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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义和团运动的滥觞（第1页）

2。义和团运动的滥觞

慈禧刚开始第三次训政，大麻烦便接踵而至。当时，以救亡图存为宗旨的维新变法运动惨遭失败，中华民族的危机进一步加深。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面前，各地民众出于朴素的爱国情感，掀起一场又一场反帝风暴，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就是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源于长期流行在山东、直隶一带的民间秘密会社，原称“义和拳”，参与者被称为“拳民”，也被贬称为“拳匪”。事实上，义和团的门派和拳民构成很复杂，一般认为其中包括传播武术的民间团体，如义和拳、梅花拳、大刀会，也有许多白莲教教徒以及地方乡团组织。其发动者和参与者有土豪乡绅、普通农民、民团会党、城市贫民等，从而形成了一个庞杂的团体。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他们打着“反清复明”的大旗，反对清朝统治，遭到了清廷的无情镇压。

在两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势力不断侵入中国，洋人耀武扬威地出入于沿海各省的开放商埠，并通过武力入侵和不平等条约，迫使清廷同意解除教禁。获得传教权利的西方传教士四处活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外国传教士出行传教或坐轿或坐车，有护兵马弁跟随，进村三声炮，很是威风。有些不法传教士仗着领事馆的庇护勾结恶霸地主、地痞流氓，霸占田产，敲诈勒索，行凶杀人，罪行累累。受到洋人欺压的老百姓的民族意识渐渐觉醒，将斗争对象由清廷改为洋人。

为了树立拳民的信念和强化拳民反抗洋教的决心，义和团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蒙上了浓厚的民间宗教色彩。他们通过设立神坛、画符请神等方法秘密聚众。他们相信鬼神附体，画符、吃符，符揣在兜肚里，掐指念咒，就可以“刀枪不入”。在众多团体组织中，有一支组织以妇女为主要成员，她们穿着红衣红裤，手里拿一盏红灯，四处游说，扬言洋人的枪炮虽厉害，只要经红灯一照，它们自会炸裂。在这一言论的催化下，“红灯照”传遍了山东。

山东是义和团的主要发源地。光绪二十三年（1897），德国强占胶州湾，并强行把山东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随后，外国传教士纷纷进入山东各地，修建大小教堂一千多个。许多地主豪绅倚仗教会的势力，大肆搜刮民财，激起民众的义愤。是年夏，山东冠县梨园屯的村民与教堂因土地纠纷发生冲突。威县梅花拳师赵三多应村民阎书勤等人邀请，前往援助。不久，赵三多将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十二日，赵三多等人在冠县梨园屯蒋家庄马场竖起“扶清灭洋”的旗帜宣布“起义”，但因清军镇压而失败。

光绪二十五年（1899）春，山东平原县城南杠子李庄的李长水、杨传文等人从高唐县华庄请来一个名叫华禄财的拳师，在李长水家中设拳场，练拳习武。杠子李庄的天主教徒李金榜则请来神甫宣传洋教，似乎有对垒的意味。拳民见李金榜等人信了洋教，顺从洋人，很不服气，又请义和拳首领朱红灯，以茌平县五里庄为中心，开展神拳练武活动，反对洋教。五月间，朱红灯、心诚和尚率领茌平、禹城、高唐、长清交界地区的拳师来到平原，先后在北堤、杠子李庄设拳场，表演拳术、刀枪，发动拳民与洋教斗争，同时利用发传帖的方式发动周边村庄的农民加入义和拳。于是，拳民聚众北堤，破坏小魏庄的两处教堂，杀了几个洋教士，并竖起“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旗帜。洋人吃了义和拳的亏，便向督抚交涉，巡抚毓贤敷衍几句便应付过去了，但洋人不肯罢休，进一步向清廷施压，清廷只得命平原知县蒋楷率领勇役数十人前往镇压，但被义和团打败。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平原起义”。

山东巡抚毓贤之所以不认真对待传教士的诉求，并非出于胆小怕事，只是对教会和洋人比较反感。不久，清廷加派候补知府袁世敦等人前来镇压，击败义和拳。其后，清军游击将军马金叙活捉了义和拳首领朱红灯、心诚和尚等人，但毓贤仇视外国侵略者，对民众反洋教的斗争比较同情，认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提出抚剿并重之策，还罢免了蒋楷、袁世敦等人的职务。他给朝廷上奏说，义和拳本属乡团，建议“改拳勇为民团”；并明确说义和拳就是“义和团”，首次提出了“义和团”的概念；建议朝廷采取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策略。此外，他还向朝廷申诉，认为民教矛盾的责任在教会一方。

就这样，有了地方巡抚的默许后，义和团的威势越来越大，洋人异常恐慌，常常一听“义和团”三字便吓得失魂落魄。是年冬，山东肥城发生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卜克斯被杀案件。在西方各国连续抗议后，毓贤被清廷先免职后改任山西巡抚。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带领北洋新军在山东大力镇压义和团。

袁世凯一到任，马上发布了《禁示义和拳匪告示》，称凡是练拳或赞成义和拳的，一律杀头。他首先对义和团大本营进行了一次突袭，把义和团打得“落花流水”，一部分首领死于乱军之中，另一部分则拼命杀出重围逃脱。接着，袁世凯又痛剿山东地区的义和团，消灭了十多个地方团体。

然而，此时山东的义和团已成气候，骨干拳民超过七千人，参与者已达十万人以上。河北、天津、北京等地也出现了义和团，而且发展迅猛。负有剿灭“拳匪”之责的直隶总督裕禄见义和团打着灭洋旗帜，同情他们，还请拳民首领到督署做客。

权贵集团看到“民心可用”，不少人转而“同情”、利用义和团。慈禧见义和团声势浩大，难以剿灭，便也开始重点关注义和团。这个时候，毓贤、载漪等人上奏朝廷，倡言不能忽视民团的价值。

慈禧看了毓贤的奏折后，特意召他入觐。毓贤早与端郡王载漪串通一气，称“东省拳民，技术高妙，不但刀兵可避，抑且枪炮不入”，这是皇天护佑大阿哥，特生此辈奇才，扶助真主。慈禧并不全信，又传载漪问话。载漪回禀道：“老佛爷明鉴，奴才们钦佩莫名！但据山东巡抚毓贤密报，此事的确是真。毓贤心性忠厚，尚不致有欺瞒谎报之事。奴才愚见，不如饬直隶总督裕禄召集拳民数十人，先行试验。果有异术，然后招募。”裕禄对义和团的信赖推崇与毓贤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慈禧左右盘算，觉得这是一股可以用来对付洋人的力量，更可能迫使洋人不再因废光绪帝而对朝廷横加指摘，便接受了毓贤的建议，下谕要各省办理保甲团练，实际上等于承认义和团为地方武装。各地贴出告示，将义和拳改称义和团。这样一来，义和团在北方地区迅速发展起来。他们打出“扶清灭洋”或“保清灭洋”的旗帜，口号虽不统一，但主要是接受清廷统辖，协助清廷与洋人对抗，并明确表示“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爱国性与封建性混为一体，对一切与“洋”有关之人和物极端仇视。

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慈禧对十多个国家的抗议置之不理，发布维护义和团的诏令。直隶总督裕禄大喜过望，除了向数千拳民发放饷银外，他还邀请义和团的首领在天津数处开坛聚众。山东拳民大受鼓舞，纷纷涌入直隶。一时间，从天津至涿州、保定，都有拳民起坛请神、烧教堂、杀洋人，并到处毁坏铁路及电线杆等“洋物”。由于有了清廷的明确支持，义和团情绪高涨，迅速向更极端、更非理性的方向发展，对传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杀。涿州知府衙门也被三万名拳民占领。

慈禧派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及顺天府府尹赵舒翘（5）到涿州调查。刚毅、赵舒翘赶到涿州时，适逢地方官缉捕“拳匪”，已拿住数十人。刚毅立刻下令放人，赵舒翘随声附和。刚毅在涿州巡行了一圈，收获颇大。回京后，他向慈禧报告说“拳民忠贞，神术可用”。慈禧心想，既然诸臣都称赞义和团神勇，可以利用，何不借其手给外国人一点颜色瞧瞧呢？于是，清廷对义和团的政策由维护改为招抚。慈禧派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去招抚义和团，想利用义和团来牵制洋人，义和团随后改名为“虎神营”。

是年春夏之交，义和团拳民总数已有二十多万。他们涌入天津后，许多传教士、外国人、中国教民被杀，甚至“夙有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义和团的逻辑很简单，一切带“洋”字的东西，皆应被毁。铁路、电线、机器、轮船等都在捣毁之列，因为机器工艺为洋人“乖戾之天性所好”。而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

接着，义和团“乘胜”开进京城。伴随着义和团的香火缭绕，北京的天空布满阴霾。义和团进京后变本加厉，不仅攻击洋人、所有与洋人有关的人，还损毁所有带洋字的物品。在京城，曾有六位学士仓皇逃窜，只因随身带有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于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言打杀，他们扬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所有师徒，均不饶放”，明令“康有为回国治罪”。在一些顽固派的指使下，义和团宣称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其中“一龙”指光绪帝，“二虎”指主持洋务的李鸿章、张荫桓，“三百羊”则指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洋务派三百人，他们还一度冲入宫中要捉拿光绪帝。董福祥受端郡王载漪暗中笼络，其武卫后军名义上是和义和团联手抵抗洋人，实际上却加入烧杀抢掠的行列，肆意奸杀妇女，掳掠洗劫商户平民，并将赃物公开拍卖。而载漪竟奏请朝廷降旨，嘉奖拳民和董福祥军。

是年五月初一，英国全权公使窦纳乐有感使馆区危险，要求泊在大沽附近的十七艘外国战船增援。三百余名外国水手及陆战队员在五月初四登岸，乘火车于当晚抵京，防卫使馆区。另有近九十名德国及奥地利陆战队员在五月初六抵京。五月十二日，慈禧调京畿董福祥的武卫后军进城，驻扎在天坛和先农坛附近。董福祥军中不少士兵参加了义和团，经联络，义和团拳民开始大举入京，最多时北京的拳民超过十万人。

五月上旬，拳民涌到正阳门内东交民巷，把各国公使馆团团围住，日夜攻打。各国公使一边拼命防守，一面咨照总理衙门，严词诘问。总理衙门此时已归端郡王载漪管理，故而对所有洋人公文一律搁置不理，导致正阳门千余家商铺被焚。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遭武卫军枪杀，被开腹剖心。载漪闻讯兴奋得大叫：“杀得好，杀得好！”各国公使见总理衙门无意出面解决此事，只能一边闭门自卫，一边向本国紧急求援。

五月十三日，驻天津的各国公使组织两千人的联军，由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带领，乘火车增援北京十一国公使馆。因为铁路已被拳民破坏，联军受阻于杨村、廊坊一带，对清兵及义和团作战不利，西摩尔只得下令退回天津，第一次试图解除清兵和义和团拳民对公使馆的围困失败。五月十五日，义和团拳民在京城烧毁孝顺胡同亚斯立教堂、双旗杆伦敦会、王府井天主教东堂、灯市口公理会、东四五条西口的美国福音堂、交道口二条长老会等十一所教堂。有三千二百余名天主教徒逃入有四十二名法兵驻守的天主教北堂，两千多名基督教徒逃入东交民巷的使馆区。董福祥受命率部强攻。

五月十八日，前门一带上千家商铺因老德记西药房大火而被烧成废墟，正阳门楼、北京二十四家铸银厂也被烧毁。拳民四处破坏教堂、攻击教民，庄王府前院被当成集体处刑的刑场。除了屠杀教民外，义和团还滥杀无辜，诬指许多平民为白莲教教众而大肆杀戮。不仅平民百姓遭此大难，朝廷官员中凡涉及洋务的，如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内阁侍读学士联元、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等人，也因直言上谏剿灭义和团激怒了慈禧及其他权贵而被砍头抄家。

北京街头到处是尸体，很多妇女儿童暴尸于野。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烟焰涨天，红巾左握千百人，横行都市，莫敢正视之者。……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在此期间，慈禧放任不管。

此时，联军继续从天津大沽口向京城增兵。五月二十二日，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拟到总理衙门寻求保护，途中遭到清兵伏击。洋人知晓此事后十分恐慌，不知道义和团和清军到底要干什么，于是增派军队对义和团进行反击和镇压。他们除了枪杀义和团拳民外，沿途也不加分辨地滥杀百姓，烧毁村庄。至此，局势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