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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费孝通 2021社会学艺术论坛横渡乡村的实践报告（第1页）

行动的费孝通：“2021社会学艺术节论坛·横渡乡村”的实践报告

王南溟　艺术批评家

一、横渡乡村：社会学艺术节对费孝通学术思想论坛的突破

2021年4月，在浙江省三门县横渡镇举办的第八届费孝通学术思想论坛上，一场艺术项目也同时更加明确了社会学艺术的方向，项目特邀范迪安为学术主持，这个综合项目直接以“社会学艺术节”来命名，又因为在4月呈现，预示着新一阶段的春天的到来，所以直接以“横渡之春”为这个项目命名，所以说，“横渡之春：社会学艺术节”不只是一个艺术的活动，还是一个学术思想的再思考。我们艺术家一直在努力的艺术乡建，这次直接连接到了“行动的费孝通：江南一带的艺术乡建与公共教育”的艺术与具体的社会实践命题之中。

“社会学艺术节”中的艺术家显然包括了更加广泛的跨艺术人士，既有我们通常所说的当代艺术家，也有建筑师、景观设计与规划师，还有摄影家和导演，他们在这样的专业跨界项目中同样作为艺术家参与，除了我担任总策展人外，社会学教授耿敬既是论坛组织人，同时又担任“横渡之春：社会学艺术节”的联合策展人，以至于对费孝通学术思想论坛的反应本身也成了一件艺术作品，特别是在讨论艺术的分支论坛上，第八届费孝通学术思想论坛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艺术社会学视野。

2020年8月，在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耿敬的安排下，艺术家、策展人首次去当地做了考察，当时横渡镇文化活动中心建筑设计方案和周围景观设计方案已经在当地通过，现在以“横渡之春：社会学艺术节”为名启动，美术馆综合化功能的理念让这座小公共建筑体以横渡美术馆的姿态出现在一片稻田前，我们也可以称它为“稻田美术馆在横渡”，同时“横渡之春：社会学艺术节”项目也确定启动，部分艺术家从2020年12月开始考察，并陆续驻留横渡进行创作，随着第一部分艺术家驻留创作的作品落成，一场由耿敬联合上海摄影家郭金荣策划主持的横渡村民摄影展作为横渡美术馆的开馆首展于4月17日开幕。第二部分艺术家驻留创作一直持续到第八届费孝通学术思想论坛期间，他们以自己以往的艺术形态在横渡当地的现场创作来表示对乡村的认识。费孝通学术思想论坛举办的时间是4月24日—25日，该论坛从2018年开始一直致力于城乡社区之间的“边跑边艺术”，一部分艺术家们除了驻留在横渡创作户外作品外，还带动当地的公共教育项目，与村民老人手艺和村里小学生的艺术学习进行互动。“横渡之春：社会学艺术节”的合成展览在6月以后总体开幕，艺术家将根据不同项目参与到这三个时间接点上的三个活动方式中，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横渡美术馆片区所形成的新建筑体及其周围的景观也是这次“横渡之春：社会学艺术节”的主体作品并以论坛的方式加以讨论。

“流动于城乡之间：一种观察与实践”是第八届费孝通学术思想论坛艺术领域的总主题，同时也是第八届费孝通学术思想论坛中的对话式主题，当然它不是一个局限于中国乡村、局限于艺术之内的总议题，而是作为艺术社会学的再建构的开放式论坛，它包括三个内容：（1）由艺术引发而来的社会学思考；（2）新建筑体与乡村艺术社区规划；（3）乡村社区：在劳作中的艺术。其特别设以“社会学与艺术学的合作思考：在行动方式中的新思维”为主题的学生工作坊。总之，对应第八届费孝通学术思想论坛中的这场分论坛以“艺术与乡村社区”为重点，邀请各学科的专家研讨文化和行动的创意在乡村的意义，从而形成在浙江三门县横渡乡村中的新文科平台。

艺术乡建话题在中国的当代艺术家的关注中已经有了十多年的历史，它不是传统形态艺术的下乡，而是自后现代社会以来去中心化的平等参与和互动式艺术在乡村的展开，尽管它最初的介入难免带来互动过程中的生硬，但这种生硬对于有着未来可能性建构的艺术家来说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创造性挑战是艺术本身的属性，陌生化形态带来的思维拓展也是它的功能，而失败或者说做得不太成功，对艺术家来说往往只是实践的过程而被直接当作目的来对待。我经常会说，能不能做成一件事是一回事，要不要做一件事是另一回事，为做而做的目的论是艺术家可以成为艺术家的基本条件，而不是有了结论后才动，所以艺术家这个称呼意味着其工作是献给它的过程而不是它的结果的。艺术家只管去做，在做的过程中让问题呈现出来，甚至呈现出的问题本身也可能是一件很好的作品，这就是艺术行动的特征，也就能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些艺术家从工作室转而到乡村现场，从美术馆展览转而到与村民合作。

艺术乡建中村民的主体性是耿敬一直强调的，这是一种从艺术家的反面去做的社会学动员的实践。在持续的艺术乡建中，耿敬从以往的观察员身份转变为本次的策展人身份，这不是简单的需要一个社会学教授参与的艺术项目，而是这样的艺术项目本身就需要社会学的合作，“社工策展人”就是在这样的跨学科前提下被提出来的。今天学院里流行说新文科，如果直接推进社工策展人，那一定就会形成一个与其范围相关的新文科，事实上，艺术社区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方向，光讲新文科是没有用的，需要不断地去打破与重组以往的学科。

其实，在我的工作经历中，我没有任何的乡村经验，也没有做过任何的乡村调研，引发我思考这个问题的契机是我在上海之外的艺术教学和我的艺术策展。2007年，当我在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当时是证大现代艺术馆）策划“心灵之痛：何成瑶的行为及影像”展览时，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何成瑶在开幕式上宣布，以这展览作为前一个阶段的小结，而后去她曾考察过的云南偏远乡村学校做艺术支教。但后来这个项目没有成功，那是因为支教老师被规定要由教委统一安排，要符合教委的条件才行，以至于到了2017年，何成瑶出家到了寺庙，这个计划也只是被宣布但并没有实现。“横渡之春”的项目由耿敬和我合作总策展并不是一时兴起，耿敬在这个方面做了不少的观察和反思，甚至可以说，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对艺术家的艺术乡建也持续关注了十年，最早的关注是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99创意中心（在莫干山路50号，马琳当时是这个空间的艺术总监），2011年我在这个空间策划了“许村计划”展览，这个展览引起了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的重视，到了2012年许村论坛的时候，上海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张恒龙在上海大学副校长李友梅支持下具体牵头社会学院，最后委托陆小聪教授代表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来到山西和顺县许村参加2012年的“许村论坛”，也是在那一次论坛上我提出了许村艺术助学计划并形成了共识（还包括当时我和12岁的王若瀛共同提出的乡村钢琴助学）。

“许村计划”的展览是一个艺术家身份的展览，因为渠岩是“'85美术新潮”的艺术家，展览也是在艺术空间中，但把“许村计划”做成一个展览却是一次突破性的策划，我在2020年为“艺术社区在上海”展览写了一篇文章《当思想成为作品》，再次说明了美术馆与其说是收藏艺术作品的地方，不如说是收藏思想的地方，因为艺术的定义一直在思想中突破，我们以前一次又一次被认为不是艺术的那些物质，后来却一次又一次地被作为艺术来讨论，而“许村计划”的展览在那时更是反艺术而行之，展题直接就叫“许村计划：渠岩的社会实践”，“艺术”两个字在海报上已经被取消，尽管我们现在回顾它的时候知道它就是一个艺术展。作为艺术家，渠岩的作品在我的策展史中有一条很清楚的线索，2007年我在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当时是证大现代艺术馆）为他策划了“权力空间：渠岩个展”，那是他从装置和绘画转向当代纪实摄影（不是传统摄影，而是观念摄影）的第一个摄影展，而随着他在当代摄影又完成了《生命空间》和《信仰空间》两个系列之后，2018年我又在北京的墙美术馆为他策划了“人间：渠岩的三组图片”展览，当然，就是由于渠岩拍摄的这些作品，我们才发现了山西太行山中的许村，并于2011年在许村发起艺术乡建项目。

艺术家的行动总是不顾及已有的答案和现成的标准。当然这样的乡建行为是不是艺术，到现在在认识上依然难以统一，尽管由艺术家组成的艺术乡建现在在当代艺术领域已经被作为真正的前卫艺术而此起彼伏，从2015年开始的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的“山水社会”系列展览就是对艺术乡建的研讨项目。2019年3月由刘海粟美术馆在黄山举办的“刘海粟十上黄山文献展”，邀请我主持其中的一个论坛“人文中国与乡村振兴”，这次论坛议题除了艺术家的人文实践外，还强化了乡建与制度思考，乡建产业与运营，其实后两项表面看上去与艺术家关系不大，但艺术乡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都是在促进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耿敬作为李友梅推荐的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参加了论坛（可见前后八年，作为费孝通的学生，李友梅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艺术与乡建之间关系的理论可能性思考），由于耿敬知道他的同事陆小聪教授参与了“许村论坛”，同时他一直在关注艺术乡建的一些艺术家，并且将社工视角纳入艺术乡建的村民层面，强调村民主体与社会学动员，在那次论坛上作了“村民主体性与艺术乡建关系”的演讲，成了在陆小聪教授之后把我们的艺术乡建与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连接起来的第二位教授。黄山论坛之后，耿敬近似于我们艺术乡建的观察员，在2019年观察了我们在宝山艺术社区的试点工作，如罗泾镇塘湾村、宝山月浦镇月狮村、宝山庙行镇等项目，还与社区枢纽站一起组建了社工策展人工作坊，从社工角度对艺术社区工作方法进行着批判性再推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横渡之春：社会学艺术节”呈现了我在前十年艺术乡建的思考及介入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视野和工作方式，并在2021年转到我最初设想的“江南一带的艺术乡建”中，浙江省三门县横渡镇无疑是一个新的艺术乡建的社会实验室。耿敬是社会学教授，他在社工视角中更加强调村民的主体性，而这次却与艺术家直接合作去测试他的理论假设及村民主体的可能性，当然，“社会学艺术节”会引起更多的学理上的讨论甚至是争论，耿敬的角度是：“艺术社会学”是理论，“艺术社会”是社区或生活形态，只有“社会学艺术”是一种理论的支持的实践，目的是建构艺术社会。而对我来说，“社会学艺术”是动词而不是名词，加上一个“节”字（不只是一个“节”字而已）是更加动词化，有趣的是我们无法叫“艺术学社会节”，而只能叫“社会学艺术节”，它当然不是一个固定的季节项目。当年，李友梅所提到的社会学院和美术学院如何互动推进，使这两个学科之间走出一条可行的合作之路；现在，耿敬要通过自己的实践来推进，而我也一样地认为社会学院要越来越艺术学，而美术学院要越来越社会学。

费孝通在其1989年11月2日写的《八十自语》的前言中说：

“志在富民”是不够的，还有一个富了怎么办的问题。我是看到这个问题的，但是究竟已跨过了老年界线，留着这问题给后者去多考虑考虑，做出较好的答案吧。

这段话被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耿敬教授所引用，并且写在他所策划的“横渡之春：社会学艺术节”首展，即2021年4月17日在横渡美术馆开幕的他和社会学社工专业学生动员的“村民手机摄影竞赛”展的前言上。从当下的角度找出费孝通的历史叙述，使费孝通的理论引来内容上的新活力，也使费孝通学术思想的根长出新枝叶，这其实也是在当下的角度找到费孝通的言论中的合理性和当下的有效性的一种方法，耿敬在研究上又实证又开放，自然带来了费孝通理论的系统再造。

2021年，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在其发文《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开篇就说：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是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任务，也是让人民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满足对美好生活新期待的必然要求。为在新的形势下更好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实现高质量发展，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三部委于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作为长三角的重点城市，上海在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层面为公共文化服务创新做了不少的尝试，比如上海市文旅局根据各种美术馆和社会组织的“艺术社区”的实践，在公共文化推进会上也做了“艺术社区”计划。“横渡之春：社会学艺术节”是文化政策创新中的上海实践团队从上海到长三角的横渡乡村进行在地性实践的点，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家自发组织艺术乡建，而是基于当下艺术乡建实践进行的“艺术社区”从城市到乡村的规划的合理性及其公共行政和运作机制的社会学调研和更进一步的可能性实践。其实，这些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领域一直有文化送到家门口的政策和行政要求，从乡村图书馆到乡村美术馆的公共文化设施的发展或者所形成的文化综合体，就是这样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创新，横渡美术馆的文化综合体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在这样的稻田中呈现了出来。

乡村经济和村民主体性一直是费孝通的研究所关注的重点，当然，乡村文化作为一种产业方式会随着村民富了以后而发展，主体性更是离不开文化和艺术在人的精神层面上的塑造。所以费孝通晚年从对社会经济的关注进而到对思想层面的关注，才与我们的艺术乡建有了结合，区别于以前的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实践，我们又多了一个对费孝通的晚年思考的发展，并以此为基础对费孝通的研究加以引申。很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看到1996年4月费孝通的毛笔题字：“站在经济发展的前线要有对历史负责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