革命历史上一段精彩纷呈的合作就此落幕。

华盛顿本想在汉密尔顿求他任命一个职位的时候趁机缓和二人的关系,然而很快他就发现事情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汉密尔顿早已经做好了自己是一匹“害群之马”的思想准备。4月中旬,他和艾丽萨在哈得孙河东岸的德·佩斯特定居点的一处砖石结构的荷兰式房子中租了间公寓。别有用心的是,汉密尔顿的对岸,正对着的就是华盛顿在新温莎的司令部。更有甚者,汉密尔顿还租了一条船,这样他就能每天时不时到河对岸去逛逛。[2]一安顿下来,汉密尔顿就给纳撒内尔·格林将军写了一封信,说他正在寻找任何“被幸运之神眷顾的机会,当然,我指的是军队中的机会”。[3]在这段日子里,汉密尔顿在新温莎几乎无处不在。一天晚上,一个来自新英格兰的客人,耶利米·史密斯(JeremiahSmith),发现汉密尔顿正在当地的一家小酒馆里和一群陌生人大聊热带地区的奇闻逸事。“他们之间的对话内容让我吃惊不小……那个看起来主导谈话的人的思辨能力之强让人咋舌。他们讨论的内容是我闻所未闻的,甚至完全超出了我所知道的概念。当这群人散伙之后,我发现原来刚才那位侃侃而谈的人就是我一直非常敬仰的汉密尔顿上校”。[4]

4月27日,这个神奇而固执己见的年轻上校给华盛顿写了一封正式函件,要求在一个即将开赴南方的大陆军先头部队中给自己安排一个职位。为了提醒华盛顿自己当年曾经是一位炮兵上尉,他写道:“我是从第一线开始自己的军旅生涯的,如果我一直在战斗部队服役,公正地讲,我的军阶应当会比现在高很多。”[5]可以想象,华盛顿在给汉密尔顿回信的时候,一定会觉得自己的脸在发烧,汉密尔顿仍然在为自己的军阶而耿耿于怀;而华盛顿则不得不想办法处理这颗烫手的山芋。华盛顿在回信中写道:“你写给我的这封信让我感到非常尴尬。”接下来,华盛顿提及以前每当自己越过那些资历较老的军官而破格提拔年轻的低级军官时,就会引发一系列不愉快的事件。唯恐汉密尔顿误认为自己拒绝对汉密尔顿的任命是因为他们俩之间曾发生过那次不愉快的冲突,华盛顿小心翼翼地写道:“我很担心你会误解我的意思,以为我拒绝你的申请是因为我所说的原因之外的其他原因。”[6]

在等候任命期间,汉密尔顿一点也没有闲着,他利用这段空闲时间开始系统地思考当时各州所面临的严重的财政危机。随着北美纸币体系的崩溃,被逼到绝路上的大陆会议对一位财政部长所带来的中央集权的恐惧让位于现实的需要。实际上,此时大陆会议各个委员会的权力已经逐渐让渡给了各个专业部门的首脑——战争、外交、财政莫不如此——而这正是汉密尔顿当年向詹姆斯·杜安热情建议的模式。约翰·苏利文将军在大陆会议的支持下,提名汉密尔顿担任新的财政部门的负责人,他试探性地向华盛顿询问汉密尔顿是否胜任这项工作。难以置信的,华盛顿一方面坦言自己从来没有和他的这位前副官讨论过有关财政的问题,另一方面却主动说道:“从我对他的了解来看,在他这个年龄,很少有人能够像他那样拥有如此丰富的知识,也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坚持自己的信念,或者比他更为正直和更具有操守。”[7]这便是一个和汉密尔顿朝夕相处整整四年的人对他毫无保留的赞扬。

不过,最终苏利文还是放弃了对汉密尔顿的提名,因为绝大多数议员们认为罗伯特·莫里斯是更适当的人选,他在1781年5月走马上任。莫里斯出生在利物浦,曾经在大陆会议工作过,并且极不情愿地在《独立宣言》上签过自己的名字。他的相貌总是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张大圆脸,圆鼓鼓的肚子,一副靠着精明与个人奋斗而取得成功的商业巨子的模样。莫里斯住在费城的一栋极尽奢华的大宅子里,日常起居都由一群身着制服的管家来照料。据说,他是费城最有钱的人。莫里斯的身份对于这个新的职位来讲其实颇有益处,此时的大陆会议没有对北美各州的征税权,也没有中央银行,爱国者所能依靠的只有私人的信用。和其他任何人相比,莫里斯都更能让人们相信,他自己的私人信用足以保证为大陆军甚至是政府雇用的间谍开支发饷。然而,另一方面,也有人指责他利用自己的政府关系,为自己谋利。

和令人敬畏的莫里斯相比,位卑言轻的汉密尔顿希望能够赢得新任财政部长对自己的能力的认可。在给莫里斯写信之前,汉密尔顿重新复习了一遍有关货币的问题,为此,他让蒂莫西·皮克林上校给自己捎了几本书:大卫·休谟的《政治论》(PoliticalDiscourses),英国牧师与辩论家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Price)的宣传册以及他的那本全能读本,波斯尔思韦特的《贸易与商业通用词典》。1781年4月30日,汉密尔顿给莫里斯写了一封马拉松般的长信——整整有31页——在这封信中,汉密尔顿就如何提高美国的信用提出了一整套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方案,并且主张建立一所国家银行。这封冗长的信有好几页是由艾丽萨代写的(其中包括了她那频繁出现的拼写错误),这很可能是因为汉密尔顿写到手发酸而不得不将笔交给他的妻子。汉密尔顿的开场白仿佛出自一个害羞的小学生之口:“我不敢夸口说我是一个有才干的金融家……而且我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素材以做出精确的计算。”[8]接下来,他话锋一转,开始用旁观者的口气,声称美国需要用一场金融改革来完成革命,“最终实现我们革命的目标不是靠在战场上打多少胜仗,而是要在美国建立金融秩序,即恢复公共信用。”[9]

汉密尔顿预计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会在400万到500万美元,他认为单靠外债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他的方案是成立一所国家银行。为此,汉密尔顿回顾了威尼斯、热那亚、汉堡、荷兰和英格兰的荣耀,指出这些地方的银行起到了增强国家权力,促进私人贸易的作用。他再一次指出,英国强大的真正根源并非一般人所想象的坚船利炮和勇敢善战的英国士兵,相反,这些军事成就都植根于英国政府“巨大的信用……仅凭借此,英国政府就能够威胁我们的独立”。[10]因此,在汉密尔顿看来,美国并不需要在会战中取得对税收负担沉重的英国的一两次决定性的胜利:通过消耗战来逐渐瓦解英国的信用就可以起到相同的效果。爱国者所应当作的是让英国的债权人们对这场战争的结果产生疑问:“如果我们能够在战场上遏制英国人的攻势并让他们陷入疲于防守的境地,这样,我们就能打碎英国人对这场战争的信心,而在过去的几年中,英国当局正是利用这种信心来维持战争的资源的。”[11]对一个在战场上摸爬滚打了四年的年轻人来说,能提出这样成熟而高明的主张无疑是超越了他的实际年龄的,即:美国可以在债券市场而不是在战场上轻松地击败英国人。他一方面欣赏英国的金融机制,另一方面又在为脱离英国谋求独立而战。在信的末尾,汉密尔顿断言,美国应当效仿英国的做法,通过举债来获取力量:“如果举借国债的数目并不过量,那么这笔债务将成为国家的福音,成为我们的联盟的基石。”[12]

显然,汉密尔顿已经为在将来执掌美国的金融系统而做好一切准备了。5月底,莫里斯给汉密尔顿回了一封充满甜言蜜语的信,告诉汉密尔顿,他信中的很多想法与自己不谋而合。大陆会议通过了莫里斯设立北美银行的方案,根据莫里斯的设想,这家商业银行应当在战争后迅速扩展业务,以繁荣商业促进贸易。这次通信开始了一段异常重要的友谊。在未来的几年中,汉密尔顿和莫里斯都将为了使美国的金融市场建立在一个理想高效的基础上这一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汉密尔顿照例对直到1781年2月27日才被最后一个州批准的《邦联条例》大加抨击。在他看来,这个松散的架构不过是一种僵硬的规定而已。邦联没有跨州的司法权,没有具体的执行机构,没有全国性的征税权,没有对北美人民的直接权力,每个个人都仅仅是本州的国民而非邦联的公民。每个州在大陆会议都只有一个投票权,邦联如果想做出什么重大决定,就必须要征得至少9个州同意才可以。因此,《邦联条例》只不过确立了13个小共和政体之间的一种的脆弱的同盟关系而已。汉密尔顿警告说,如果摇摇欲坠的联盟还幻想大陆会议已经有了足够的权力,那么,“在战争这一非常时刻,这种认知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而对于战后巩固各州的联盟也丝毫没有用处”。[13]汉密尔顿因此再次呼吁召开一次特别会议来促成建立一个更加稳固的政府。

13个州应当在未来的某个时候统一为一个国家,这在当时来讲似乎还是遥不可及的。实际上,由于担心加入大陆军的本州士兵丧失对本州的忠诚,各州政府都在明里暗里地抵制诸如长期服役这样的重要军事措施。人们依然将本州当作自己的“祖国”。在当时,那些没有参过军的人离家旅行通常不会超过一天时间。然而,革命本身,尤其是大陆军,实际上已经成为潜在的将各州团结在一起,形成一个美利坚民族的助力。当谈到参战对自己的影响时,约翰·马歇尔的话或许就代表了大多数士兵的想法:“我已经习惯于将美国看作我的祖国而将大陆会议认作是我的政府。”[14]在战争期间,民族团结的情感已经逐渐渗透进了许多美国外交官、行政官员、大陆会议代表以及更多的团结在华盛顿身边的军官的心中。这些人大多都对《邦联条例》的种种缺陷而深感失望,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便成为了鼓吹北美各州应当团结在一个强有力的联盟之下的热心号召者。

在身为华盛顿的大家庭的一员的时候,汉密尔顿发现了自己一生中最为辉煌的理想:建立一个强大的新国家。由于他童年所受的挫折,出生于外国的身份以及笼统的国际化视野,汉密尔顿并没有陷入战前各州内部政治的纠葛之中,这让他成为新的美利坚民族主义的最自然的代言人。在他离开华盛顿的幕僚阵营之后,他立刻就将自己的私人想法变成中肯的报纸社论。1781年7月到8月,汉密尔顿在《纽约信报》(TheNew-YorkPacket)发表了四篇题为“大陆主义者”(Thetalist)的文章,署名为A。B——和那封写给亨利·克林顿爵士的提议用安德烈少校来交换本尼迪克特·阿诺德的信的落款别无二致。

汉密尔顿在《纽约信报》发表的四篇文章反映的正是后来的《联邦党人文集》中所鼓吹的精神。汉密尔顿并没有像当时流行的针砭时弊的文章那样就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发表吹毛求疵的评论,相反,他对当时的整个政治架构做了系统的批判:革命时期动**的社会自然需要与和平时期不同的治理方式,然而,一旦战争结束,新的观念应当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中——要么服从权威,要么陷入无政府状态。“对权力的极端渴望是一切人民革命挥之不去的阴影,很少有哪个经历过革命的社会可以幸免于难。当我们追溯那些直接威胁革命理想的种种乱象的根源时,我们会发现,都是这种对权力的追求在作祟。在当今的一个典型事例就是人们在大陆会议中对权力的追逐”。[15]革命在本质上是抵制过度的政府权力的,然而对权力的蔑视达到一定程度同样是异常危险的,“就像过度的权力会导致专制一样,政府如果毫无权力,那便会导致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这两种情形对人民来说都是巨大的灾难”。[16]

汉密尔顿宣称,除非中央政府的权力得到加强,否则各州就一定会积极攫取更多的权力,并最终让现在的邦联陷入风起云涌的分裂运动,分裂为若干个小型联盟或者干脆爆发内战。他尤其担心那些人口众多的大州会纵容各种分裂势力,并通过向小州施加战争威胁,从商业竞争或者边界纠纷中占便宜。他接着列了一份冗长的清单,指出,大陆会议如果想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就应当逐一按照清单所载事项来加强邦联的权力。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有,邦联应当有权调控贸易,从人民收入和土地中征税,只有邦联政府才有权为了战争目的向国外的那些冲动的债权人举债。在文章的结尾,汉密尔顿热情地赞扬了莫里斯提出的设立国家银行的计划,他认为,这将使得那些“富有的商人和政府的资源联姻”。[17]而这一联盟会巩固现在已经摇摇欲坠的政府。

汉密尔顿后来的全部思想的精髓,实际上在四篇文章中已经被总结出来了。从此之后,尽管经过了不断地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实和完善,他的理论的核心思想也不曾有过变化。弗农·帕灵顿(Vernton)后来评价道:“汉密尔顿的思想成熟甚早,在他还不到25岁的时候,他的政治观点和经济思想的原则看起来就已经完全确立了,自那以后,他从来就没有在是否坚持这些原则的问题上动摇过,更没有发表过任何与这些原则相悖的主张。”[18]让人惊讶的是,当独立战争激战正酣时,汉密尔顿更多考虑的却是如何解决战后的那些问题。

在1781年春夏之交,汉密尔顿从来没有放弃过在华盛顿那里谋得一份军职的努力。与此同时,他仍然固执地拒绝承认自己当初确实顽固不化。5月份,他诚实地告诉华盛顿:“看来我确实不能指望通过苦苦乞求来实现我的目标。”[19]艾丽萨担心如果汉密尔顿真的接受了一个战地指挥官的职位便有可能在战场上丢掉小命,而她的姐姐安杰莉卡却热情地支持汉密尔顿实现自己的野心。当安杰莉卡的老公约翰·巴克·丘奇风闻坊间传言说汉密尔顿有可能获得一项任命的时候,他悄悄地告诉自己的这位妹夫:“某女士迫切地希望能够尽早听到你的好消息,并能够以你为荣。”[20]

7月初,仍然吵吵嚷嚷着索要一个战场职务的汉密尔顿再也坐不住了,他孤注一掷,将一封装有自己当年的委任状的信寄给了华盛顿,无声地威胁道,如果他仍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职位,那他就打算“挂印而去”,就此辞去公职了。然而,华盛顿并没有对这种无礼的冒犯表达一点点轻蔑,相反,他看中的是汉密尔顿过人的才华,他派坦奇·蒂尔曼去安抚汉密尔顿。“今天早上,蒂尔曼以他(华盛顿)的名义来找我,劝我不要辞去公职,并向我保证,华盛顿将军会竭尽所能给我安排一个职务。”汉密尔顿这样告诉艾丽萨,那时艾丽萨已经回到奥尔巴尼和她的家人待在一起,“尽管我知道如果我拒绝这一提议,我的内心会非常开心,然而我的荣誉感让我无法满足我内心的要求。”[21]到了7月31日,汉密尔顿终于如愿以偿实现了自己长期以来的愿望,他收到了一纸令状,任命他担任一个纽约轻步兵团的司令官,同时还任命他在国王学院时的同学尼古拉斯·菲什担任他的副手。此时,美国革命已经接近最**,汉密尔顿心里很清楚,这是华盛顿赐给他的人人都垂涎的一次获取战争英雄桂冠的机会。

如果艾丽萨为汉密尔顿的健康担忧的话,那么汉密尔顿告诉她自己很好无疑是对她的关心的最好回报,尤其是听到艾丽萨在春天快要过去的时候怀上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的时候。而此时,住在奥尔巴尼的纽约殖民者正饱受亲英派分子和印第安人的袭击之苦——在1778年的一次臭名昭著的屠杀中,亲英派残忍地杀害并肢解了32名爱国者。斯凯勒将军在1781年5月写给自己女婿的一封信中哀叹道,奥尔巴尼地区已经成了“一片到处都是残垣断壁,荒无人烟的人间地狱”。[22]斯凯勒本人处于朝不保夕的危险之中。那年春天,斯凯勒发现,英国人在纽约有一个效率非常高的间谍网络,他们正谋划着来一次斩首行动,在他家绑架自己。他急忙掏钱雇了一名奥尔巴尼保镖以备不测。

8月7日,有大约20名亲英派分子和印第安人闯入了斯凯勒的官邸,制服了熟睡中的保镖,从地窖里抢走了一批武器,并包围了斯凯勒家的房子(有一天,安杰莉卡发现她的小儿子正在摆弄一支枪时,便急忙将一些武器放到了地窖里)。斯凯勒退到了楼上的卧室,在那里,他向窗外放了一枪来召唤帮手,这是他预先定好的应急方案。斯凯勒夫人和他们的女儿们都吓坏了——“有的紧紧抱住斯凯勒将军的胳膊,有的则搂住将军的双膝,眼神里充满了极度的恐惧和迷茫”,一位目击者如此这般描述道。将军陷入了自己家人的纠缠之中,[23]突然,女人想起来尚在襁褓中的小女儿凯瑟琳被落在了前门旁边的摇篮里。由于艾丽萨和安杰莉卡此时都有孕在身,他们的妹妹佩吉便急忙跑到楼下去找那个身处险境的婴儿,而此时,袭击者的头目手持一杆步枪,拦住了她的去路。

“你这个婊子给我站住,你的主人躲哪里去了?”他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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