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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第6页）

克利斯朵夫回到旅馆，火气没有了，只有丧气的份儿。他觉得自己完了。他的脆弱的依傍倒掉了。他认为不但跟哀区脱结了死冤家，并且把介绍人高恩也变了敌人。在一座只有冤家仇敌的城里，那真是孤独到了极点。除了狄哀纳与高恩，他一个人都不认识。他的朋友高丽纳，从前在德国认识的美丽的女演员，此刻不在巴黎，到外国演戏去了，这一回是在美国，不是搭班子，而是自己做主体：因为她已经很出名，报纸上常常披露她的行踪。至于那个被他无意中打破饭碗的女教师，他常常难过而决心到了巴黎非寻访不可的女子，如今来到巴黎之后，他可忘了她的姓氏，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他只记得她名字叫作安多纳德。其余的还得慢慢地回想，而且在茫茫人海中去寻访一个可怜的女教员，又是谈何容易！

眼前先得设法维持生活，越早越好。克利斯朵夫身边只剩五法郎了，他不得不抑捺着厌恶的心理，去问问旅馆的胖子老板，街坊上可有人请他教钢琴。老板对这个一天只吃一顿而又讲德语的旅客，原来就不瞧在眼里，现在知道他只是个音乐家，更失去了所有的敬意。他是老派的法国人，认为音乐是贪吃懒做的人的行业，所以就挖苦他：

“钢琴？……你弄这个玩艺儿吗？失敬失敬！……真怪，竟有人喜欢干这一行！我吗，我听到无论什么音乐就跟听到下雨一样……也许你可以教教我吧。喂，你们诸位觉得怎么样？”他转身对一班正在喝酒的工人嚷着。

大家哄笑了一阵。

“这行手艺倒是怪体面的呢，”其中有一个说。“又干净，又能讨女人喜欢。”

克利斯朵夫不大懂得法语，尤其是取笑的话：他正在找话回答，也不知道该不该生气。老板的女人倒很同情他，对丈夫说：“得了吧，斐列伯，别这么胡说八道。”——她又转身向克利斯朵夫：“也许有人会请教你的。”

“就是葛拉赛那个小丫头。你知道，人家为她买了一架钢琴呢。”

“啊！你说的是他们，那些摆臭架子的！不错，那是真的。”

他们告诉克利斯朵夫，说那是肉店里的女儿：她的父母想把她装成一个大家闺秀，答应她学琴，哪怕借此招摇一下也是好的。结果是旅馆的主妇答应替克利斯朵夫说去。

第二天，他回报克利斯朵夫，肉店的女主人愿意先见见他，他便去了，看见她坐在柜台后面，四周全是牲畜的尸首，那个皮色娇嫩，装着媚笑的漂亮女人，一知道他的来意，立刻板起一副俨然的面孔。她开口就提到学费，声明她不愿意多花钱，因为弹琴固然是有趣的玩艺儿，但并非必须的，她每小时只能给一法郎。之后，她又不大放心地盘问他是否真懂音乐。等到知道他不但会演奏，还会写作，她似乎安心了，态度也显得殷勤了些：她的自尊心满足了，决意向街坊们说她的女儿找到一个作曲家做老师。

下一天，克利斯朵夫发现所谓钢琴是件旧货店里买来的破烂东西，声音像吉他；——而肉店里的小姐用着又粗又短的手指在键盘上扭来扭去，连这个音和那个音的区别都分不出，神气似乎不胜厌烦，不到几分钟就当着人打呵欠；——母亲还在旁监视，发表她那套对音乐与音乐教育的意见。克利斯朵夫委屈之极，连发怒的气力也没有了。他垂头丧气地回去，有几晚连饭都吃不下。仅仅是几星期的功夫，他已经到了这田地，将来还有什么下贱的事不能做？当初也何必那么愤愤不平地拒绝哀区脱的工作？他现在做的事不是更丢人吗？

一天晚上，他在卧室中不由得流下泪来，无可奈何地跪在床前祈祷……祈祷什么呢？他能祈祷什么呢？他已经不信上帝，以为没有上帝了……但还是得祈祷，向自己祈祷。只有极平凡的人才从来不祈祷。他们不懂得坚强的心灵需要在自己的祭堂中潜修默炼。白天受了屈辱之后，克利斯朵夫在他静得嗡嗡作响的心头，感觉到他永恒的生命。悲惨生活的浪潮在生命的底下流动：但这悲惨生活跟他生命的本体又有什么关系呢？世界上一切的痛苦，竭力要摧毁一切的痛苦，碰到生命那个中流砥柱就粉碎了。克利斯朵夫听着自己的热血奔腾，仿佛是心中的一片海洋；还有一个声音在那里反复说着：

“我是永久，永久存在的……”

这声音，他是很熟悉的：不论回想到如何久远，他始终听到它。有时他会几个月的把它忘掉，想不起内心有它强烈单调的节奏；可是实际上他知道那声音永远存在，从来没停过，正如海洋在黑夜里也依旧狂啸怒吼。如今他又找到了那种镇静与毅力，像每次沉浸到这音乐中的时候一样。他心定神安地站了起来。不，他的艰苦的生活一点儿没有可羞的地方；他咬着面包用不着脸红；该脸红的是那些逼他用这种代价去换取面包的人。忍耐吧！终有一天……

克利斯朵夫又到别的音乐商那里奔走了几次，毫无结果。他觉得法国人不容易接近；他们那种漫无秩序的忙乱把他头都闹昏了。巴黎给他的印象是一个混乱的社会，受着专制傲慢的官僚政治统治。

一天晚上，他因为一无收获而垂头丧气在大街上溜达的时候，忽然看见西尔伐·高恩迎面而来。他一心以为他们已经闹翻了，便掉过头去，想不让他看见。高恩可是招呼他：“哎！你怎么啦？”他一边说一边笑。“我很想来看你，可是我把你的地址丢了……天哪，亲爱的朋友，那天我竟认不得你了。你真是慷慨激昂。”

克利斯朵夫望着他，又是诧异又是惭愧：“你不恨我吗？”

“恨你？干吗恨你？”

他非但不恨，还觉得克利斯朵夫把哀区脱训斥一顿挺好玩呢；他的确大大地乐了一阵。哀区脱和克利斯朵夫两个究竟谁是谁非，他根本不放在心上；他估量人是把他们给他的乐趣多少为标准的；他感到克利斯朵夫可能供应大量的笑料，想尽量利用一下。

“你该来看我啊，”他接着说，“我老等着你呢。今晚你有事没有？跟我一块儿吃饭去。这一下我可不让你走啦。吃饭的都是咱们自己人：每半个月聚会一次的几个艺术家。你应当认识这些人。来吧。我给你介绍。”

克利斯朵夫拿衣冠不整来推辞也推辞不掉。高恩把他拉着走了。

他们走进大街上的一家饭店，直上二楼。克利斯朵夫看见有三十来个年轻人，大概从二十岁到三十五岁，很兴奋地讨论着什么。高恩把他介绍了，说他是刚从德国牢里逃出来的。他们全不理会，只管继续他们热烈的辩论。初到的高恩也立刻卷了进去。

克利斯朵夫见了这些优秀分子很胆怯，不敢开口，只尽量伸着耳朵听。但他不容易听清滔滔不竭的法语，没法懂得讨论的究竟是什么重大的艺术问题。他只听见“托拉斯”“垄断”“跌价”“收入的数目”等等名词，和“艺术的尊严”与“著作权”等等混在一起。终于他发觉大家谈的是商业问题。一部分参加某个银团的作家，因为有人想组织一个同样的公司和他们竞争而愤愤地表示反对。一批股东为了私人利益而带着全副道具去投靠新组织，更加使他们怒不可遏。他们一片声地嚷着要砍掉那些人的脑袋，说什么“失势……欺骗……屈辱……出卖……”等等。

他们又停下来，听人家报告昨天晚上这一出戏和那一出戏的收入。大家对某个在欧美两洲出名的老戏剧家的幸运羡慕得出神，——他们非常瞧不起他，但忌妒的心尤甚于瞧不起的心。——他们从作家的收入谈到批评家的收入，说某个知名的同文，只要大街上某戏院演一出新戏，——一定是谣言吧？——就能到手一笔不小的款子作为捧场的代价。据说他是个诚实君子：一朝价钱讲妥了，他总是履行条件的，但他最高明的手段——据他们说，——是在于把捧场文章写得使那出戏在最短期间不再卖座而戏院不得不常排新戏。这种故事叫大家发笑，但谁都不以为奇。

这些议论中夹着许多冠冕堂皇的字；他们谈着“诗歌”，谈着“为艺术而艺术”。这种名词，和钱钞混在一起无异是“为金钱而艺术”。而法国文坛上新兴的掮客风气，使克利斯朵夫尤其着恼。因为他对金钱问题完全不感兴趣，所以他们提到文学——其实是文学家——的时候，他已经不愿意往下听了。可是一听到维克多·雨果的名字，克利斯朵夫又留了神。

问题是要知道雨果是否戴过绿头巾。他们絮絮不休地讨论雨果夫人与圣·伯甫的恋爱。过后，他们又谈到乔治·桑的那些情人和他们的价值。那是当时的文学批评最关切的题目：它把大人物家里一切都搜检过了，翻过了抽屉，看过了壁橱，倒空了柜子，最后还得查看他们的卧床。批评家非要学洛赞当年伏在路易十四和蒙特斯庞夫人的床下[10]，或是类乎此的方法，才算无负于历史与真理。——他们那时都是崇拜真理的。和克利斯朵夫同席的一般人都自命为真理狂：为了探求真理，他们孜孜不倦。他们对于现代艺术也应用这个原则，以同样渴求准确的热情，去分析时下几个最负盛名的人的私生活。奇怪的是，凡是平常绝没有人看到的生活细节，他们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仿佛那些当事人为了爱真理的缘故，自己把准确的材料提供出来的。

愈来愈发僵的克利斯朵夫，想跟邻座的人谈些别的事。但谁也不理睬他。他们固然向他提出了几个空泛的关于德国的问题，——但那些问题只使克利斯朵夫非常诧异地发觉，那些似乎很博学的漂亮人物，对他们本行以内的东西（文学与艺术），一越出巴黎的范围，就连最粗浅的知识都没有；充其量，他们只听见过几个大人物的名字，例如豪普特曼、祖德尔曼、李伯曼、施特劳斯[11]（是达维特·施特劳斯呢，约翰·施特劳斯呢，还是理查德·施特劳斯？）。他们搬弄这些人名的时候非常谨慎，唯恐闹笑话。并且，他们的询问克利斯朵夫也只是为了礼貌而非为了好奇心，那是他们完全没有的；至于他的回答，他们压根儿就不大想听，急于要回到那些叫全桌的人都开心的巴黎琐事上去。

“……你不懂拉丁文吗？”

“不懂。”

“（兴高采烈的）Cabricias，arcithuram，catalamus，singulariter……bonug，bona，bonum……[13]”

一朝遇到了一个“真懂拉丁文”的人，他就小心谨慎地躲到美学中去了。在那个不可侵犯的盾牌后面，他把不在这桩公案以内的贝多芬，瓦格纳和所有的古典音乐都攻击得体无完肤（在法国，要恭维一个音乐家，非把一切跟他不同的音乐家尽行打倒，做他的牺牲不可）。他宣称新艺术已经诞生，过去的成规都被踩在脚下了。他提到一种音乐语言，说是巴黎音乐界的哥伦布发现的；这新语言把全部古典派的语言取消了，因为一比之下，古典音乐已经成为死语言了。

克利斯朵夫一方面对这个革命派音乐家暂时取保留的态度，预备看过了作品再说；一方面也对大家把全部音乐作牺牲而奉为音乐之神的家伙大为怀疑。他听见别人用亵渎不敬的语气谈论昔日的大师，非常愤慨，可忘了自己从前在德国说过多少这一类的话。他在本乡自命为艺术叛徒，为了判断的大胆与直言无讳而激怒群众的，一到法国，一听最初几句话，就发觉自己头脑冬烘了。他很想讨论，但讨论的方式很不高雅，因为他不能像一般绅士那样只提出论证的大纲而不加说明，却要以专家的立场探讨确切的事实，拿这些来跟人麻烦。他不惮进一步地作技术方面的研究；而他愈说愈高的声音只能叫上流社会听了头痛，提出的论据与支持论据的热情也显得可笑。那位批评家赶紧插一句所谓俏皮话，结束了冗长可厌的辩论，克利斯朵夫骇然发觉原来批评家对所谈的问题根本外行。可是大家对这个德国人已经有了定论，认为他头脑冬烘，思想落伍；不必领教，他的音乐已经被断定是可厌的了。但二三十个眼神含讥带讽的，最会抓住人家可笑的地方的青年，那时又都回头来注意这个怪人，看他挥着瘦小的胳膊和巨大的手掌做出许多笨拙而急剧的动作，睁着一双愤怒的眼睛，尖声尖气地嚷着。原来西尔伐·高恩特意要叫朋友们看看滑稽戏。

大家正谈着一位在巴黎交际场中很出名的贞洁的太太，最近把女儿配给自己的情夫，借此羁縻他的故事。克利斯朵夫在椅子上扭来扭去，疾首蹙额表示不胜厌恶。高恩发觉了，用肘子撞撞邻座的人，说这个话题似乎把德国人激动了，大概他很想认识那位太太吧。克利斯朵夫红着脸，嘟囔了一阵，终于愤愤地说这等妇女简直该打。这句话立刻引起了哄堂大笑；高恩却装着甜美的声音，抗议说女人是绝对不能碰的，便是用一朵花去碰也不可以……（他在巴黎是个风流豪侠的护花使者。）克利斯朵夫回答说，这种女子不多不少是条母狗，而对付那些下贱的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拿鞭子抽一顿。众人听了又大叫起来。克利斯朵夫说他们向女人献殷勤是假的，往往最会玩弄女子的人才口口声声尊敬女人；他对于他们所讲的丑史表示深恶痛绝。他们回答说那无所谓丑史，而是挺自然的事；大家还一致同意，故事中的女主角不但是个极有风韵的女子，并且是十足女性的女子。德国人可又嚷起来了。高恩便狡狯地问，照他的理想，“女人”应该是怎么样的。克利斯朵夫明知对方在逗他上当；但他生性暴躁，自信很强，照旧中了人家的计。他对那些轻薄的巴黎人宣说他对于爱情的观念。他有了意思没有字，好不为难地找着，终于在记忆中搜索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名辞，说了很多笑话叫大家乐死了，他可是不慌不忙的，非常严肃，那种满不在乎，不怕别人取笑的态度，也着实了不得：因为说他没看见人家没皮没脸的耍弄他是不可能的。最后，他在一句话中愣住了，怎么也说不出下文，便把拳头往桌上一击，不做声了。

人家还想逗他辩论；他却拧着眉毛，把肘子撑在桌上，又羞又愤，不理睬了。直到晚餐终席，他一声不出，只顾着吃喝。他酒喝得很多，跟那些沾沾嘴唇的法国人完全不同。邻座的人不怀好意地劝酒，把他的杯子斟得满满的，他都毫不迟疑，一饮而尽。虽然他不惯于饱餐豪饮，尤其在几星期来常常挨饿的情形之下，他却还支持得住，不至于像别人所希望的那样当场出彩。他只坐着出神；人家不再注意他了，以为他醉了。其实他除了留神法语的对话太费劲以外，只听见谈着文学也觉得厌倦：什么演员，作家，出版家，后台新闻，文坛秘史，仿佛世界上就只有这些事！看着那些陌生的脸，听着谈话的声音，他心里竟没留下一个人或一缕思想的印象。近视的眼睛，茫茫然老是像出神的模样，慢慢地往桌子上扫过去，瞅着那些人面又似乎没看见。其实他比谁都看得更清楚，只是自己不觉得罢了。他的目光，不像巴黎人或犹太人的那样一瞥之间就能抓住事物的片段，极小极小的片段，马上把它剖析入微。他是默默的，长时间的，好比海绵一样，吸收着各种人物的印象，把它们带走。他似乎什么都没瞧见，什么都想不起。过了很久，——几小时，往往是好几天以后，——他独自一人观照自己的当口，才发觉原来把一切都抓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