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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暗箭（第1页）

第二十二章暗箭

尽管汉密尔顿和杰斐逊愈发不和，但双方都恳求华盛顿参加连任总统的竞选。也许这是当前唯一能让这两个死对头联合起来的纽带了。他们都明白，其个人恩怨很可能会让依然脆弱的政府分崩离析，而只有华盛顿才能稳住局面。“只要有你在，南方和北方就不会分立。”杰斐逊告诉华盛顿总统。[1]除此之外，汉密尔顿之所以希望华盛顿连任，还有其他动机。总统是他不可或缺的后盾，是其政策的坚定支持者，还赋予了他在内阁的显赫位置（同年秋天，华盛顿起草国会年度报告时，向所有内阁成员征求了意见，最后却把起草讲稿的任务交给了汉密尔顿）。如果华盛顿能够连任，还有助于汉密尔顿实现另外一个目标：加强政府的行政权力。随着国会中反对他的势力不断壮大，他对立法机关权力垄断的恐惧与日俱增。

华盛顿连任似乎已成定局，大家关注的焦点继而转向了副总统的竞选。由于不能把靶子直接对准深受大家爱戴的总统，共和党人试图将副总统的选举行使投票权。汉密尔顿一直坚定地支持约翰·亚当斯当选副总统。1792年10月，汉密尔顿在写给一位联邦党国会议员的信中承认：“亚当斯先生和普通人一样，自有其缺陷和不足。”实际上这些缺陷在汉密尔顿自身也暴露无遗。他也承认两人在某些方面观点不一。尽管如此，亚当斯“诚实、坚定、忠诚、独立，深爱祖国，笃信真正的自由……没有谁比他更刚正不阿，也没有谁能证明自己比他更无私无畏，更爱国”。[2]素来挑剔的汉密尔顿很少给人以如此嘉许之词。

汉密尔顿天生就是个爱管闲事的人，所以他老是忍不住要给亚当斯这样那样的建议。身为副总统竞选者的亚当斯，虽为联邦党人，却不过是随波逐流而已，并且以特立独行、置身“党争”之外而自诩，并不觉得有与汉密尔顿结盟的必要。[3]听闻克林顿州长可能会对副总统构成威胁的传言，汉密尔顿很焦虑，于是在1792年6月亲自找到亚当斯，警告后者说这“似乎是一个破坏政府的阴谋”。[4]亚当斯经常长时间不待在费城。9月初，汉密尔顿担心亚当斯在马萨诸塞州昆西的家宅流连过久可能会威胁到选举的机会，于是他写了封信，委婉地催促亚当斯尽快回到首都。他写道，如果亚当斯在马萨诸塞待太久的话，“可能会授人以柄。尽管我知道您自身对所谓竞选事务毫不在意，但我仍然心存希望您并非如此，因为这事关我们对未来政府的缔造”。[5]

事实上，亚当斯对选举结果还是非常在意的。约翰·弗林（J）指出：“毋庸置疑，亚当斯已经认识到当选副总统是接替华盛顿的最佳路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很快做出了选择，远离了搽粉的假发，远离了礼节性的佩剑，而且还远离了他的宝马香车。”[6]出于对汉密尔顿建议的反感，亚当斯没有立即返回费城。他相当直白地告诉阿比盖尔，乔治·克林顿这样无论在学识，还是在公务资历上处处逊色于他的人，居然也可能成为重大的政治威胁，实在让人难以置信。亚当斯自恃颇高，由此可见一斑，他在竞选期间对儿子约翰·昆西说，他的一生堪称“几乎史无前例的”成功楷模。[7]但是竞选结果将证明汉密尔顿的危机感具有先见之明，亚当斯过于骄傲轻敌。

就在给亚当斯送信后不久，汉密尔顿又警觉到一个比乔治·克林顿更大的威胁。亚伦·伯尔到处散布传言，说他准备作为共和党候选人与亚当斯竞争副总统。36岁的伯尔在北方有大量积极的拥护者，比如本杰明·拉什就曾经对他说：“你的朋友们都期待着你能够积极作为，铲除政府中的君主制杂碎。是时候振臂疾呼了，否则我们只能坐以待毙。”[8]在南方，情况截然相反，许多人认为伯尔加入竞选是瞎捣乱，令人不快。与亚当斯相比，伯尔一无深度，二无经验；南方人更愿意支持克林顿。伯尔突如其来的试探在南方诸州联盟中激起了种种猜疑，将近10年以后这些联盟才得以巩固。

向汉密尔顿报信的是纽约的议员鲁弗斯·金，他第一个告诉汉密尔顿，伯尔正在新英格兰地区拉拢其关键支持者。金担心伯尔可能会分流亚当斯总选票中的10张选票，那么以亚当斯微妙脆弱的自负心理，他一定会由此而感觉受到侮辱，并拒绝就职。“如果敌人是隐秘而团结的，那么我们可能会输掉亚当斯先生，”金提醒汉密尔顿，“再没有什么事更能如此鲜明地证实对手根深蒂固的敌意与宿怨了。”[9]

汉密尔顿的计划是华盛顿和亚当斯分别当选第二任总统和副总统。头一年的种种事端已经让汉密尔顿很清楚，必须处处留神亚伦·伯尔这个被亚当斯描述成“胖得像鸭子，脸红得像公鸡”[10]的人。在竞争参议院职位时，伯尔击败了对手菲利普·斯凯勒，也并不与汉密尔顿交好。伯尔是一个自行其是又变化多端的人，可以为了短期利益而临时拉帮结派。在参议院，他与杰斐逊一派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盟友关系，并且狂热支持法国大革命——这正是汉密尔顿所不容的。1792年初，伯尔决定试探一下是否能够挑战乔治·克林顿当选第六任纽约市长。他的策略是拉拢反对克林顿的一派和联邦党人，然后改组纽约的政治格局。由于害怕伯尔此举会扰乱联邦党阵营，汉密尔顿阻止了这次联合行动，也从此成为伯尔政治野心的绊脚石——类似的状况持续了好几年，并最终点燃了伯尔心中的怒火。

1792年春天，纽约州的选举阴谋重重。伯尔发现自己的计划破产了，立即不动声色地转而支持克林顿州长。另一方面，联邦党人的投票看上去似乎完全出自汉密尔顿之手，因为大部分联邦党人选举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为州长，以及汉密尔顿的妹夫斯蒂芬·范·伦塞勒为副州长。总之，联邦党人的投票与汉密尔顿的关系让人浮想联翩，竞选似乎变成了某种对于汉密尔顿政策的投票。选举陷入了令人绝望的僵局。在纽约北部三郡，选票纷争不下，大家征求亚伦·伯尔和鲁弗斯·金对争议选票的意见。伯尔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票投给了克林顿，后者因此获得了并不光彩的胜利。汉密尔顿的朋友罗伯特·特鲁普对此感到非常气愤，他说伯尔不过是被克林顿利用的工具而已，并谴责伯尔“糟蹋了自己的才能……模棱两可、强词夺理就是他的本性”。[11]这样的信息让汉密尔顿更加确信，伯尔是一个道德沦丧、哗众取宠的机会主义者。

汉密尔顿反对伯尔竞选副总统，同时他认为伯尔很可能是克林顿州长放出的烟幕弹，于是他四处写信，劝说人们不要再支持伯尔。汉密尔顿是这样一个深沉坚定、坚守原则的人，伯尔要跟他作对，只能不顾道德、孤注一掷了。在写给一位记者的信中，汉密尔顿居然突然发现了克林顿的优点，他说克林顿是个“人才”，在私生活中也很“正直”。但对伯尔他就没什么好话了：

恐怕另一位先生（伯尔）无论是做人还是作为政治家都缺乏原则。当局势还不明朗的时候，他总是骑墙观望。实际上，我认为他根本就不支持或反对任何事，他关心的只是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和野心。我还坚信，他正计划一步步让自己成为政党领导人，甚至爬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位置，总之竭尽所能地往上爬。我能确定他这套混淆视听的政治把戏的真实目的，我感到自己必须义不容辞地反对并阻止他的把戏。[12]

汉密尔顿对伯尔的抨击之词与当年用在杰斐逊身上的差不多，他警告：“美国正孕育着一个小恺撒，那就是伯尔。”[13]然而，如果说杰斐逊是一个狂热盲信的人，他毕竟还恪守自己的原则——因此汉密尔顿能够容忍。伯尔之过在于完全缺乏原则，这一点是汉密尔顿所无法原谅的。

此时汉密尔顿对伯尔的担忧，在后来看还纯属多虑。10月16日，在费城召开的共和党核心会议上，一致通过了乔治·克林顿作为副总统候选人的提案。伯尔，这个老谋深算的政客也审时度势，准备接受失败，他日再战了。研究这个时期的学者认为，这次会议是美国选举中党组织雏形的先例之一，尽管当时的与会者都极不愿意被称为“政党”。不过这个团体的成员来自不同的州，这确实反映了具有共同政治倾向的政治家的聚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牵头人是看似无处不在的众议院书记员约翰·贝克利。共和党核心会议结束后不久，贝克利向麦迪逊报告，汉密尔顿在竞选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贝克利说，在副总统的竞选中，财政部长“无论直接或间接地，不断取得非同一般的成果……他具有一种超凡的睿智，他视野开阔、头脑缜密、足智多谋、目标坚定，他所有的谋划都是因时因事而动，而且环环相扣，相互作用，在聚合之后形成更大的能量”。[14]贝克利始终坚信汉密尔顿有所不轨，所以他暗示麦迪逊说，他掌握了可能扳倒财政部长的爆炸性的新证据：“就此而言，我想我掌握的线索绝不仅仅是构成怀疑，出于审慎，暂时还不宜揭露出来。”[15]贝克利暗指的就是早些时候了解到的雷诺兹事件。

汉密尔顿仍然一如既往地奋力维护自己正直诚实的形象，随时准备反击各种诽谤。那年的初秋，他得知在马里兰的一次议会竞选活动中，现任议员约翰·F。默瑟（JohnF。Mercer）针对他的政绩进行了抨击。默瑟出生于弗吉尼亚州一个富有的种植园主家庭，曾经是查尔斯·李将军的副官。狂妄自大的查尔斯·李在蒙默思郡战役后被送上了军事法庭。默瑟坚决反对加强中央政府的力量，曾在制宪会议上舌战群雄（杰斐逊形容他“被一种对辩论的病态狂热所折磨”），后来没有在决议文件上签字就离开了费城。[16]

默瑟的竞选演说重温了过去所有针对汉密尔顿的指控：汉密尔顿是富人阶层的工具；高价回购政府债务，肥了投机倒把者的腰包；操纵议会立法；把向西征军供给的有利合同交办给威廉·杜尔作为犒劳；还有开征可恶的酒类消费税。默瑟还回忆了1790年发生的一件小事，有一天他在财政部门口遇见了汉密尔顿，要求赔偿在内战中死于他枪下的马匹。汉密尔顿调侃地回答说，如果默瑟投票支持他的债务承担议案，那么他就自己掏腰包来赔偿马匹。默瑟把这句不经意间的玩笑话作为汉密尔顿贪污的证据。最后，默瑟奚落汉密尔顿是个暴发户，“一个昙花一现的累赘”，根本不配他现在所获得的显赫地位。[17]

对于事关自己荣誉的中伤与诽谤，汉密尔顿向来是火暴脾气。汉密尔顿盛怒之下写信给默瑟，言辞间流露决斗之意，要求后者收回关于他为投机商人牟利而高价回购政府公债的不实指控。默瑟稍微收敛了一些，承认汉密尔顿从来没有为个人利益而购买过政府债券。但与此同时，他还是坚持认为汉密尔顿在工作中施展手段，“让政府成为有钱人利益的代言人”。[18]为了彻底解决此事，汉密尔顿当年12月亲自登门造访默瑟，要求对方彻底收回所说的话。这一次的结果令汉密尔顿感到满意。“我从来没有说过任何故意损害您的诚实正直的话”，默瑟做出了退让——一场似乎不可避免的决斗就这样化解了。[19]正如汉密尔顿后来所说，原则上他可能是反对决斗的，但他自己本就火暴脾气，“为荣誉而战”正是让他的敌人闭嘴的有力武器。无论何时，一旦遭遇诽谤，汉密尔顿都会积极采取行动，战斗到底，直到对方收回那些诋毁之词。

1792年12月5日，各州总统选举团的成员分别在当地进行了投票。选举的结果与汉密尔顿的预期如出一辙，让他感到十分满意。大家一致推选华盛顿为国家总统；而亚当斯赢得了77票，轻松坐上了副总统的位置。乔治·克林顿体体面面地得了50票。一向喜欢添油加醋的杰斐逊在他的“名言集”中写道，参议员约翰·兰登（JohnLangdon）说起过亚当斯得知选举结果后的表现。按照兰登的说法，亚当斯当时咬紧了牙，大声喊道：“去他的，去他的，去他的！你瞧着吧，什么选举制，一点用处也没有！”[20]

表面上看来，这次选举好像是国家统一的鲜明标志，实际上这只是长期纷争的一个短暂的休止符。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华盛顿的个人威望掩盖了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两派之间愈来愈深的矛盾与分歧。就在选举之后的第三天，詹姆斯·门罗重新开始在报纸上为杰斐逊辩护，同时猛烈地抨击汉密尔顿，说他是一个“不可信的，诡计多端的君主政治拥护者”。[21]然而，比这些长篇累牍的陈词滥调更值得一提的是，破天荒地，华盛顿这次也遭到了攻击。他似乎不再拥有圣人的光环，不再与批评绝缘。菲利普·弗雷诺把污水泼到了华盛顿的身上，指责他在总统礼节上效仿皇室传统：“某种贵族特征得到了颂扬，诸如午后接见会、休息室、用庄重的点头礼代替握手礼、职务头衔、与群众保持距离等。”[22]由于华盛顿本人并无意连任总统，说这些话更显得十分不妥当。亚当斯也表示对报纸上这些“酸腐不堪、气急败坏、牢骚满腹、谎话连篇的文章”感到很悲哀。[23]

显而易见，华盛顿连任总统期间的政治气氛比其第一个任期更加严峻。就在圣诞节前夕，汉密尔顿不无失落地给约翰·杰伊写了一封信。他说，他已经对那些自己无力阻止的无休止的诋毁与攻击感到十分厌倦了。他告诉杰伊，政府公务的重担以及追查对其不利的议**谋的无奈让他感到压抑。但是他的这种“重负与困惑”还隐含着更为邪恶的源头：“就是这些恶毒的阴谋暗箭伤人，使我不得不时刻保护自己，这让我心烦意乱，以至于无法善待朋友情谊，因为我自己的处境已经令人不堪忍受。”[24]这些消极的评语是在汉密尔顿与米伦伯格、维纳伯尔和门罗三人会面后的第三天所写下的。当时他一定已经预感到玛丽亚·雷诺兹事件并未了结，并将不断激起层层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