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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2页）

“但是，我关于俄国地主的言论并不像您所体会的那样。只是从我属于这个阶层的这一点来看，这也是一个可尊敬的阶层；尤其是现在，当它已经不再存在的时候……”

“难道文学里也毫无民族的东西吗？”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插口说。

“我对于文学完全是外行，但是俄国文学，据我看，除去罗蒙诺索夫、普希金和果戈理之外，其他的根本就不是俄罗斯的。”

“第一，这已经不算少啦；第二，他们之中有一个来自民间，另外两个是地主出身。”阿杰莱达笑着说。

“对是对的，但是您不要得意。因为在所有的俄国作家里，自古至今，只有他们三个人还能够各自说出一些的确是自己的、本人的，不是从别人那里抄袭来的话，因此，这三个人也就立刻成为民族的了。在俄罗斯人中间，只要有人说出、写出或做出一点自己的、完全是自己的、不是抄袭来的东西，那么，他一定会成为民族的，即使他不大会说俄语也不要紧。这对于我是一个公理。但是，我们开始并没有谈论文学，我们讲到社会主义派，我们是从社会主义派开始谈起的；我认为，我们国内并没有一个俄国社会主义派；现在没有，以前也没有，因为我们所有的社会主义派也全是地主或宗教界出身。所有那些坏透了的、大肆宣传的社会主义派，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只不过是农奴制度时代地主出身的自由主义派。你们笑什么？把他们的著作拿出来，把他们的学说和他们的回忆录拿出来，我虽然不是一个文学批评家，但是可以给你们写出一篇极可靠的文学批评论文，十分明确地指出，他们那些书籍、小册子和回忆录的每一页，首先是属于旧俄国地主的手笔。他们的怨恨、愤怒和机智，全是地主式的（甚至是法穆索夫[51]以前的地主）；他们的喜悦，他们的眼泪，也许是真正的、诚恳的眼泪，却是地主式的！如果不是地主式的，便是教会式的……你们又笑了，您也笑了吗，公爵？您也不赞成吗？”

果然大家都笑了，连公爵也笑了。

“我还不能直说，我赞成或不赞成，”公爵说，忽然停止了笑，哆嗦一下，露出小学生犯错误而被捉住时的神情，“但是，我对您说，我特别愉快地听您的言论……”

他说话时几乎喘不过气来，他的额角还出了一些冷汗。这是他坐下来以后说出的第一句话。他要向四周环顾，但又不敢；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看到他的动作，微微笑了。

“诸位，我要向你们讲一桩事实，”他用之前的口气继续说，也就是一方面似乎异常热情和激切，一方面几乎在那里发笑，也许是在笑自己所讲的话，“这个事实的观察和发现我应该归功于自己，甚至要归功于自己一个人，至少说，任何地方都没有讲过或写过这个事实。我所说的那类俄国自由主义的实质，就完全表现在这个事实里。第一，一般讲来，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不就是攻击现存的事物秩序吗？（这攻击是合理的或是错误的，那是另一个问题。）不就是这样吗？现在，我的事实就在于俄国的自由主义并不是对现存事物秩序的攻击，而是攻击我们事物的本质，攻击事物本身；它不仅攻击秩序，不仅攻击俄国的秩序，而且攻击俄国本身。我国的自由派竟达到否认俄罗斯本身的地步，也就等于仇恨和殴打自己的母亲。俄国的每一件不幸和失败的事实，都会使他们欢欣若狂。他们仇恨人民的风俗、俄国的历史。他们仇恨一切。如果有可以为他们辩解的地方，那就是他们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他们把自己对俄国的仇恨当作最美好的自由主义。（噢，你们时常会在我们中间遇到一个自由派，众人对他鼓掌欢迎，而其实呢，他也许是个最可笑、最愚蠢和最危险的保守派，自己却还不知道这一点！）不久以前，我国还有一些自由派几乎把这种对俄国的仇恨当作真正的爱国心。他们自我夸赞，认为自己对爱国心应该表现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看法高过别人。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更加露骨了，甚至看见‘爱国’这两个字就感到羞耻，甚至认为这个概念有害，毫无价值，所以排斥它、消灭它。这个事实是千真万确的，我敢担保，而且……将来总有一天，必须把真理充分地、简单地、公开地说明；但是，这种事实又是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自古以来，无论在哪一个民族里都不会有和不会发生的，所以我认为这种事实是偶然的，是不能持久的。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有仇恨祖国的自由派。我们对这一切应该怎样去解释呢？我觉得还要用以前的话来解释，那就是：迄今为止，俄国的自由派还不是俄国的自由派；据我看，不可能再有其他的解释了。”

“我认为您所说的一切只是开玩笑而已，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施公爵正经地反驳说。

“我没有见过所有的自由派，所以不能加以判断，”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说，“但是，我对您的意见感到很愤慨；您把个别的现象当成普遍的规律，这也就等于诬蔑。”

“个别现象吗？啊！竟说出这样的话了！”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抢上去说，“公爵，您以为怎样？这是不是个别现象呢？”

“我也应该声明，我不大和自由派见面，不大和他们来往。”公爵说，“但是，我以为您的话也许有点道理，您所说的那种俄国自由派，的确有一部分是仇恨俄罗斯本身，而不只仇恨它的社会秩序。当然，这只是一部分……当然，对全体绝不能这样说……”

他觉得难以措辞，不再说下去了。他的内心虽然非常激动，但是对于谈话却露出极大的兴趣。公爵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当他听有趣的谈话时永远十分专注，当人家询问他时，他的回答也会非常率直。他的脸上，甚至他的身体动作上，都反映出他那种率直和信任的样子，甚至对于嘲笑和幽默也并不怀疑。虽然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朝他发问时总是带着特别的嘲笑神情，但是听了他的回答，竟很正经地望着他，似乎没有料到他会有这样的回答。

“啊……不过，您的话语有点奇怪，”他说，“您果真是正正经经地回答我吗，公爵？”

“您难道不是正正经经地问我吗？”公爵很惊异地反驳说。

大家笑起来了。

“您相信他吧，”阿杰莱达说，“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总是愚弄人家！您要知道，他有时是很正经地讲什么事情的！”

“据我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本来不应该来谈它，”亚历山德拉很严厉地说，“我们想出去散散步……”

“我们走吧，今天晚上很美！”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喊道，“但是，为了向你们证明我这一次说得十分正经，主要是为了向公爵证明这一点（公爵，您使我产生极大的兴趣，我可以向您发誓，我完全不是像你们所想象的那种空虚的人——虽然在实际上我是一个空虚的人！），而且……如果你们允许，诸位，我还要对公爵提出最后一个问题，这是我由于好奇而提出的，谈完我们就可以走了。这个问题在两小时以前好像特地钻进我的脑海里来（你瞧，公爵，我有时也思索正经的问题）；我已经把它解决了，但是我们要看看公爵怎么说。刚才谈到‘个别事件’的问题，这几个字在我国有很重大的意义，时常可以听到人们谈到它。最近大家口头上谈论，报纸上也刊载某青年害死六个人的凶杀案，在审判时，辩护的律师发出奇怪的言论，据他说，凶手在贫困的情况下，自然会想到杀死这六个人。他的原话不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意思的确是这样，或者近似这样。据我个人的意见，那位律师在表示这种奇怪的意见时，他深信自己所说的就是当代可能说出的最自由、最人道、最进步的话。但是您的看法怎样呢？这种对概念和信仰的曲解，对此案采取歪曲和奇怪的看法，究竟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呢？”

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

“个别的，当然是个别的！”亚历山德拉和阿杰莱达也笑起来了。

“还要容我提醒您一下，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施公爵说，“你的玩笑已经过于陈旧了。”

“您以为怎样，公爵？”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没有听完就说下去了，但他已经发觉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向他投出好奇和严肃的眼光，“您觉得这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呢？说实话，我是为了您才想出这个问题来的。”

“不，这不是个别现象。”公爵轻声地，但是坚定地说。

“得了吧，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施公爵多少带点恼恨的神情喊道，“您不知道他想要为难您吗？他根本是在取笑您，想拿您开心。”

“我觉得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得很正经。”公爵脸红了，垂下眼睛。

“亲爱的公爵，”施公爵继续说，“您记不记得，三个月以前，我和您谈论过一次；我们曾经说，在我们新设立的法院里，可以指出许多非常卓越而有天才的律师来！陪审员们有多少极其巧妙的裁决呀！您当时是多么喜悦，我当时又如何为您的喜悦而高兴啊……我们说，我们可以自豪……这种拙笨的辩护，这种奇怪的论据，自然只是偶然的，只是千分之一而已。”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想了想，然后轻声地，甚至似乎很畏葸地，但带着十分自信的神情说：“我只是想说，对观念和概念的曲解（如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所说），是经常可以遇见的。不幸的是，普遍现象比个别现象多得多。如果这种曲解并不是普遍现象，那么，也许不会发生这类不可能的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