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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章 真相的代价（第1页）

第四十章真相的代价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其最后的苦乐参半的岁月里，内心充满了矛盾复杂的情感。有时，他似乎只关注他的政治前途，但另一些时候，他又对杰斐逊的胜利是如此沮丧，以致他似乎准备认真践行已经说过多次的承诺，退隐山林，忘却纷繁政事。他不再被视为联邦党的领袖，对于一个曾经辉煌一时的人来说，现在的情形让他觉得很不舒服。他依然在曼哈顿下城区拥有一家律师事务所，1803年，他将律师事务所从石头大街69号搬到了花园大街12号。他在帕特什大街58号（现在的富尔顿大街）有一处临时寓所，但他大多数时间都陶醉在格兰其庄园宁静的氛围中。1803年11月，鲁弗斯·金记录了他对汉密尔顿新的乡村生活和精神状态的印象：

汉密尔顿是法律行业的翘楚，月收入也相当可观。他完全生活在离城15公里的别墅里，每周四五天，每天大约三小时，会被他花在往返于家和城市之间的路上。我并不认为他还在干预或牵挂政事。他对我们的体制和政府已有十分明确的看法。作为对这个国家最有发言权的两位伟人之一，他除了预言以外，无需做其他事。[1]

汉密尔顿撇开日常政务，将主要精力放在法律工作和政治理论的研究上。他最初拒绝了一项以书籍的形式出版《联邦党人文集》的计划，他告诉出版商说，自己还会做得更好，“既然我给予民众牛奶，今后我还将提供肉菜”。[2]最终，汉密尔顿配合了这个项目，为这部于1802年发行的图书校对并勘误，他不大有兴趣标明各篇文章的作者，尽管他自己写就了其中的大多数。当埃格伯特·本森请他注明作者身份时，汉密尔顿反应出奇得不痛快，就好像这个请求让他为难一样。一天早上，他在本森的办公室逗留时，在一些法律文件中加塞了编辑想要的那份清单而没有留下任何评论。麦迪逊也留下一张清单，只是与汉密尔顿的有矛盾之处。后来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可没少花工夫，简直要发展成一个产业了。

汉密尔顿的学术雄心远未得到满足。首席法官詹姆斯·肯特回忆了他在1804年春天拜访格兰其庄园时，看到一位陷入愁思的男主人。肯特说，汉密尔顿的宅邸，立在一块高地上，在狂风暴雨中“如摇篮般晃动”。[3]也许是被恶劣天气扰乱了心绪，汉密尔顿开始“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前所未有的严肃反思……他把当时的愤怒和冲动视为祸根，认为它们只会有利于那些狡诈奸猾、包藏野心的煽动者”。[4]汉密尔顿向肯特披露了他的计划——完成一部关于政府科学的巨著，它甚至将超越《联邦党人文集》。他希望纵览历史，考察政府机构在道德、自由、法理等方面的效能。像《联邦党人文集》一样，汉密尔顿计划担任主编，组织六到八个作者完成不同的篇章，包括约翰·杰伊、古维内尔·莫里斯和鲁弗斯·金。约翰·梅森牧师会撰写一篇关于教会史的文章，肯特将撰写一篇关于法学的。汉密尔顿要把这些文章汇集成一部恢宏的巅峰之作。“至于从这些历史回顾中得出的结论，”肯特说，“他准备把这个任务留给他自己，这就是当时占据他头脑的尚不够完善的计划。”[5]

在这次拜访中，肯特惊诧于汉密尔顿身上一种最近展现出来的温柔。他提到这位慈爱的父亲，体贴而热忱的主人：“他此前从未表现出如此友好和平易近人。他对我的关怀令我受宠若惊。”[6]肯特永远不会忘记在这次拜访中汉密尔顿表现出的殷切。那天，肯特身体不太舒服，早早地上床休息。牵挂客人的汉密尔顿拿着一块毯子，蹑手蹑脚地走进他的房间，轻轻为他盖上。“睡得暖和点，小法官，希望你快点好起来，”汉密尔顿告诉他，“如果你生病了，那可怎么办？”[7]

汉密尔顿逐渐受到各种疾病的困扰，尤其是胃肠等问题，他的脑海里已经无法不去想到死亡了。作为一个资质卓绝、自强自立的人，数年来，他一直承受着自我施加的巨大压力。有时，他的人生就像是对他的凄苦童年的过度补偿。他不再是来自加勒比海的那个狂妄自大的少年得志者了，他似乎老成了许多，也更加柔和了。亚历山大和艾丽萨都体验过刻骨铭心的痛楚：菲利普的死，安杰莉卡的精神失常和艾丽萨的妹妹佩吉的病故。前方还有更多的苦难等待着他们。1803年3月7日，艾丽萨的母亲，凯瑟琳·范·伦塞勒·斯凯勒（eVanRensselaerSchuyler）死于突发性中风，被埋葬在奥尔巴尼的家族墓园中。那个在汉密尔顿初次见他时精力充沛的少将菲利普·斯凯勒，也已经变成了一个令人遗憾的忧郁症患者，还受着痛风的折磨。艾丽萨去奥尔巴尼安慰父亲，而汉密尔顿在格兰其庄园照顾孩子们。汉密尔顿在给艾丽萨的信中写道，“我不在你们身边，无法宽慰你们。我替他老人家感到难过，也为我们大家所遭受的损失感到深切痛苦。”[8]几天以后，他淡然地补充道：“忍受一切吧。我们活在一个充满罪恶与灾难的世界。在生命的晚年，不幸似乎紧紧地缠绕着我们，我们的责任和安宁，都要求我们习惯于以基督教的坚韧面对灾祸。”[9]

尽管判断力下降且心情阴郁，汉密尔顿的智慧之剑却始终保持着锐利的锋芒。现在已经成为联邦地方法院法官的罗伯特·特鲁普从国王学院时期以来一直在观察他的朋友，他对另一位朋友惊叹，汉密尔顿“似乎变得更加成熟。这是我们律师界的共识，我可以真心地说，他现在获得了无穷的力量”。[l0]汉密尔顿被客户团团围住，他倾向于接手那些能攻击或困扰杰斐逊总统的案子。现在这两个人在一个意想不到的领域交锋了：表达自由。杰斐逊长期以来炫耀着他对报纸的尊重。作为总统，他赦免了根据《镇压叛乱法》而被捕入狱的共和党编辑，并强调说他同样允许联邦党编辑对他发表那些尖酸刻薄的话语。当一名俄国公使在总统的接待室中看到一份充满敌对情绪的联邦党报纸时，杰斐逊告诉他：“把那份报纸放到你口袋里吧，男爵，如果你听到有人怀疑我们的自由，或者对我们表达自由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你就把这份报纸给他们看看，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哪里发现它的。”[11]杰斐逊并非像他装出来的那样是一个圣洁的平民主义者。他给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写信，表示希望“发起一些有益于恢复新闻道德的指控”。在他任职总统的末期，他抱怨报纸“自甘堕落到撒谎的地步”。[12]

杰斐逊曾经高调地对联邦党的编辑提起过两次诉讼。其中一桩针对纽约哈得孙的哈里·克罗斯韦尔（HarryCroswell），汉密尔顿担任了被告的律师。克罗斯韦尔主编了一份名为《黄蜂》（）的报纸，这份报纸的报头上引用了一句十字军东征时的格言：“鞭挞招摇过市的无赖们。”[13]针对杰斐逊自称资助卡伦德发表《我们的前景》纯粹出于“慈善”动机这件事，克罗斯韦尔以“罗伯特·拉斯迪科特（RobertRusticoat）”为笔名，撰文进行嘲笑。1802年夏天，克罗斯韦尔评述卡伦德说：“他完全有资格充当一条走狗，替主人喷射毒液，四处散播恶毒的谣言。简而言之，那个伪装成爱国志士和‘平民总统’的家伙需要找个帮凶，来替自己掷出匕首或投出剧毒，而他正是合适的人选。”[14]在另一篇文章中，克罗斯韦尔说，“杰斐逊向卡伦德付钱，指使他污蔑华盛顿是叛徒、强盗和伪证人。杰斐逊称亚当斯是头发花白的煽动者，凡是他所了解的品行端正之人，他都要做出最恶劣的诽谤。”[15]这些评论考验了杰斐逊对表达自由的尊重。他在共和党编辑被起诉犯有诽谤罪时表现出的担忧，在州政府指控联邦党被起诉时**然无存。

1803年1月，纽约州哥伦比亚县的一个陪审团以诽谤杰斐逊总统的罪名起诉了哈里·克罗斯韦尔。联邦党人都聚集在克罗斯韦尔的旗帜之下，致使该案激发一场剧烈的政治风暴。纽约的检察总长，最近转向杰斐逊派的安布罗斯·斯潘塞亲自处理了这起诉讼。尽管克罗斯韦尔希望汉密尔顿担任其辩护律师，但后者忙于其他案件，无法在早期的辩护阶段参与该案。菲利普·斯凯勒告诉艾丽萨，很多联邦党人来拜访他，希望他能用他的影响力来说服汉密尔顿接受这项法律业务。斯凯勒同情他们，并告诉艾丽萨，杰斐逊“不仅让汉密尔顿的职位蒙羞，还用自己的恶行败坏了道德”。[16]7月，巡回法院在纽约州克拉维拉克的一所小型法院开庭，汉密尔顿加入了该案的辩护团队。因为该案涉及两个里程碑式的宪法观点，表达自由和陪审团审判，他没有收取任何费用。

汉密尔顿论证的要点是，在诽谤案的审理过程中，如果一位作者所做的叙述是真实的就应该被允许。此前诽谤案的评判标准是：原告仅需证明有关言论损害了他的名誉，不必管这些言论是否真实。无论汉密尔顿还是克罗斯韦尔都想延迟审判，直到他们能找到詹姆斯·卡伦德，请他出庭证明杰斐逊曾出钱雇他写作。不知道是否出于巧合，卡伦德在该案审判之前几个星期溺水身亡。汉密尔顿又试图传唤杰斐逊或至少获得一份杰斐逊的证言文件。然而，首席法官摩根·刘易斯回到普通法体系，告诉陪审团“要判定事实本身，而不是判断公开出版物的真实性或者意图”。[17]换言之，陪审团的工作仅仅是决定哈里·克罗斯韦尔是否出版过关于杰斐逊的诽谤性文字，无须理会这些言辞是否真实可信。陪审团接到指示后，别无他选，只能判定克罗斯韦尔诽谤罪名成立。

在1804年2月中旬，汉密尔顿去了奥尔巴尼，请求纽约州最高法院重审此案。虽然法官席中有汉密尔顿的联邦党盟友詹姆斯·肯特，但汉密尔顿还得面对其他三名共和党法官。所有人都热切期待汉密尔顿那势如破竹的雄辩，以致在他演讲时，州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们纷纷到场旁听。这些立法者不仅仅是由于好奇而来到法庭的，他们正在考虑一项法案，该法案将真实性作为诽谤诉讼中的申辩理由。在长达六小时的演说中，汉密尔顿没有令期待者失望。在论证需要重新审理的时候，汉密尔顿着重突出了保护表达自由的原则的重要性：“在我看来，表达的自由在于从正当的动机出发，为恰当的目的，将事实的真相公之于众，使这些表达可能会影响到政府、地方官员或个人。”[18]作为一个反复受到媒体谩骂指责的受害者，汉密尔顿并不赞同完全不受限制的表达自由：“我认为谩骂和诬蔑的精神是社会的毒瘤。我知道最优秀的人也无法免于谣言的攻击。众口铄金的教训值得我们深思。”[19]接着，他阐述了真相、公正和无恶意表达的重要性。

汉密尔顿断言，只有自由的媒体才能遏制行政权力的滥用。他从未直接提及杰斐逊，但是总统的影子一直不断出现在他的演讲中。在陈述当选官员需要接受全方位的媒体监督时，汉密尔顿提醒法官们注意：“不知有多少次，一些伪君子披着道貌岸然的外衣，在公众中博取声望；又有多少次，在达到目标之后，伪君子就变成了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为了防止听众不明白其中暗示的意思，汉密尔顿补充说：“那些**澎湃的民权斗士攀上权力巅峰后，就变成与民权不共戴天的压迫者。因此，有必要观察一下这样推选出来的人的实际行为。”[20]

通过强调动机问题，汉密尔顿明确了至今仍在美国产生效力的诽谤罪认定原则：发生争议的作品必须是虚假的、破坏他人名誉的和恶意的。如果一份公开发行的作品“意图是正当的，它就不应该是诽谤，因为它只不过是一种坦率的记录”。[21]汉密尔顿表明了真实性和意图是如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报道是真实的，那么我们有理由推断，它不是被用来蓄意伤害他人的。”[22]但他也承认，仅有真相不能作为有效辩护，诽谤者也可能“滥用真相作为武器”。[23]汉密尔顿没有辩称真相是决定性的，只是认为它应是可以被接受的证据；如果一名记者揭露了真相，但恶意地损害了对方，他仍可能犯有诽谤罪。汉密尔顿指出，已经被烙上令人厌恶的名号的《镇压叛乱法》，实际上包含了一个补救性的措施——它允许被控诽谤的人在陪审团面前就真实性和意图做出陈述。[24]在决定诽谤案件中的意图时，汉密尔顿还强调需要有一个独立的陪审团，而不是由行政部门任命的法官做出裁决，以免美国司法制度重归专断暴虐的皇室法庭的旧路。

当汉密尔顿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发表总结陈词时，他仿佛回到国王学院那青春飞扬、意气风发的岁月。他的声音仿佛是从内心深处自由地流淌出来的：“我从不认为说出真相是犯罪之举。我很高兴这一天即将来临，因为我的灵魂憎恨这样的看法：一个自由的人却不敢说出事实的真相。”[25]表达自由的问题有着非凡的意义，派系作风——“我们国家的致命毒药”——已经扩散至整个美国。汉密尔顿担心某些政党可能导致专制和独裁：“监督这些行为是自由的媒体的职责。它提早为我们敲响葬钟，捍卫权力免遭侵蚀。这是一项重要的权利，我们为此权利宁可浴血奋战也不能放弃。”[26]

在场人士聆听了汉密尔顿从丰富的个人经历中提炼出的诸多论点，便再也无法忘却他那些引人入胜的观点，以及他给肃静的法庭带来的震撼。詹姆斯·肯特悄悄递给朋友一张便笺，上面写道：“我从未听到他如此美妙的演讲。”[27]纽约商人约翰·约翰斯顿（JohnJohnston）后来写道：“这的确是人类才智的非凡成就，我相信，法庭上的人无不热泪盈眶。”观众托马斯·P。格罗夫纳（ThomasP。Grosvenor）证实，汉密尔顿的演讲“让他流下了眼泪，也让无数观众流下了泪水”。[28]首席法官肯特总是对汉密尔顿在法庭上的精彩表现提出独到见解，而这次汉密尔顿为克罗斯韦尔辩护的演说被他视为“最值得称颂的一场”：

我一直认为汉密尔顿将军在那件事中所做的辩护是最了不起的一次。汉密尔顿将军展示出非同寻常的严肃和热忱。他时而让人热血沸腾，时而又让人深表同情。他的整个灵魂都投入到这件事情上，投入到为陪审团和自由的媒体争取权利中，他相信自己正在为反抗压迫的勇士建立最安全的庇护所。[29]

即使汉密尔顿的对手，纽约州首席检察官斯潘塞，也对汉密尔顿在法律方面的能力不吝赞美之词，称他是“这个国家所产生的最伟大的人物……就创见性而言，汉密尔顿无疑超越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30]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汉密尔顿输掉了这场官司。因为四名法官意见相左而人数又等同，于是，在首席法官摩根·刘易斯反对的情况下，克罗斯韦尔没有打赢这场官司。作为对袒护总统杰斐逊的报答，共和党人将刘易斯奉若神明，在六天后提名他为代表该党参选纽约州州长的候选人。但是，汉密尔顿在这场案件中的陈词却取得了长远的胜利。1805年4月，纽约立法机关通过了一部新的《诽谤法》（LibelLaw），该法包含了汉密尔顿希望涵盖的几点内容。在新法颁布实施之后，州最高法院同意在那年夏天重新审理哈里·克罗斯韦尔一案。遗憾的是，汉密尔顿未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场迟来的胜利。

1803年，杰斐逊总统由于收购路易斯安那州的土地，而让其在群众中的人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美国仅用1500万美元，就购得了位于密西西比河与落基山脉之间215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使当时美国的领土面积几乎翻了一倍。对于杰斐逊的行为，汉密尔顿有些哭笑不得：杰斐逊——这位严格奉行宪法人——竟然利用远远超出宪法规定的行政权力做出如此惊人的举动。这项土地购买案，令汉密尔顿的中央银行以及被现任总统猛烈抨击的其他措施相形见绌。杰斐逊考虑通过宪法修正案使购买路易斯安那的行为合法化，并得到了国会的许可。“我们还是少谈在路易斯安那购买案中的宪法问题为好。”他向麦迪逊坦陈。为了证明他的行为具有合法性，杰斐逊引用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阐明并完善的默示权力理论。正如约翰·昆西·亚当斯所说，杰斐逊在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中“对默示权力的假定和使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广泛影响，要比华盛顿和亚当斯政府时期对这项权力的使用大得多”。[31]当事情符合自身利益时，杰斐逊就略显尴尬地把自己的小政府主义信条丢到了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