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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普布利乌斯（第1页）

第十三章普布利乌斯

在付出了血与火的代价之后，独立战争终于将美国的13个州统一起来，将它们联合成一个虽然还不稳固但却充满希望的国家。相比之下，制宪会议的结果不尽如人意，它制造了民众对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巨大分歧，让政治观念、社会地位不同的人两极分化。汉密尔顿署名在宪法上的四天后，《每日广告报》让纽约市民第一次看到了宪法的真面目，很多人被震惊了。这部新宪法与议会修改《邦联条例》的初衷指示完全背道而驰：它带来了一个崭新的政府。过去的邦联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烟消云散了。作为曾经坚定的“自由之子”，现担任纽约治安长官的马里纳斯·威利特和克林顿州长的其他属下一样感到震惊，他攻击新宪法为“一个张着血盆大口，带着畸形巨齿，似要吞噬一切的怪物”。[1]

在巨大的骚乱和持续不断的争论中，国家开始分裂成两派。支持新宪法和主导性中央政府的人有点不合逻辑地被称为“联邦党（Federalists）”，要知道这个称呼通常被用来称呼那些支持一个松散的邦联的人；反对新宪法，担心州的权力受到侵蚀的人现在反而被称为“反联邦党（as）”。双方不约而同地抛出了“如果对方获胜，这个国家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噩梦”的言论。联邦党人提到的是分裂、内战、私通外国、拒绝清偿债务以及无情掠夺他人财产；反联邦党人则不无担忧地提到专制主义、君主政体、富人特权以及完全废除州权的建制。双方都以夸张的言辞对战，我们必须清楚其中的关键所在。独立战争关注的是从英国的统治下独立出来，却回避了当时刻不容缓的一个问题：美国应该成为怎样的社会。独立战争预示着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还是维持以往的状态？包含一个主导性的中央政府的新宪法难道不是跟爱国者奋起反抗的英国统治模式很相近吗？简洁、笼统的新宪法可以从多个角度去解释。关于这个政府的未来似乎是只存在于纸面上的幻想，这也给妄想者可乘之机——妄想者思维是所有革命的后遗症——他们开始四处搜索自己不认同的宪法解释。

像弗吉尼亚和纽约这样的大州，对新宪法进行了有计划、有策略的抗议活动，看样子要使宪法得到批准恐怕比登天还难。由于生性多疑的公民往往在街巷酒肆间研讨这份文件，许多人一听就予以全盘否定。制宪会议的严格保密增加了人们的猜疑，认为这是在暗箱操作，帕特里克·亨利就是一例。他抨击说“这是费城的专制”，将新宪章比作“乔治三世的暴政”。[2]引起抗议的宪法条文既有积极进步的（支持颁布《人权法案》，强制轮换总统），也有保守落后的（保护地方政客，奴隶制不受联办政府的干预），应有尽有、层出不穷。关税问题在纽约州显得特别突出，因为关税收入使这里的其他税收变得可有可无。根据新宪法规定，关税征收将成为联邦政府的垄断权力。到1787年秋季，纽约人还在如火如荼地讨论新政。用一家报纸的话来说：“这一季度流行的话题是‘杰克，孩子，你是哪边的呢，联邦党还是反联邦党？’”[3]

这场唇枪舌战开启了美国政治史上造谣中伤的“黄金年代”。这场战争全无礼节可言，也根本没有任何惯例去界定表达不同意见的合法边界在哪里。双方都撰写有明显派别特征的匿名讽刺文章，这类文章往往不注重事实的准确性，一味追求轰动效应。在反对英国时风靡一时的修辞精妙的写手们，这回掉转了枪头指向国内的政敌。

当年仲夏时分，汉密尔顿对州长的猛烈抨击深深刺痛了克林顿的支持者们。他们的愤怒之情终于在9月初被一篇文章引爆了，当时报纸上一篇署名为“拉夫·卡弗（RoughCarver）”的文章戏称克林顿为“反对一切与自己观点相悖的意见，自私自利、呆头呆脑、三心二意的头领”。[4]这篇文章发表之后，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之间爆发了长达数星期的媒体大战。署名“一个共和党人（ARepubli）”的克林顿支持者回应了“拉夫·卡弗”的文章，将矛头指向了汉密尔顿和“贵族派”，说他们妄图“建立一套只对贵族政治理念有利的制度”。[5]随即，一篇以公元2世纪雅典哲学家“雅里斯底德（Aristides）”为署名的文章，站在联邦党人的角度刻画了汉密尔顿光辉的形象，反驳了“一个共和党人”。文章说汉密尔顿是“受纯粹原则驱使的”的伟大的人，是他针对《邦联条例》的危险发出了“庄重、爱国的警示”。[6]

汉密尔顿从不闪避争议，他承认那个夏天的一篇攻击克林顿的匿名文章是他写的。他的这一行为，非但没有化解仇恨，反而让斗争升级了。对汉密尔顿来说，克林顿就是旧的邦联的种种弊端的一个缩影，他谴责说：“一个位高权重之人使出种种可鄙的阴谋诡计，为了保住手中的权力和金钱，不惜以美国的统一、和平以及幸福为代价。”[7]汉密尔顿将自己描述为集各种美德于一身的典范——这种策略在之后对他造成了困扰。他用第三人称描述自己，向对手发出挑战：“若他们恶意编造汉密尔顿先生曾做过任何有失正直和光明的事情（无论是公共行为还是私人行为），他将做出有力的反驳。”[8]

乔治·克林顿在两个层面上回应了汉密尔顿的挑战宣言书。几乎可以肯定署名为“卡托（Cato）”——华盛顿最喜欢的一部戏剧的主角——七篇理由充分的反对宪法的文章作者就是州长本人。“卡托”希望有一个更强势的国会，众议院中有更多的议员，和一个任期只有一届的弱势总统。此外，还有两篇署名“检查员（Ior）”的文章，对汉密尔顿进行了恶毒、憎恨的咒骂。汉密尔顿被描画成傲慢自大的“汤姆·狗屎（TomSh*t）”，并且被称为“杂种”——一个白人和一个具有四分之一白人血统的黑人所生的子女。这是汉密尔顿的政敌第一次用他种族混血的身世攻击他。在独白中，汤姆，这个自命不凡的暴发户、甘愿成为英国人奴才的人说道，“我亲爱的主人，我为您效劳，不辞辛苦……考虑到我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为了您，我离开了原本属于丹麦的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不远万里来到北美，并自称是一个北美人。”汤姆以古雅典将军“福基翁”为署名，撰写文章支持被迫害的那些亲英分子。鉴于这篇文章和当时英国国王的御用媒体所发表的内容口径一致，而被民众大加指责。在严厉斥责了汉密尔顿是一个里通外国的叛国贼之后，作者提到华盛顿是汉密尔顿“纯洁无瑕”的父亲。[9]由此形成一种毫无根据却流传至今的谣言：汉密尔顿是华盛顿的私生子。

“检查员”似乎完全知道汉密尔顿于6月18日在制宪会议上发表的著名演说，但是议程是保密的，不可能有任何内容被直接出版。因此，在下一篇文章里，他编造了一则寓言：一个“哥伦比亚女士”问“汤姆·狗屎”如何管理她的种植园。汤姆回答道，种植园的管理者应该任职终身而不应该四年一个任期。作者总结道：“身份卑微的汤姆已多次用这种手段让自己一夜翻身，他认为这是改变自身命运的最佳途径。”[10]显然，克林顿的支持者认为一举击溃汉密尔顿让其束手就擒的时机已到，他们就他的国外出身、种族身份、私生子地位以及假想中与英国国王的关系等方面极尽嘲讽抨击之能事——在汉密尔顿此后的职业生涯中，这样的攻击形成了一个定式。由于批评者发现很难在智力才识方面打败他，于是他们就实施了人身攻击。

9月末，汉密尔顿字迹潦草地写了一些对宪法的反思性文字，不过没有发表。虽然心中仍存有芥蒂，但他满心希望有产者齐心协力，为了阻止“民主狂热对私有财产造成破坏”。他还认为迫切希望政府归还债务的债权人也会支持宪法。另一方面，他担心失去权力的各州政客和害怕承担新的税负的公民将会抵制宪法。如果宪法未被通过，汉密尔顿预料“邦联将四分五裂，君主专制会出现在分裂出的各个州”或在几个共和主义联邦中产生。如果国家陷入内战，他预测有可能重新回到殖民地状态之下：“由于普遍不喜欢一种混乱的状态，重新与大不列颠修好并非不可能，但也不用太担心（据推测，汉密尔顿的意思是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这种情势下，最合情合理的选择是在这个国家的最高政府设立一个类似英国君主国的子机构。”[11]

在这些担心的驱使之下，汉密尔顿投入了全部身心来捍卫宪法。终其一生，他一直在“可能的世界”里求索，将“存在的世界”而非“希望的世界”作为自己的理想，所以他还经常猛烈地批评拘泥于尽善尽美的教条主义者。律师职业让他轻而易举地从宪法的重要反对者转变为最激烈的支持者，因为这份职业让他知道如何为不完美的客户争取最好的判决。他并非唯一经历此种转变的人：费城所有的代表都本着妥协的精神通过了最终版本的宪法。他们认为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综合各种因素后的最佳方案。杰斐逊在谈及乔治·华盛顿时所说的话也可以用在汉密尔顿身上：“他经常对我说，他认为我们的新宪法是对共和制政府的可行性进行的一场实验。他坚定地认为这一实验将会得到公正的评判，并表示将会不遗余力地支持它。我觉得华盛顿将军对我们的政府是否能够持续下去信心并不是很足。”[12]汉密尔顿同样对未来充满希望，同样执着，当然也同样感到疑惑。

到1787年10月初，汉密尔顿构思了一份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以帮助联邦党人的代表踏入纽约州宪法批准大会：全方位地诠释整部宪法，由若干纽约人写给一个纽约读者看。在此期间，詹姆斯·肯特在奥尔巴尼斯凯勒家中举办的宴会上偶遇汉密尔顿，汉密尔顿正在那里参加纽约州最高法院的秋季会议。当时，菲利普·斯凯勒事无巨细地阐述一个全国性的财政收入制度的必要性，而汉密尔顿则在一边静静地倾听。“汉密尔顿先生似乎对斯凯勒的话有点心不在焉，”肯特回忆，“后来我才知道，他那时完全沉浸在《联邦党人文集》这一不朽杰作的构思之中。”[13]据说汉密尔顿是在跟艾丽萨从奥尔巴尼返回纽约后在哈得孙河的一艘船上写就了《联邦党人文集》这一鸿篇巨制的第一部分的。艾丽萨回忆，当时是逆流而上而非顺流而下，并说汉密尔顿在他们航行的时候想出了这一计划的大体轮廓：“我亲爱的丈夫在北河的一艘船的甲板上写出了《联邦党人文集》中他那部分的大纲。这是在他去奥尔巴尼途中的事，在当时这一航程大约需要花费一个星期的时间。他的时间被公务占满了，不得不在旅行的过程中研究与写作。”[14]无论他是逆流而上还是顺流而下，我们都可以这样去想象：当高高的单桅杆的帆船划过哈得孙高地和悬崖的时候，汉密尔顿记下了他的写作计划。第一篇论文刊登在1787年10月27日的《独立报》（TheIJournal）上。

汉密尔顿负责整部《联邦党人文集》的编撰工作。他构思、罗列参加者名单，亲自写下大部分文章，并负责监督出版。他的第一个合作者是约翰·杰伊，这个高高瘦瘦、几乎谢顶的人，一副忧郁苍白的脸庞，两只凹陷进去的眼睛闪着机警的光芒。尽管在画像中，杰伊像个苦行僧，面容枯槁，但他有时能够展现出智慧的火花。杰伊出身于胡格诺教徒家庭，父亲是一位富商。杰伊曾经是纽约州宪法的主要起草人。与富兰克林和亚当斯一道，他参与了终止独立战争的谈判，长时间担任《邦联条例》设立的外交部长一职。考虑到他那一流的头脑和无可置疑的正直，他是合作这一写作计划的极佳人选。

汉密尔顿和杰伊又邀请了其他三名作者。麦迪逊写道：“此事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向詹姆斯·麦迪逊提议的，问他是否愿意加入他们，杰伊先生则负责将其贯彻落实。威廉·杜尔也被囊括在最初的计划中并写了两篇或者更多的文章，这些文章尽管富有见地但却没有持续下来，也没有成为刊印出来的合集的一部分。”[15]汉密尔顿也有意延揽古维内尔·莫里斯，但后者说“汉密尔顿邀请他协助写《联邦党人文集》，他备感荣幸”，但是他俗务缠身，无法答应。[16]汉密尔顿邀请莫里斯和麦迪逊说明他希望这些匿名文章能够从制宪会议的内部工作成果中汲取营养。他认为，制宪者的意图是至关重要的，尽管不是决定性的。他说，“公正地说，若由宪法创制者来阐释宪法，那么它就能让人充分相信，这种解读与创制者在整理条款时的遣词的意图是一致的”。[17]

每一位作者据其所长各得一个领域，杰伊自然处理涉外关系问题。曾在共和与邦联的历史上有所论述的麦迪逊则负责历史这一领域。作为“弗吉尼亚方案”的作者，他也负责阐释新政府的一般构造。汉密尔顿承担了那些最适宜他的政府部门：行政部门、司法部门和参议院的某些部分。随着事情的进展，他还负责军事和税收问题。

《联邦党人文集》中的文章最初刊登在报纸上。作者不得不用笔名掩盖他们的身份，以免被控泄露制宪会议的秘密。起初，汉密尔顿计划用“纽约公民（ofNewYork）”的名字发表这些作品，但是在来自弗吉尼亚的詹姆斯·麦迪逊加入到这一计划之后，他改变了主意。于是他选择了“普布利乌斯（Publius）”的笔名，这是他在1778年批判塞缪尔·蔡斯战争时期囤积居奇、牟取暴利时使用过的笔名。这是一个极为贴切的选择：普布利乌斯推翻了罗马最后一个国王，奠定了共和政府的基础。汉密尔顿匆匆忙忙地发了一份计划到芒特弗农，但没有指明自己是这份计划书的作者。“对于普布利乌斯剩下的文章，我得感谢你，”华盛顿回应说，“我相信作者对这个话题处理得当。”[18]杰伊写了接下来的四篇，然后由于严重的风湿不得不中途放弃。在最终的统计中，《联邦党人文集》一共有85篇文章，汉密尔顿写了51篇，麦迪逊写了29篇，杰伊只写了5篇。由于汉密尔顿对杰伊的病情始料未及，而且本来期待莫里斯和杜尔也能够加入，所以他怎么也没有料到自己和麦迪逊在三个月的时间里能够写出这么多的文章——总共大约有17。5万字——也没料到《联邦党人文集》中的绝大部分最终会是仅有两个人合作完成的。由于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的合作，纽约市成为争论政府新计划的主要战场。

在数量上，这个写作计划的篇幅远远超出计划。正如负责装订和出版这本书的汉诺威广场的出版商阿奇博尔德·麦克莱恩（ArchibaldM）所指出的那样，他感觉陷入了困境。“当我答应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他向罗伯特·特鲁普发牢骚说，“它只有20篇文章组成，或者最多有25篇。”[19]代替了原来计划好的200页的一卷本，麦克莱恩抱怨说，《联邦党人文集》最后达到了大约600页，不得不做成两卷本。更为严重的是，这个运气不佳的出版商还有几百本卖不出去，他满腹牢骚地说自己在这次整个生意上赚的钱还不到5英镑。对阿奇博尔德·麦克莱恩而言，《联邦党人文集》是一次可怕的失败，是最好忘记的一次不幸的出版冒险。

为了保证匿名的安全性，汉密尔顿早期的文章是通过罗伯特·特鲁普在报纸上发表的。如果汉密尔顿不在城里时，他会把它们交给艾丽萨，可能是由艾丽萨再把它们转交给特鲁普。后来，当“汉密尔顿是《联邦党人文集》的主要作者”在纽约政治圈里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的时候，报纸发行人塞缪尔·劳登（SamuelLoudon）直接到汉密尔顿的办公室里获取最新的版本。许多人都知道，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伊是《联邦党人文集》的三位作者，但是这三个人只向特定的少数人表明了他们的作者身份，主要是在1788年3月第一个装订本出版之后。麦迪逊用密码向杰斐逊提供了相关的名字，而汉密尔顿把成书送给华盛顿的时候说：“我认为你已经知道书的作者……主要是麦迪逊先生和我，杰伊先生也提供了一些帮助”。[20]然而更为敏感的一个问题是到底谁写了那些文章。汉密尔顿和麦迪逊达成了一个约定，只有在经过互相的同意之后他们才可以透露出去，这引起了人们对其中的15篇文章的作者到底是谁进行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学术争论。两人都信守诺言，没有对这个问题透露任何信息。

《联邦党人文集》被赞誉为文学和政治上的杰作。西奥多·罗斯福评价说，在应用政治学方面，“它基本上可以算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本书了。”[21]它的完成则更加令人惊奇，因为它是在难以想象的压力下写成的。第一阶段的宪法批准大会的第一次会议确定在11月底开始，这使得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很少有机会仔细斟酌或做新的研究，他们同意每周发表四篇文章（也就是每人两篇），换句话说，每个人大约间隔三天就要写一篇文章，留给修改的时间少得可怜。这些文章之后会出现在纽约的时家报纸上（纽约当时共有五家报纸）。一直压迫着的交稿日期，意味着作者们不得不依靠早就准备好的构思或是笔记中的那些信息、观点和引文。幸运的是，他们两个人都已经有好几年的写作锻炼。麦迪逊向杰斐逊解释说：“尽管发表的文章是连贯一致的，但作者并不是对彼此的所有观点都负责的，在交给出版社之前，除了作者自己以外，我们甚至很少有时间去熟读一下彼此的文章，有些时候甚至连作者自己都没有时间细读自己写的东西。”[22]时间进度是如此折磨人，麦迪逊说，经常是“打印机正在打印某篇文章的前一部分的时候，作者正在写另一部分，而且要及时交给出版社”。[23]最终，汉密尔顿和麦迪逊都是在出版后才第一次读到对方写的那一部分文章。

麦迪逊的写作依赖于他在制宪会议上的记录和以前阅读时留下的摘抄。他承认，没有这些学术上的支撑，“写出来的文章肯定会是另外一番完全不同的状态”。[24]对汉密尔顿来说，这是一段疯狂的时期。他法律业务缠身，不得不在时间表上挤出时间来写作，就好像它们是他的副业一样。罗伯特·特鲁普记录了汉密尔顿在写作《联邦党人文集》时的忙碌：“所有汉密尔顿写的那些文章，都是在巨大的压力下写成的，因为总是有一大堆的法律事务占据他的大部分精力。”特鲁普记得他看到塞缪尔·劳登“在汉密尔顿的办公室里等待，希望汉密尔顿一写好文章，他就能拿到墨迹未干的稿子，好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发表”。[25]在麦迪逊返回弗吉尼亚之后的巨大的间隔期间内，汉密尔顿在两个月里艰苦地写出了21篇连续的文章。有两次情形值得一提，一次是他一个星期里发表了5篇文章；另一次是写有关税收方面的文章时，在一个星期里他发表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六篇文章。

汉密尔顿的头脑总是以超自然的速度工作着。他写作的作品在数量上是如此让人目瞪口呆，简直让人不敢相信，一个人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竟然创造了这么多的文字。文字是汉密尔顿的主要武器，他的账本几乎全是购买文具的记录，包括数以千计的毛笔、羊皮纸、小刀、石笔，大量的纸张和蜡。从他的文章可以看出，他能像莫扎特那样条理清晰地表达千头万绪，而且无须修改，有些时候，他也会对文字稍作润色，但一般不会改变逻辑思路。他写作的时候头脑清晰，条理分明，下笔时信手拈来，一气呵成。

要理解汉密尔顿写作上的效率，很有必要指出的是，他的主要作品几乎都是时政论文，往往由某个争议性话题引发。他从来没有像一位遗世独立的哲学家那样，写一些脱离时代的迂阔之论。他的朋友纳撒尼尔·彭德尔顿评论说：“他的口才……似乎总需要有反对意见才能使它发挥到极致。”[26]这种时政论文的影响并非转瞬即逝，因为它抓住了隐藏在事件背后的永恒规律。不管是简明扼要的法律条款，还是持续不变的辩论术，他都希望诉诸理性以让人们信服。他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工作能量，他的新思想总在冲突中猛然迸发。他惊人的产量来源于超人的毅力、智力和相当程度的重复之间的相互影响。

汉密尔顿自己发明了一套独特的写作方式。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当他在头脑中构思句子的时候来回走动。威廉·苏利文为我们留下了关于汉密尔顿这种热情的写作方法的一个极好的小插图。

一个了解汉密尔顿学习习惯的人会这样说汉密尔顿：当他有一个严肃的目标要完成的时候，他的习惯就是先对它进行一番思考。当思考完毕后他就会睡觉，无论是否是在晚上，大约睡六七个小时后，他会在起床之后先喝点浓咖啡，然后坐在自己的桌子前，在那里一待就是六七个小时或者八个小时。他的笔飞速地书写出来的东西，出版社几乎不用再做什么修改。[27]

由于汉密尔顿一直以来在写作上的一个毛病就是文章冗长而啰唆，《联邦党人文集》急迫的写作时间和报纸对文章长短上的限制可能有益于他的作品趋向简洁。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实质上是一个思想上的孤独者，他常常以与大众对立的观点感到荣耀。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他与麦迪逊和杰伊的紧密合作产生的伟大的文学成就。离开费城的制宪会议之后，麦迪逊返回了自己在曼哈顿梅登街19号的临时住处，在那里他和弗吉尼亚的其他代表住在一起。尽管后来被尊称为“宪法之父（theFatherofthestitution）”，但事实上麦迪逊对宪法还是有许多保留意见的，特别是州在参议院中的平等席位数量上。起初，他很高兴看到其他人去品评宪法。他也认为最好让其他人对会议的工作进行评估。但是，10月下旬，当看到宪法被怪诞地扭曲，纽约媒体正在挑起众怒，他开始坐立不安。这也是他会同意与汉密尔顿一起完成《联邦党人文集》的主要原因。[28]

美国人常常会感到好奇，这一时代是如何产生出像汉密尔顿和麦迪逊这样的超凡人物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独立战争渴求一批富于开创精神的思想家和善于表达的语言大师，这些思想的最直接功用就是滋养了一代开国者。民主实验的命运掌握在那些在其他时代可能被忽视的政治知识分子手中。

在这个合众国的转折期，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在纽约街道上看起来肯定是奇怪的一对：32岁的汉密尔顿像孔雀一样，穿着色彩艳丽的衣服，兴高采烈地高谈阔论；36岁的麦迪逊则像乌鸦一般，习惯性地穿着一身黑衣，带着从容的、沉思的表情。当法国的新闻记者布里索·德·窝里勒那年遇到他们时，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苍白的年轻学者的人反而是年长的麦迪逊，而汉密尔顿似乎是一个长者，更加世故一些。“这个共和党人看起来只有30岁刚出头的样子，”这位法国人这样描写对麦迪逊的印象，“当我看到他的时候，他看起来很疲倦，可能是由于他最近全身心投入的过度劳动所致。他的表情活像一个严厉的检查员，他的谈话透露出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的面容一看就是有才干和有责任心的人。”[29]他这样写汉密尔顿，“汉密尔顿先生是麦迪逊先生值得敬重的对手也是他的合作者。他看起来有38岁或者40岁，个子不高，有一副坚决、坦率、勇敢的外表……流利的口才和正确的推理使他显得与众不同。”[30]

最终，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成了代表不同政治派别的、目标对立的对手。然而，在写《联邦党人文集》的那些文章的时候，他们在风格和见解上是如此接近，以至于学者发现很难挑选出哪些文章是麦迪逊写的，哪些是汉密尔顿写的。一般而言，麦迪逊的风格是深奥难懂的、庄重的，汉密尔顿的风格则更加优美和流畅，然而他们有一种类似的才能，就是都会说出一些令人震惊的警句和发表具有洞察力的深刻见解。在这个阶段，麦迪逊的文章里通常有汉密尔顿的影子，反之亦然。后来被看作美国宪法的“严格的诠释者”，麦迪逊提出了默示权力理论[9]，汉密尔顿用这个理论来扩张联邦政府的权力。正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44篇中这样写道：“在法律上或理论上建立的原则，只要有需要，就获得了授权。”[31]在这个接合点上，他们能够在增强联邦政府的必要性上联合起来并且抑制不受管束的州的弊病。

汉密尔顿和麦迪逊都是理性之人，他们都假定民众经常由于野心和贪婪而非理性地行事。麦迪逊写道：“如果人类是天使的话，那么政府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32]这两个人都对人类的天性有一种悲观的理解，尽管汉密尔顿的看法更灰暗一些。他们都希望设立一些屏障来反对非理性的普遍冲动和抑制少数派和多数派。为了这个目标，他们认为应当由头脑清醒的怀疑论者来净化公众舆论。尽管汉密尔顿主张精英论，麦迪逊最著名的文章也即《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的出发点是，人们拥有不同的天赋导致了财产和阶级冲突和利益的不同划分。在一个庞大的、由不同层级组成的国家里，麦迪逊争论道，这些互相冲突的利益会互相压制，阻止权力的滥用。“野心必须要用野心来对抗。”他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中写道。[33]

如果说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展示了更为广阔的理论知识和历史知识的话，那么汉密尔顿则显露出更加丰富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理解。由于他颠沛流离的背景，他运用了商业、军事和政治方面的专门技能去推进他的理想。在对政治经济的讨论中这一点尤其显得真实，对这方面的理解，他远胜过麦迪逊。麦迪逊对宪法中对行政部门的专横做出约束比较感兴趣，而汉密尔顿则赞成激励政府采取活动。在《联邦党人文集》涉及行政和司法部门的有关文章中，汉密尔顿竭力推行政府部门需要活力和权力的论点，这是在他将来的职业生涯中注定要骑上的一匹旋转木马。与此同时，他总是小心地使对秩序的需要和对自由的渴望相协调。伯纳德·贝林曾写道：“在创造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方面，《联邦党人文集》认为宪法并没有背叛希望能够有更大的政治自由的独立战争。恰恰相反，它通过确立为保卫国家存在和捍卫人民及州的权利所必需的权力，彻底实现那些愿望。”[34]

让我们暂停片刻，回顾一下《联邦党人文集》吧，尤其关注汉密尔顿所写的那些文章，因为这些文章证实了他思想的非凡宽度。作为气势恢弘的开篇的作者，汉密尔顿把这些文章献给纽约州人民。他写道：“致纽约州人民：在了解了目前残喘的邦联政府有多么无能之后，诸位想必已深有体会。为了美利坚合众国，我呼吁大家仔细考虑这部新宪法。”主要的问题是，是否可以“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永远注定要依靠机遇和暴力确立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35]汉密尔顿慷慨激昂地指出，宪法的批准会议的结果将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而且对宪法的拒绝将会是“全人类的不幸”。[36]

汉密尔顿对那些反对宪法的人的动机表示怀疑，他未来政治生涯的梦魇正是来自这两类人：一类是各州政客（如乔治·克林顿），他们害怕自己的权力会受到侵蚀；一类是那些煽动者，他们在国家的混乱中利用民众的无知，鼓吹民权，同时攫取权力（杰斐逊后来就充当了这一角色）。汉密尔顿警告说：“危险的野心多半隐藏在热心于民权的虚伪外衣之下，而非主张建立稳固有效政府的冷峻面孔之中。”[37]奠定基调之后，汉密尔顿对未来的文章制订了一个大体的计划，但是并没有具体指明它们的篇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