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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幕 圆粘儿（第1页）

序幕“圆粘儿”

民国十六年，天津。

他站在这条街上，想努力让自己不那么碍眼，却失败了。

对一个十四岁的男孩而言，刘大栓的个儿头本就不高，不仅小鼻子小眼稚气未脱，又穿了件不合身的大坎肩，越发显得瘦弱。他系上腰带活像一捆麻秆，往街边一戳，似乎来阵风就会被吹倒。可即便是麻秆，立在这条街上也是大煞风景，因为这是维多利亚大道。

这条以英国女王命名的大街是租界区的一道亮丽风景，洁净的方砖路、优雅的路灯、怡人的花园绿地，最引人注目的是道路两旁那一座座姿态各异的洋楼——怡和洋行、太古洋行、汇丰银行、花旗银行、麦加利银行……刘大栓不懂什么是巴洛克建筑，也不晓得这些洋行的国际影响力，只觉得这里的每栋房子都不比鼓楼小，那一根根气势恢宏的石柱比庙里的佛像还高。当然，他更不知道维多利亚大道是北方最重要的商务中心，其繁华程度不逊于英国伦敦那条与之同名的大街。

熙熙攘攘，利来利往，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来这条街都抱着同一目的——赚钱！大栓自然也不例外，但他只是个拉洋车的伙计。

拉洋车这行业始于清末，据说是从日本传过来的，故而中国人称其为“东洋车”，后来叫着省事变成了“洋车”，天津市民又俗称其为“胶皮”。近十年随着城市扩张，洋车越来越多，无论大街小巷总能看到它们的身影。不过刘大栓接触这种人力的交通工具才半年，这是头一天真正开始拉车。

和大多数在这座城市卖苦力气的人一样，他也不是天津人。大栓的家乡在直隶滦县，他爹是矿工。他没上过学，所认识的几个字是他爹拿皇历教他的，什么叫吉，什么叫凶，什么叫开仓，什么叫动土，什么叫诸事不宜……再多的字连他爹也不认识。或许这就足够了，不出意外的话，他将来也会当矿工，娶个矿工的女儿当老婆，生几个孩子未来接着当矿工。

可意外偏偏发生了，父亲失踪，母亲亡故，大栓只能带着弟弟跑到天津，投靠在天津拉洋车的二叔。其实他以前从未见过这位二叔，只是曾听父亲念叨过这门亲戚。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位亲戚还真叫他找到了，而且二叔、二婶膝下无子，只有个女儿，于是很慷慨地收留了他们兄弟。

但是天意弄人，还不到半年，二叔就得了重病，不能再拉车养家，于是大栓接替二叔，开始了“二轮生涯”。在天津哪里拉车最挣钱？当然是租界。幸而二叔交的捐税多，有一件四条花纹的号坎[1]，可以出入英、法、比、日四国地界。大栓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趾高气扬地绰起车把，直奔维多利亚大道……

可真到了地方，目睹这里的景致，他肚里的底气又泄了。这简直是另一个世界。有人好几次从他的身边经过，大栓想招揽他们坐车，光张嘴却说不出话——咳！说出来也没用，那是一些金发碧眼的洋人。他连中国字还不认识几个，跟外国人说什么呢？

几次欲言又止之后他把车泊在路边，来个愿者上钩。可谁也不愿意坐孩子拉的车，耗到正午十二点，大栓更傻啦！伴着教堂传来的钟声，大街喧闹起来，每栋建筑都拥出形形色色的人，有西装笔挺、叼着烟斗的“大班”，有歪戴软帽、说说笑笑的青年，有灰色制服、挂着勋章的军官，金发的、灰发的、棕发的……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队洋兵，身穿红呢子军服，头顶着毛茸茸的黑帽子，扛着长筒步枪，下身竟穿着黑红格子的短裙，露着毛茸茸的小腿。大栓暗想——洋鬼子果真邪门，大老爷们儿穿裙子！

街上也不乏中国人，他们大多穿着光鲜耀眼的绸缎大褂，蓄着整齐的小胡子，拄着文明棍，拎着大皮包，一望便知非富即贵。街上时而还冒出几个西洋女人，穿着花里胡哨的百褶长裙，腰却束得紧紧的，活像大葫芦。见她们袒胸露背，大栓有点儿不好意思，忙把头扭开，却又忍不住斜眼偷瞄，心里纳闷儿道：她们穿的鞋后跟咋那么高？还有那帽子，真怪！干吗把葡萄顶在帽檐上？

大栓正瞧得出神，忽觉倚在旁边的洋车动了一下，顿时紧张起来——难道有人偷车？他赶忙回头，却见几个挎着布兜儿的小孩从街角跑来，连蹿带蹦地跃过车把，手里挥舞着报纸，乱哄哄地喊着：“看报！看报！南方政府迁都，沈阳工人游行，白宗巍坠楼案又有新线索。快来买！《大公报》《益世报》《晨报》《商报》《泰晤士报》……”吵吵嚷嚷的，一溜烟儿窜入人群。大栓望着这群小孩，暗骂自己废物，连几个小娃娃都不如，于是也开始憨着脸皮招揽客人。

偏偏这时抢生意的来了，有些拉车的早掐准时间，钟声一响便奔到这条街上。他们轻车熟路反应机敏，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如果有人操着浓重的天津口音喊“胶皮！”他们立刻一边嚷着“上哪儿，您嘞？”一边点头哈腰地跑过去。若有人斯斯文文地叫“黄包车！”他们就装出一嘴南方腔调“来哉！来哉！”地凑过去。对付洋人他们也有一套，快步上前鞠躬行礼，“哈喽！（Hello!）”“咕嘟阿福兔奴！（Goodafternoon!）”“喂哎哟狗，塞？（Whereareyougoing，sir？）”没说几句，洋人就乖乖上车。大栓瞧得直眨眼——说什么呢？“喂哎哟狗，塞？”咋这么管用？“哎哟狗”是什么狗？这种狗怎么喂？为什么后面还有个“塞”？难道狗吃得太急，噎着了？

大栓像只没头苍蝇，左扎一头右撞一下，每次都叫别的拉车的抢了先，正急得抓耳挠腮，猛一抬头，发现了合适的目标。那是个穿黑制服的青年，明显是中国人，留着小平头，腋下夹着一顶黑色檐帽，还戴着白手套。大栓如获至宝，唯恐别人抢生意，三两步地奔到近前道：“先生，您坐车吗？”

“啊？”那人扭过头，讶异地看着他。

“您坐车吗？”大栓竭力克制着家乡口音，又问一遍。

“我？！”那人仿佛听到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大栓心里着急，结结巴巴道：“大哥，您帮帮忙吧，照顾一下我的买卖。”

“我真想照顾你，可是……”那人抬手指向停在不远处的一辆黑色汽车，“我坐你的车，我的车谁开？”

原来他有私人的汽车司机！

“哈哈哈……”旁边几个拉车的发出嘲笑，显然他们看到了这尴尬的一幕。大栓脸上发烧，忙不迭地跑开，才发觉拐角的岔道上停着两列汽车。奔驰、福特、庞蒂克、雪铁龙，司机有的吸烟，有的看报，有的擦车，显然都在等候主家。毫无疑问，那些拥有汽车的商人和官员自然要比坐洋车的更阔绰。

半个钟头过去了，行人渐渐稀少，大栓依旧空着车。他根本抢不过那些有经验的同行，只能继续守株待兔，又把车停在西侧一座建筑前。这是一栋砖石结构的二层洋楼，虽然不高，却占地广阔，大门宽敞，二楼有阳台，八根雕刻精美的爱奥尼亚柱式直贯顶檐，最与众不同之处是楼顶上横挂着一块钟表。托皇历的福，大栓认识这座楼的字号，“白蜡金”的“金”、“城头土”的“城”——金城银行。

他之所以停在这里，是因为这栋楼走出来的中国人多，跟同胞招揽生意还简单些，不过运气差真是一点儿办法都没有。自他在门口一站，谁也不出来了。大栓离家时的勇气已消磨殆尽，抬头看看楼上的钟，已过了下午一点，天色略有些转阴，午饭还没吃呢！他越发蔫头耷脑提不起精神……就在这时，他听到一阵“嗒、嗒、嗒”的脚步声。大栓虽没见过什么世面，却也知道发出这种声响的绝非千层底，而是皮鞋。他朝声音来源望去——银行大门开着，但天色不太晴朗，昏暗的门厅又遮蔽了光线，由外向内看不清这个人的上半身。他只见一双脚踏在木地板上，伴着那清脆的声音款款而来，那是一双棕白两色的镶拼皮鞋，皮革接缝处似乎还有花纹。

大栓陡然想起，二叔曾经捡过一本《北洋画报》，里面有许多新奇的广告画，其中就有这种鞋。当时他笑这鞋样子古怪，二叔看了看价格咂舌道：“把咱洋车卖了也买不起呀！”“一双鞋这么贵？”“傻小子，是一只！买一只都不够。”比两辆洋车还值钱的皮鞋，今天他竟亲眼见到有人穿在脚上，这位到底是何等身份？

错愕间，这双鞋的主人已从银行走出来——中等身材，不胖不瘦，穿一身白色的派力司西装，笔直的裤管没一丝褶皱，铜扣皮带系在腰间；敞着上衣，露出一条俏皮的斑点领带，又被金制的领带夹牢牢地夹在衬衣上，那衬衣左胸有个口袋，里面胡乱掖着一条淡蓝色的真丝手帕，手帕半截露在外边，显得随意而任性。因为戴着墨镜，瞧不清他的相貌，但是面庞清秀没有胡须，梳着油亮亮的小分头，年纪也就二十左右，肯定是个帅小伙。

大栓被此人的气质镇住了，好半天才意识到这是一个挣钱的机会，却又有点儿犹豫——是中国人吗？要不要“喂狗”？正盘算怎么开口时，小伙反倒率先打破沉默，朝他招手道：“过来呀，洋车！”

哪知这声“洋车”一出口，立刻有好几个拉车的一窝蜂扑过来道：“坐我的！坐我的！我伺候您……”大栓恨不得扇自己两耳光，明明近在咫尺，又叫别人抢了。

“别吵！”小伙不耐烦地摆了摆手，“我坐那位小兄弟的车。”他的嗓音又轻又亮，语气却很坚决。

大栓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坐我的车？

其他拉车的愤愤不平道：“干吗非找他？瞧他那小身板，回头拉得不稳，摔您个跟头！”

小伙却充耳不闻，径自走到车前。大栓受宠若惊，明知坐垫是干净的，还是忍不住拍打一番，唯恐半点儿浮土沾到人家的白裤子上，还特意鞠躬说了声：“请……”他的头低下半天，却见那双穿着名贵皮鞋的脚依旧站在原地。怎么回事？抬头一看，才发现小伙身后还跟着另一人，俩人正嘀嘀咕咕地说话。

跟来的人是位长者，五十岁左右，个头不高，身材瘦削，左额上有一道殷红的疤痕，头发胡须都梳理得很整齐，穿一身褐色的纺绸大褂，上面绣着篆字花纹，斜襟里塞着一块怀表，手里提着一只皮箱，足下蹬着蓝色的布鞋。此人有双犀利的三角眼，再加上眉头紧锁表情严肃，以及那道疤痕，令人望而生畏。

大栓知道偷听客人说话不礼貌，可距离实在太近，还是有几句话自然而然飘入他的耳中。

“你非去不可吗？”那位长者似乎很不高兴。

“是。”小伙态度坚定。

“闹出乱子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