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二十六章 邪恶的西部叛乱（第1页）

第二十六章邪恶的西部叛乱

1794年5月下旬，在众议院调查委员会为汉密尔顿洗脱嫌疑之后，因预感战争即将爆发，汉密尔顿告知华盛顿自己暂时不会辞职。最终，他确实参加了战争，但不是与欧洲强国开战，而是对付美国边疆的拓殖者。那年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威士忌叛乱（WhiskeyRebellion）”是一场反对征收国内蒸馏酒精消费税——俗称“威士忌税”——的武装反抗，该税种的颁布是汉密尔顿债务融资计划的组成部分。威士忌税可以称作美国历史上第一项“罪孽税”，因为汉密尔顿曾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二篇批评说：“可能再没有一种东西像烈酒一样，给国家造成这么大的浪费。”[1]

威士忌税注定是不受欢迎的，必然让美国人联想到《印花税法案》以及可憎的英国税收征收制度。然而，这个税种构成了联邦收入的第二大来源，汉密尔顿是决不会放弃的。如果取消了这一至关重要的税种，他就必须提高关税，从而可能造成更多的走私和逃税行为，刺激国外的贸易报复。政府还需要军费用于征服印第安人，在受到威士忌税影响的边疆地区，如宾夕法尼亚州西部，这些军事行动尤其活跃。

威士忌税获得通过后不久，联邦征税员处于人人喊打的境地，还被涂上焦油，粘上羽毛，蒙住眼睛，遭到鞭打。1792年5月，汉密尔顿试图通过降低税率来安抚反叛者，但收效甚微。那年夏天，菲利普·费雷诺印刷了极具煽动力的信件，把汉密尔顿征收的税种比作在英国统治下独断妄为的苛捐杂税：“美国政府诸事都想模仿大不列颠宫廷的腐败规则，从征消费税开始了其可耻的道路。”[2]1792年8月，汉密尔顿最不愿意看到的暴民统治噩梦成为现实，抗议者用恐怖手段威胁威廉·福克纳上尉（WilliamFaulkner），因为他把房子租给了威士忌税检查员约翰·内维尔上校（elJohnNeville）。汉密尔顿接到关于这起事件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报告：“他们手持餐刀逼近福克纳，威胁说如果他不能发下毒誓，保证这里不再是检查办公室驻地的话，就会剥掉他的头皮，给他涂上焦油、粘上羽毛，最后还要把他的房子和财产都化为灰烬。”[3]第二天，30个骑在马背上的武装分子涂黑了脸，闯进福克纳的房子里，想要抓住内维尔并杀死他。

大概就在此时，匹兹堡正在举行一场大型集会，试图赋予这种公开违法行为以合法性。集会书记员是出生于瑞士的宾夕法尼亚州议会议员艾伯特·加勒廷，他曾在哈佛大学教法语，说话带有明显的高卢口音。加勒廷个子很高，身材干瘦，窄脸、鹰钩鼻，性格是出了名的懒散。决议很可能就是加勒廷起草的，宣称抗议者将“把每一个可能阻碍（消费）税法运行的措施坚持到底，直到我们能够完全废除它”。同时，征税员应当遭受“他们应得的耻辱惩罚”。[4]后来，加勒廷把自己在这次会议中充当的角色描绘成“我唯一的政治过失”，然而，汉密尔顿对这样的过失总是记忆犹新。[5]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1793年末，加勒廷宣誓就职美国参议员后，很快摇身变为坚定不移的汉密尔顿批评家。

汉密尔顿拒绝容忍非法行为，也不认为狂暴的抗议者像后来的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伟大，他请求华盛顿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否则“违抗精神将自然而然地扩散，政府权威将会衰竭”。[6]汉密尔顿当时态度异常坚决。他担心联邦权威在偏远地区仍然受到质疑，因此需要稳固地加以确立——理想的方式是通过允诺，如果必要的话可诉诸武力。他希望华盛顿发布声明，警告逃税者罢手，如果他们拒绝的话，将要派遣部队镇压。华盛顿的应对方式更为温和一些。他发出了遵守税法的呼吁，但他认为使用武力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手段，并很犹豫是否要调用部队来对付国内的反对者。他告诉汉密尔顿，如果他派遣部队，批评家们只会声称：“真相大白了，我们现在终于明白为了什么目的而筹建军队了。”[7]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预言。

居住在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大部分苏格兰、爱尔兰后裔把酒类视为最钟爱的饮料，其自制蒸馏器的人均保有量是美国最高的。在有些地方，威士忌普遍到了可以作为货币使用的地步。在偏远闭塞的农村，农民大量种植小麦，却没有办法解决阿勒格尼山脉的运输问题，因为山上只有狭窄的马道。他们最终找到了出路：把粮食蒸馏成为威士忌，倒入小桶，驮在马背上，翻山越岭地运到东部市场。也有一部分威士忌通过船运沿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当地农民相信，让他们承受汉密尔顿消费税所带来的经济冲击是不公平的，他们怨恨一切对其家庭酿酒的乐趣的干涉。

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矛盾在1794年再次激化，当时汉密尔顿正受到家庭问题的痛苦折磨。他的第五个孩子，当时不满两岁的约翰·丘奇·汉密尔顿病得很重，这让再度怀孕的艾丽萨非常忧郁。虽然汉密尔顿几乎从不休假，但这次他恳求华盛顿说：“请允许我去乡下旅行几天，看看新鲜空气能不能对孩子有所帮助。”[8]经过一个星期的时间，艾丽萨和他们“深爱的约翰尼”都不见好转，汉密尔顿延长了假期，并在母子俩前往奥尔巴尼的斯凯勒寓所时，送了他们一程。勤勉的汉密尔顿向华盛顿道歉：“当时汉密尔顿夫人虚弱的健康状况与孩子的状况息息相关，我相信他们值得我付出拖延假期的代价。”[9]在玛丽亚·雷诺兹事件之后，内心愧疚的汉密尔顿继续扮演着对孩子百般宠爱的家长角色。

正当汉密尔顿照顾家人之时，威士忌消费税的反抗者大肆毁坏着那些遵守消费税的邻居的蒸馏器。他们再一次地恐吓坚守岗位的威士忌税征税官约翰·内维尔上校。内维尔是参加过独立战争的老兵，他给逃税的农民发了传票；当愤怒的农民包围了他的住所时，他发出了紧急求救信号，请求民兵支援。十几个民兵试图拦住500名暴民。反抗者向内维尔的房屋持续射击一个小时，还烧了他的粮食、畜棚、马厩和篱笆。他们还绑架了该地区的政府执行官戴维·伦诺克斯（DavidLenox），直到他发誓决不再向逃税者发传票后才被释放。最后，伦诺克斯和内维尔都逃离了这个地区，汉密尔顿告诉华盛顿，他们走的时候“迂回行进，以免遭到袭击并至暗杀”。[10]

8月1日，6000名叛乱分子聚集在匹兹堡郊外布拉多克的土地上，从此自发随意的暴力变得更具系统性。一个叫戴维·布拉德福德（DavidBradford）的组织者陶醉于《匹兹堡公报》（PittsburghGazette）上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新闻，把罗伯斯庇尔吹捧成群众的光辉楷模。他强烈要求仿照雅各宾路线创建“公共安全委员会”，并于几周后力劝他的同志们搭起断头台。为了得到武器，叛乱者决定袭击位于匹兹堡的政府卫戍驻地，布拉德福德还吹嘘：“我们将打败从山那边过来的第一支军队，并缴械他们的武器和辎重。”[11]

在时常被暴乱梦魇缠绕的汉密尔顿眼中，这不仅是民众的反抗，而且他看到了反政府的叛国阴谋。这个极少优柔寡断的人向华盛顿递交了一份7500字的说明，回顾了自消费税实施以来征税官所遭受的报复性暗杀。汉密尔顿希望撕掉暴力表面所谓可容忍的“民间违抗”的外衣，并且证明它们规模浩大、性质恶劣、有所图谋。他并不是唯一一个洞察到更深远威胁的人。司法部长威廉·布拉德福德（WilliamBradford）认为西部暴乱是“成系统、有秩序的计划，目的是削弱，甚至可能是颠覆整个政府”，而作战部部长诺克斯希望动用“一支具有绝对优势的军队”来平息动**的局面。[12]华盛顿认为反叛构成了对宪法秩序的直接威胁，于是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詹姆斯·威尔逊（JamesWilson）宣布匹兹堡周边地区进入无政府状态。

到了法律强制执行的阶段，汉密尔顿相信军队绝对优势的展示往往能避免诉诸武力：“一旦政府全副武装，严阵以待，就应该像大力神一般展示力量，从而起到震慑作用。与所获得的益处相比。这场行动的开销不值一提。”[13]在8月初一个炎热的日子里，当汉密尔顿与国务院官员会面时，他建议他们向西部派遣部队。他劝说华盛顿组建一支12000人的跨州民兵队伍，以镇压预计有7000名武装分子的反叛。国务卿埃德蒙·伦道夫反对派遣军队，理由是害怕这样只会促成反叛者的团结统一，他呼吁“调解的精神”，这个观点得到宾夕法尼亚州政府的认同。[14]

华盛顿在汉密尔顿的好战与伦道夫的求和之间做出了颇具政治大家风范的折中决定。他发布了声明，告知叛乱者必须在9月1日之前停止，否则政府将出动军队。与此同时，他宣布将由一个三人专门小组与当地公民协商谈判。威廉·布拉德福德被选为三名专员之一，就在他启程前往西部之前，汉密尔顿告诉他，他准备采取“任何合理的变革”以使消费税能更合乎民意。“因为事实上，”他告诉布拉德福德，“一切未得采纳的政策微调都和这个部门的意愿相一致。”[15]8月17日，三名专员与忧心忡忡的匹兹堡居民进行了会谈，居民说“人多势众、极端暴力的”激进分子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将消费税抵制到底。专员们不得不得出结论，强制执行法律必须动用“国家武力”。[16]

在武力冲突若隐若现的时刻，诺克斯告诉华盛顿，他必须去缅因州处理一些紧急的地产事务，虽然他表示，如果需要，他也可以推迟行程。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华盛顿竟然同意了让诺克斯在此危急关头离开，而这意味着作战部的职责暂时又落到了汉密尔顿已不堪重负的肩膀上。这又一次昭然若揭地证明了华盛顿对于汉密尔顿的多面能力，以及汉密尔顿主张动用军队的坚定立场的充分信任。

汉密尔顿发现自己陷入了异常痛苦的困境。他被众多紧急事务包围着。“我几乎腾不出片刻时间。”他对艾丽萨说。当时他正在向军用供应商分配合同，为宾夕法尼亚西部可能发生的军事行动做准备。[17]他忙于订购马匹、帐篷以及其他军用储备，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完全可以推掉这些本不该由他做的工作。然而，艾丽萨从奥尔巴尼捎来的消息令他非常悲痛：尽管对小约翰尼采取了鸦片酒和石灰水疗法，他的病情仍在恶化，艾丽萨腹中胎儿的情况也很不稳定。每一次撕开来信时，汉密尔顿的手都在颤抖，他担心信中会带来儿子的死讯。“唉，我亲爱的，我的担忧如此沉重，我的伤心如此剧烈，”他告诉艾丽萨，“我日益感受到这个孩子对我是多么珍贵，我不停地向上天祈求他的康复。”[18]汉密尔顿的信件体现出他对家庭的热爱以及他渊博的医学知识。对于孩子情况恶化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他给予了艾丽萨详尽的指令：

如果他的情况恶化，你应该停止使用鸦片酒，试试冷水浴——更确切地说，逐步停用鸦片酒，在夜里而不是早晨使用，然后再彻底停掉。晚上把凉水放在厨房，早晨先让孩子把头浸到水里，然后是全身，把头部包好，迅速离开水中，用毛巾把身上擦干，给他穿上法兰绒睡衣。在他从水中出来的同时，迅速给他喝两茶匙白兰地，其中混上足够的水，以免让他喘不过气来。仔细观察他的嘴唇。如果有发热的迹象，就继续用冷水浴。如果他打寒战，就停用这个办法。[19]

这听上去不仅仅是书本知识。他通过自己的生活阅历，也许是少年时代的军旅经历，掌握了相当多的照顾病人的常识，因而被他照顾的病人都觉得他非常体贴。这个月末，约翰·丘奇·汉密尔顿开始恢复，汉密尔顿把妻子和病中的孩子送到纽约城，在那里有尼古拉斯·菲什和伊莱沙·布迪诺悉心地照顾他们。与此同时，宾夕法尼亚西部的事态急转直下，朝着与政府公开冲突的方向发展。

1794年8月23日的早晨，费城的《美国每日广告报》的订阅者读到了一封署名“塔利（Tully）”的言辞激昂的警告信。这位作者忧心忡忡地说，宾夕法尼亚西部的骚乱破坏宪法秩序。他声称，联邦政府的敌人非常狡猾，因此他们不会直接攻击政府，而是故作温和，并利用消费税作为借口挑起事端。尽管身体状况欠佳，汉密尔顿在接下来的9天时间里又写了3篇署名“塔利”的公开信。同往常一样，他那富于警觉的头脑详细阐述了种种可怕的后果：“无政府状态一旦开始，必然导致君主专制。”[20]汉密尔顿认为，政府最神圣的职责在于“对宪法和法律的不可侵犯的尊重”。[21]他相信，对新政府实力的最大考验即将来临。

“塔利”刚刚开始发表言论，3名专员就已经从宾夕法尼亚西部归来，向华盛顿内阁提交了前景暗淡的评估报告。经过长达8小时的马拉松式会议，华盛顿、汉密尔顿和伦道夫决定，由州长亨利·李统率召集弗吉尼亚州的全体民兵，并另外征召一支15000人的部队备战。会后，汉密尔顿又开始为组织额外的军需供给而奔忙。

华盛顿和汉密尔顿一样，担心有一个制造混乱的派别企图推翻政府，他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宪法。尽管如此，他还是推迟了派遣部队的时间。汉密尔顿向华盛顿提供了更加确凿的证据，证明当地民兵军官唆使支持了暴动者，法官为抵制消费税而开脱辩护。他断言，宾夕法尼亚州的官员从未惩罚过任何践踏威士忌税制度的人。特别令人不安的是，对于动乱的恐惧可能会蔓延到各州。当马里兰州召集民兵执行消费税法时，士兵突袭了他们的长官，并在法院广场上竖起了自由的旗杆；亦有传说叛乱者将要洗劫国家兵械库以掠夺武器。

9月9日，华盛顿再也无法按捺情绪。“如果法律遭到践踏而冒犯者免受任何惩罚，如果少数支配多数，那么对于共和政体的政府来说，其结局就是死路一条。”[22]他担心寒冷天气即将来临，便命令部队开始向宾夕法尼亚西部进发。由于宾夕法尼亚州一直不愿镇压起义，因此招募的民兵来自新泽西州、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汉密尔顿同时肩负着财政部和作战部的重任，时时奔忙，片刻无歇。他以孜孜不倦的工作能力订购皮鞋、毯子、衬衫、外套、医药箱、水壶、步枪等物品，完成了整个部队的装备。按照他的习惯，他对每一项都进行了大量的细节描述，特别是在制服的问题上。“上装应当采用水手服通常使用的材料，”他指示道，“并且应当像水手服那样，不要下摆，但长度要足以保护身体。裤子，更确切地说是背带裤，也应当采用牢固粗糙的便宜的毛纺材料。”[23]

华盛顿虽身为西部远征理所当然的统帅，但他不希望介入太深。“总统的行动视情况而定，”汉密尔顿对鲁弗斯·金说，“如果事态有扩大趋势，他会率兵出征。反之，他会留守。”汉密尔顿自己从未放弃对军事荣誉的热爱，并且非常渴望参与其中，“如果允许，无论如何我都会去的”。[24]作为消费税的发明者，汉密尔顿告诉华盛顿，由他陪同军队是有好处的：“在像我们这样的政府中，如果某项措施对同胞有所威胁，而其公认的顾问或提案人亲身参与到威胁当中，这必然能带来良好的影响。”[25]华盛顿同意了汉密尔顿的请求。然而，国务卿伦道夫感到自己有义务提醒华盛顿：“外界对汉密尔顿中校随军出征之事议论纷纷，汉密尔顿总是陪伴统帅左右也引起许多人的关注。”[26]

汉密尔顿一直牵挂着身怀六甲的艾丽萨。在动身前往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前一天，他试图用轻松的口气安慰他的孩子：“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不会打仗，并且也不会有什么危险。这不过是一次惬意的骑马旅行，我想这对我的身体是有好处的。”[27]9月30日的清晨，华盛顿和汉密尔顿优雅地开拔赴战去了。他们在市场大街登上一辆马车，向西行进赶上了大部队。他们很快就穿越了一片祥和的农田。如果说乘坐马车似乎显得不够英雄气概的话，我们必须考虑到华盛顿已是62岁高龄，禁不起连日的马上颠簸之苦。汉密尔顿为总统安排了旅程，并且小心翼翼地宣布，如果总统在私宅下榻，而不是当地小旅馆，他一定要支付费用。在汉密尔顿照顾华盛顿的过程中，将军和他昔日的副官一定都重温了某些似曾相识的回忆。汉密尔顿又回到了从前侍候将军的日子。另一方面，39岁的汉密尔顿已经凭借自身的声望与头衔成为强有力的人物。与华盛顿成为总统相比，他的前任副官跃升为美国第二号权势人物显得更加璀璨夺目。

10月4日，两人抵达了他们与大部队的集合地点，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南部阵列的卡莱尔，此地距匹兹堡还有一半的路程。他们检阅了3000人的队伍，随后这支队伍发展壮大到了12000人。当素来非常高效率的汉密尔顿听说衣服和军火还没有运到的时候，他大发雷霆，并对负责人予以训斥：“看在老天的分上，派个可靠的人去催促他们吧。这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28]华盛顿和汉密尔顿在卡莱尔扎营的时候，宾夕法尼亚西部的使者在昔日的织工、现任国会议员威廉·芬德利（WilliamFindley）的率领下，试图说服他们打道回府。使者说，现在西部乡村的居民无须强制就会自愿缴纳消费税。华盛顿的答复是，如果他的军队不会遭到炮火袭击，那么他也不会动用武力，但是他不会就此止步。汉密尔顿的态度更为强硬。当芬德利提到一个自称重建秩序的人时，汉密尔顿说：“如果看见他，就用刺刀捅死他，或枪毙他，或在一棵树上吊死他。”[29]汉密尔顿把这次远征视为对政府意志的头等考验，自然无意半途而废，前功尽弃。

军队驻留在卡莱尔时，有一个名叫大卫·钱伯斯（DavidChambers）的年轻人捎来了州长亨利·李的消息。此人后来留下了关于汉密尔顿和华盛顿的生动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