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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满语味的王爷（第1页）

第一章满语味的王爷

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的启创，离不开爱新觉罗家族的宗亲诸王。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为了表彰兄弟子侄外辟天下，内佐国政的丰功伟绩，以满族固有的称谓册封宗室子弟，所谓“太祖肇基，即以国语定爵号，其最尊者曰贝勒”，首创了具有满族特色的皇室爵位称号。

第一节

努尔哈赤的首创：满族系列爵位名

生活在我国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族，历史发展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期的肃慎，战国以后则改名为挹娄、勿吉，唐时称为靺鞨，宋代以后又称为女真。明代万历十一年（1583），女真人的杰出领袖努尔哈赤以父祖的十三副遗甲起兵，开启了女真人一统天下的征程；万历十五年（1587），努尔哈赤在费阿拉建城称王，定国政、创满文、改编牛录、新建八旗，奠定了后世清代统治制度的基础；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抚顺新宾）建立后金政权，正式拉开了后来的清王朝的序幕。

努尔哈赤在女真人崛起统一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一种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政治统治体制，即以“贝勒”（也就是汉人常说的亲王）为中心的贵族议政制度。清代皇族按照分支的远近分为“宗室”和“觉罗”两种，这两部分皇族以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为分界，塔克世的直系子孙成为“宗室”，腰间通常束一条“黄带子”；其叔伯兄弟的后裔则是腰束“红带子”的“觉罗”。不管是“宗室”还是“觉罗”，其中最尊贵的人称为“贝勒”。在努尔哈赤执政时期，贝勒往往具有较大的权力，可以充分参政议政，是具有实权的官职。努尔哈赤和诸位贝勒也就构建了后金统治时期以家族血缘关系为核心的治国方式。

1。“贝勒”缘起

“贝勒”是满语beile的音译，本意为“坚固的、牢固的、结实的”，当本词用于形容人的时候，往往引申为体格、体能方面，意思为“身体强壮的、有力量的人”。

早在女真一族发展初期，出于生存发展的需求，人们崇尚力量，因此，在部落酋长选举时，大多会推举身强体壮、有力气、有胆量，能够保护族群不受侵害的“勇士”来担任。“贝勒”也就随之成为部落酋长的名称。

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已经不需要孔武有力的人担任部落酋长，作为部落酋长称谓的“贝勒”，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地位较高的官职的称呼。像努尔哈赤在建立后金称“汗”之前，就曾被叫做“淑勒贝勒”，意思是“聪明睿智的贝勒”。后金建立后，因为家族统治的需要，努尔哈赤的诸位兄弟、子侄纷纷成为大权在握的贝勒，他们或者是普通的贝勒，或者是掌管有一旗（或是二旗）的和硕贝勒。天命元年（1616）努尔哈赤的次子代善、侄子阿敏、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更是直接被任命为高于所有贝勒之上的“四大贝勒”，同努尔哈赤一起共听国政。

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在考察各国制度之后，发现每个国家的各项制度之间并不互相沿袭，反而是各国在建国之后，分别设立与本国实际国情相配套的规矩制度。因此，皇太极认为“事不忘初，是以能垂之久远，永世弗替也”（1）。而此时，后金的官名全部承袭自汉人，为保持本民族发展特色，皇太极下令废除明代官爵名号，推行满语官职名称，并用国法加以保障。

在这一过程中，清皇室沿袭了太祖努尔哈赤时的旧例，因诸位“贝勒”地位尊贵，遂以此名作为皇室封爵称谓之一，也就是《清朝文献通考》中所说的：“太祖肇基，即以国语定爵号，其最尊者曰贝勒。”换句话说，努尔哈赤时期，对家族宗亲任命的满语系列的官职称号，开创了清代爵位的先河。

至此，原来地位崇高且大权在握的“贝勒”，摇身一变成为皇室爵位封号之一，也就是后世所说的亲王。

2。四大贝勒

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努尔哈赤出生在建州左卫一个小部落酋长的家里，这个家里育有五个男孩子和三个女孩子，因为人口众多，家庭并不算富裕。十岁的时候，努尔哈赤的母亲喜塔腊氏去世，其父新娶的妻子对他十分刻薄。刚满十九岁，努尔哈赤就因继母的挑唆而不得不与父亲分家，由于只得到了少量财产，兄弟几人只能靠采松子、挖人参糊口。

正当努尔哈赤弟兄们到处为生计奔波的时候，他们的祖父、父亲突然为明朝士兵所杀，始作俑者图伦城主尼堪外兰更是怂恿努尔哈赤的部属反水，最后连努尔哈赤本族宗亲也加入到叛逃的行列，甚至“对神立誓，欲杀努尔哈赤以归之”。面对父祖的惨死、敌人的威胁、族人的背叛、亲人的暗算，果敢坚强的努尔哈赤带领众多兄弟子侄自强不息，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创业”之路。从不为外人所道的小人物，最终成为声势显赫的皇室一族。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任用费英东、额亦都、何和理、扈尔汉、安费扬古为五位议政大臣，共同商讨军政事务。可见，在努尔哈赤起兵初期，因为亲族的背叛，其所依靠的主要是几个外姓固楚（伙伴、朋友）共同战斗起家。随着本家兄弟子侄的逐渐长大、发展成熟，努尔哈赤创业的核心力量，逐步转移到近亲族人身上。他团结家族成员，将本家子弟通过参政议政的形式牢固地捆绑在一起，以血缘关系来维持后金政权的稳定。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事件就是四大贝勒的出现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

后金的宗室贝勒大体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普通贝勒，主要是普通的皇室宗亲。努尔哈赤称汗后，为了提高宗亲贵族征战沙场的积极性，大力提高本族子弟的地位，其子侄大都称为“贝勒”，领有众多的牛录、阿哈（奴才）等，权力相对较大。

在普通“贝勒”之上，又设有和硕贝勒，也就是旗主贝勒，负责本旗内所有事务的管理，是本旗其他贝勒的主人。普通贝勒皆听从和依附于和硕贝勒。

和硕贝勒之外，又有四大贝勒。天命元年（1616），努尔哈赤建国称汗，遂封次子代善、侄子阿敏、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为和硕贝勒，按照长幼顺序，其国人一般称代善为大贝勒，阿敏为二贝勒，莽古尔泰为三贝勒，皇太极为四贝勒。此四人不仅仅是一般的和硕贝勒，掌管所辖旗下诸事，更可以直接参与朝政的讨论和军国大事的决策，地位要远高于其他和硕贝勒。

天命四年（1619），为庆祝萨尔浒大捷，努尔哈赤设宴庆贺：“五月初五日，辰时，汗登衙门就座。衙门两侧设凉棚八处，八旗诸贝勒、大臣等分坐八处。大贝勒、阿敏贝勒、莽古尔泰贝勒、四贝勒及朝鲜二大员等六人，赐矮桌以坐。具盛筵宴之。此前，诸贝勒进宴不坐桌，皆席地而坐也。”（2）这里明确地显示出四大贝勒与其他和硕贝勒以及普通贝勒的不同：四大贝勒属后金政治体制的高层人员，位置并坐于汗桌之前；其余和硕贝勒则分坐于八处凉棚；普通贝勒就只能席地而坐了。可见，此时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既是掌有一旗（或是二旗）的和硕贝勒，又是地位高于其他和硕贝勒的四大贝勒，或者说是执政贝勒。

这四位贝勒跟随努尔哈赤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到了天命年间，努尔哈赤的其他子侄甚至是孙子，像岳托、济尔哈朗等都已长成，并且成长为建有诸多战功的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人的政治地位自然就更高了，成为大汗之下，八和硕贝勒之上的四大贝勒了。这样，四大贝勒也便成了后金汗国中最尊贵的宗室尊称。

四大贝勒不仅地位尊贵，同时也是后金政治的重要决策者。顺治年间和雍正年间纂修、校订的《清太宗实录》中即曾记载，天命六年（1621），努尔哈赤命四大贝勒按月轮流分值，朝中一切事务，都由值月贝勒处理。至此，四大贝勒完全成为后金统治集团的核心，开启了后世清王朝亲王辅政的先河。努尔哈赤也从依靠外姓大臣执掌部族，到顺利将国家权力过渡到自家人手中，完成了后金政治制度的过渡。

3。大政殿外十王亭

去过沈阳故宫的人们都知道，沈阳故宫的大政殿前，呈雁翅形依次排列着十座亭式建筑。离大政殿最近的两座分别是左右翼王亭，其余八座自北而南排列。东边为正黄旗亭、正红旗亭、镶蓝旗亭、镶白旗亭，西边为镶黄旗亭、镶红旗亭、正蓝旗亭、正白旗亭，俗称“十王亭”或者“八旗亭”。这里是努尔哈赤时期，后金大汗和八旗旗主共同办公的地方，是清王朝入关之前，八旗制度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在建筑物上的集中体现。努尔哈赤时期，在四大贝勒之下，后金的宗亲统治体系中还有一个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这里的八和硕贝勒指的是我们前面所说八旗的“旗主贝勒”，简单点说，也就是“旗主”。

后金政权在不断壮大的过程中，努尔哈赤沿用女真人的“牛录制”来管理民众，并将其推广。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由于人口的激增，努尔哈赤下令，每三百丁编为一牛录，五个牛录成一个甲喇，五个甲喇组成一个固山（旗），每固山（旗）设一个固山额真、两个梅勒额真作为管理本旗事务的大臣，在他们之上设有旗主，总领本旗。同时将原有的黄、红、蓝、白四色旗子，分别镶边，形成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色旗子，作为区分每个固山的标志，正式将八旗制度固定下来。皇太极的时候，又在原有的满洲八旗之外，新增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旗帜不变，统称为八旗。

此时的努尔哈赤既是后金的大汗，也是八旗的主人，他把牛录赐给自己的子侄们，成为“贝勒”。随着辖区的不断扩大，贝勒们手中掌控的牛录也越来越多，权力也越来越大。在这些贝勒之上，又有掌管一旗事务、权势更大的“旗主”，清代文献中，这些“旗主”又叫“和硕贝勒”（固山贝勒、旗主贝勒、主旗贝勒）。由于自然消亡或者是功过晋降，担任过和硕贝勒的人数略有变化。天聪九年（1635）以前，出任过和硕贝勒的，除了四大贝勒中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外，杜度、济尔哈朗、德格类、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岳托等人都当过一段时间的和硕贝勒。在八旗制度下，和硕贝勒成为本旗的实际拥有者和最高军政长官，旗下所有人，不管身份高低，哪怕是占有大量牛录、在外带兵征战的贝勒，也需归附到各个旗下，听从本旗和硕贝勒的命令。

天命年间（1616—1626），和硕贝勒阿敏，与其弟斋桑古关系交恶，阿敏怀疑斋桑古行为不端，“对其诸弟之衣食生计，供给便不充裕”。斋桑古多次向大贝勒代善和四贝勒皇太极陈情诉苦，结果，两人没有管，也没有将堂弟的苦楚上奏努尔哈赤，任其遭受堂哥阿敏的欺凌，二人认为“若将弟诉之言，告于父汗，则似诬谤并肩而行之阿敏台吉，将招外人之言，因而不准”。不仅如此，就连斋桑古本人也没有勇气将这件事上报给努尔哈赤，只能“生计无着，困苦忧愁”。后来斋桑古与硕托分别前往自己的领地，被众人误认为是投降明朝，阿敏直接请求努尔哈赤，将其兄弟之事放在众人面前，让大家评评理，如果是自己做错了，那就惩罚自己；如果是斋桑古做错了，那就把他交给自己杀掉。幸运的是，努尔哈赤没有听从阿敏的意见，最后只是从轻发落，问斋桑古是否愿意继续与哥哥阿敏在一起共同居住，如果不愿意，可归入其他兄弟旗下。

通过这件事情我们不难发现，和硕贝勒作为一旗的主人，对本旗内部是有绝对权威的。任何一个贝勒，都必须依附于父兄的旗下才能生存，不能自己单独成旗，或者是游离于八旗之外。和硕贝勒是本旗内部人员的主宰，左右着他们的给养，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除努尔哈赤外，任何人不能干预本旗事情。

除了对下的严格支配权，旗内人员不论职位高低、功劳大小，都必须尊敬、拱卫和硕贝勒，否则就会受到严惩。天命五年（1620），努尔哈赤率兵攻打明朝，命令莽古尔泰驱逐沈阳城外的明朝军队，莽古尔泰“亲自远逐，该固山大营之兵主总兵官额亦都率领兵众，不速贝勒，由后缓缓而行”。返回时，莽古尔泰问额亦都，你为什么不跟着我追击明军呢？额亦都说：“我哪知道需要跑这么远，你如此快速追杀，我们的兵跟不上。”努尔哈赤知晓此事之后，非常生气，因为额亦都没有及时护卫莽古尔泰，没有尽到一个臣属应尽的责任，下令逮捕了十几个扈从的大臣，额亦都本人也没能逃脱被审判的后果。经审判，额亦都应被判死刑，努尔哈赤念在其既是自己的妹夫，又劳苦功高的份上，免其死罪，革去功劳，没收三百诸申。

在这种八旗制度之下，由于各旗的和硕贝勒权力相对较大，各自独立为政，相互之间不加干涉，加上努尔哈赤晚年一直没有找寻到合适的继承人选，天命七年（1622），努尔哈赤下达汗谕，正式确立了“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宗亲辅政体制。在这种体制之下，八旗的和硕贝勒掌握了后金的所有军政大权，包括大汗的废立、军国大事的决断、司法诉讼、职务任免、财政大权，等等。这样一来，和硕贝勒的权力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扩大了，成为后金政权的最高统治阶层，凝聚了爱新觉罗家族的向心力，为皇太极时期八大铁帽子王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古英巴图鲁”大贝勒代善

首位礼亲王爱新觉罗·代善，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和元妃佟佳·哈哈纳扎青的第二子。他历经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三朝，戎马一生，为清朝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三次离皇位只有一步之遥，一生充满了奇幻的色彩。皇太极继位后，论功行赏，封其为礼亲王，居众亲王之首。乾隆年间，“礼亲王”一爵也因代善本人的功绩，加世袭罔替，成为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

代善是清朝开国初期著名的历史人物，也是清朝早期统治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一生也可以说是一部清王朝的崛起发展史。十六岁时，代善开始随着父亲努尔哈赤征讨扈伦诸部，初露锋芒，因功被封为“贝勒”；乌碣岩一役，代善一战成名，被授予“古英巴图鲁”的称号。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汗国后，代善同弟弟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一起晋升为“和硕贝勒”，成为后金政权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四大贝勒之首，地位仅次于其父努尔哈赤；萨尔浒之战，代善因为优异的军事才能，成为后金一方的主将，为后金战胜明朝起了重要的作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使代善的野心膨胀，在兄长褚英被废后，代善成为下一任汗王实际继承人，却在与继母的关系、与父亲争夺住宅、对儿子不善等事情的暴露之后，被努尔哈赤免掉了继承人的资格，但仍旧同其他几位和硕贝勒一起执掌军国大事，为清王朝统一东北、定鼎中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古英巴图鲁”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代善第一次随父出征哈达、辉发、叶赫诸部，因作战勇猛，事后被封为“贝勒”。前面曾提到，“贝勒”是女真时期权力地位较高的官职，万历十七年（1589）以前，也只有努尔哈赤和弟弟舒尔哈齐可以称为“贝勒”。两年后，代善的兄长、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开始升做“台吉”，一直到万历二十七年（1599），兄弟二人才一起被封为“贝勒”。史书中虽然没有直接描绘代善在这场战役中是如何英勇杀敌、冲锋陷阵的，但从战后的分封来看，其战绩应该是比较卓著的，而且得到了努尔哈赤的赞赏，否则他也不会以小小的年纪就获得了和哥哥一样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