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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3页）

“您这样笑太好了。我看您是一个非常善良的青年。”将军夫人说。

“有时候也不善良。”公爵回答说。

“但是我是善良的，”将军夫人突然插嘴说，“当然啦，我永远是善良的。这是我唯一的缺点，因为人不应该永远善良。我时常对这几个姑娘发怒，特别是对伊万·费道洛维奇发怒，但是最坏的是，我在发怒的时候竟最为善良。我刚才在您进来以前，生了气，假装出一点也不明白，而且不会明白的样子。这在我是常有的事，我好像小孩子一般。阿格拉娅给了我一个教训，谢谢你，阿格拉娅。但是，这一切全是无聊的。我并不像外表那样愚蠢，并不像女儿们所想象的那样愚蠢。我有性格，不大害羞。不过，我这话说得并不含有恶意。你到这里来，阿格拉娅，吻我一下，嗯……温柔得够了。”当阿格拉娅带着情感，吻她的嘴唇和手的时候，她说，“继续说下去吧，公爵。也许您会想起比驴子更有趣的事情。”

“我还是不明白，怎么能够这样直接地讲出来，”阿杰莱达又说，“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来。”

“公爵会想出来的，因为公爵特别聪明，至少比你聪明十倍，也许十二倍。我希望你以后会明白这一点。公爵，您对她们证明一下。您继续说下去吧。至于驴子，的确可以放下不谈了。您在国外，除去驴子还看见了什么？”

“关于驴子的话也是说得很聪明的，”亚历山德拉说，“公爵把自己生病的情形，把他怎样由于外在的刺激而对一切都喜欢起来的过程，讲得十分有趣。我对于一个人发了疯，此后又痊愈起来这种事，是永远感兴趣的。如果这个过程是突然发生的，我会更感兴趣。”

“这不对吗？这不对吗？”将军夫人喊道，“我看出你有时也会聪明起来的。嗯，不要再笑了！您刚才大概讲起了瑞士的风景，公爵，是不是？”

“我们到了柳城，人家带我到湖上去。我感到湖上的风景太好了，但同时心里又觉得异常难受。”公爵说。

“为什么？”亚历山德拉问。

“我不明白为什么，当我第一次看到这种风景时，我总感到难受和不安，又痛快，又不安。但是，这都是在我病中的事情。”

“我倒很想看一看，”阿杰莱达说，“我不明白，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国外去？我已经有两年找不到绘画的题材：

东方与南方早就描写尽了……

公爵，请您给我找绘画的题材吧。”

“我对于这个是一窍不通，我以为您只要看一下就能够画呢。”

“我是不会看的。”

“你们为什么竟打哑谜呢？我一点也不明白！”将军夫人打断他们的话说，“什么叫作不会看？既然有眼睛，看好了。你不会在这里看，到外国也是学不会怎样看的。公爵，您最好谈一谈，您自己是怎样看的。”

“这好极了，”阿杰莱达说，“公爵在国外学会怎样看了？”

“我不知道，我只是在国外恢复了健康。我不知道我学会看了没有。然而，我在那里差不多总是很幸福的。”

“很幸福？您能让自己很幸福吗？”阿格拉娅喊道，“那么，您怎么说您没有学会看事物呢？您还可以教我们呢。”

“请您教我们一下。”阿杰莱达笑了。

“我没有一点可以教人的东西。”公爵也笑了，“我在国外的时候，差不多一直住在瑞士的一个乡村里，只是偶尔到不远的地方去一趟。我能够教你们什么呢？起初，我只不过不烦闷，我很快地恢复了健康。以后，我觉得每一天都很宝贵，日子越多，越觉得宝贵，因此，我也注意到这一点了。我躺下睡觉的时候就十分快乐，而在起床的时候，更感到幸福了。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也很难讲出来。”

“那么，您就不想到别的地方去了吗？什么地方都不吸引您了？”亚历山德拉问。

“起初，就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我被吸引过。我当时非常不安。我心里老想我将如何生活，老想试验一下自己的命运，有些时候觉得特别不安。您知道，是有这样的时候的，尤其是在孤独中。我们那里有一个不大的瀑布，从山上高高地落下来，成为一条很细的线，几乎是垂直的——颜色很白，发出响声，翻着水沫。这瀑布高高地落下来，看起来却显得很低，离开它半俄里远，却好像只有五十步似的。我在夜里爱听它的喧哗声，在这种时候，就常常感到极大的不安。有时在正午，我到山上去玩，一个人站在山上，周围尽是粗大的、带有油脂的古松；悬崖上面有一座中世纪旧城堡的废墟。我们住的小村子在山下的远方，看不大清楚。太阳是鲜明的，天空是蔚蓝的，一片寂静。在这时候，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吸引我到什么地方去。我总觉得，如果一直向前走，不住地走，到达天地相交的那条线，那么，一切哑谜就可以得到解答，我立刻会看到比我们的生活丰富而且热闹一千倍的新生活；我幻想着一座像那不勒斯那样大的城市，里面到处是宫殿、喧哗、热闹和生活……的确，我的幻想真是不少！但是后来我又觉得，一个人在监狱里也可找到伟大的生活。”

“最后这个高尚的思想，还是我十二岁的时候，在《国语读本》里读到的。”阿格拉娅说。

“这全是哲学，”阿杰莱达说，“您是一个哲学家，您是来教训我们的。”

“您的话也许是对的，”公爵微微一笑，“我也许的确是一个哲学家，谁知道呢？我也许的确有教训的意思。……也许是这样，真的，也许是的。”

“您的哲学和叶夫拉姆比亚·尼古拉夫娜的一样，”阿格拉娅又接着说，“她是一个官吏的寡妇，常到我们这里来，好像一个女食客。她的整个生活目标就是要便宜；她尽可能便宜地生活下去，她所谈的也是关于几分钱的事情。您要注意，她有的是钱，她是一个狡猾的女人。这真和您在监狱中的伟大生活一般，也许还与您在村中的四年快乐生活一般，您为了这种生活，把您的那不勒斯城出卖了，虽然只卖几分钱，却好像还得到了利益。”

“关于监狱中的生活，还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公爵说，“一个在监狱里住过十二三年的人向我讲过一个故事。他是一个病人，在我的那位教授那里医病。他有癫痫病，他有时感觉不安，哭泣，甚至有一次想要自杀。他在监狱里的生活是很悲惨的，这我敢肯定地说。他所认识的只有一只蜘蛛和窗下生长的一株小树……但是，我最好对你们讲我去年和一个人相遇的情形。这里面有一桩事情很奇怪——奇怪的就是，这类事情是很少见的。有一次，这个人同别人一起被押到断头台上去。因为是政治犯，他被判决枪毙。过了二十分钟以后，又宣布了特赦的命令，定了另一种刑罚。但是，在这两次判决的中间，在这二十分钟的时间内，或者至少一刻钟的时间内，他肯定地相信，再过几分钟后，他就要突然死去了。他有时提起当时的印象，那时候，我就非常想听一听，我有好几次重新追问他。他对于一切情形记得特别清楚。他说，他永不会忘记这几分钟内所经历的一切。断头台旁边站着一些民众和兵士，在离断头台二十来步远的地方，竖了三根柱子，因为有好几个犯人。他们把最前面的三个犯人拉到柱子那里去，把他们绑上，给他们穿上行刑时用的服装（白色长袍），把白软帽拉到眼皮上，使他们看不见枪。随后，有几个兵组成的小队排列在每根柱子的对面。我的朋友列在第八名，所以第三次才轮着他到柱子前面去。神父已经拿着十字架在大家面前走过了。这样，我的那个朋友只有五分钟可活，没有更多的时间了。他说，这五分钟在他看来是无穷的时间，是巨大的财富；他觉得这五分钟内他将度过很长的生命，他现在还无须去想那最后的瞬间，因此他还做了各种安排。他匀出时间和同志们告别，这要用两分钟；此后又匀出两分钟，最后一次反省自己；完了以后，再最后一次向四周环视一番。他很清楚地记得，他的确做了这三种安排，的确这样分配了他的时间。他在二十七岁，正当年富力强的时候，就要死去了。当他和同志们告别的时候，他记得自己曾向一个同志提出了极不相干的问题，甚至对对方的答话还十分注意。当他和同志们告别以后，就到了反省自己的那两分钟。他预先知道他要想些什么。他老想弄明白，而且越快弄清楚越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现在还存在着，还活着，但是再过三分钟，他就要成为一种东西——什么人或什么东西，但是，究竟是什么人呢？究竟在哪里呢？他想要在这两分钟内决定这一切！附近有一所教堂，金碧辉煌的屋顶在鲜艳的阳光下闪耀着。他记得，他曾经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屋顶和屋顶上闪耀出来的光线。他的眼睛离不开那些光线，他觉得那些光线是他的新的本体，再过三分钟，他就要和它们融合到一起了……他觉得这种未知的状态和对于这种立刻就要来到的新东西的嫌恶感情，都是可怕的。但是他说，这时候最让他感到难过的是一个不断出现的念头：‘如果我可以不死有多好呢！如果我能挽回生命——那我将有无穷无尽的时间哪！一切都会是我自己的！那时候，我将使每分钟成为整整一个世纪，一点也不糟蹋，每分钟都计算清楚，我连一分钟也不白白浪费！’他说，这种念头最后变得非常强烈，以致他很愿意赶快被枪毙。”

公爵忽然不出声了。大家等候他继续说下去，并且得出结论。

“您说完了吗？”阿格拉娅问。

“什么？完啦。”公爵说，他从片刻的沉思中清醒过来。

“您讲这段故事，有什么用意呢？”

“就是……由于我们的谈话……我想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