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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费孝通 2021社会学艺术论坛横渡乡村的实践报告（第2页）

在当代艺术理论进入到艺术乡建的十多年甚至更早时期，艺术家饱含着浓烈的乡村意识，“画家村”在乡村的生活和工作经验，使得艺术家不断地通过强调自己的历史意识而对乡村进行回望，并提供意识上的创新。他们虽然使用的是艺术，但他们的行动是在地性的行动，并且在文化政策出现之前，艺术家就开始以志愿者的身份推动着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的发展，尽管艺术家在当时乃至现在都并没有这个义务，它不是出自行政层面上的执行，而是自由艺术家的个体发起，众艺术家们的支持而形成，我们现在形成的“许村计划”等案例就是这样的，而“社区枢纽站”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建构城乡艺术社区的专业平台。

范迪安在2020年全国“两会”上就以美术界的例子阐明了“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它可以“助力乡村文明的建设，例如深入研究乡土文脉，保护好乡土风貌，特别要保护好那些非常具有珍贵价值的古村落古民居，广大乡村有非常丰富的民族工艺传统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要使这些遗产得以活化，助力乡村产业文化的振兴，也留住乡愁”。范迪安在全国“两会”上的发言中说艺术有培根铸魂作用，其实也是对费孝通所讲的“站在经济发展的前线要有对历史负责的意识”的一个最好的艺术注脚，当然也是范迪安作为2021年“横渡之春：社会学艺术节”学术主持人的背景文本。

2021年的“横渡之春：社会学艺术节”就是在这样的深入思考和实践中提出的，它不是简单的公共艺术节。公共艺术在实现中容易成为空洞的形式点缀表面环境，这个不是我们的社会学思考所需要的，我们不提文化艺术节的原因是文化艺术节这样的词更多地联系着以往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而不是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当然，“社会学艺术”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它本身就在，这次只不过是做了一下准确的还原而已，这样的社会学艺术节使得社会学和艺术如此无缝隙合作——从来没有过，这次又是个开端。所以，在4月25日，由新华网直播的“2021社会学艺术节论坛·横渡乡村”分上午和下午两场，一天的论坛很快就过去，但留下来的演讲稿却是一个重要的文献。从社区营造到艺术社区，从城市社区到乡村社区是一个递进的关系；艺术家用了当代艺术方法论，从介入式艺术到对话式艺术、参与式艺术、互动式艺术直到动员式艺术等等，组成了情感式行动的城乡艺术社区规划的新维度，整个过程中，我们通过美术馆的公共教育方式策划了一次又一次论坛，除了自身的艺术理论不断建构外，其间也不断地邀请社会学领域的专家一起来参与，也用美术馆进学院的策划方式进行跨学科研讨，特别是2016年在渠敬东教授的支持下，我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策划并主持了“山水社会：一般理论及相关话题”的论坛，作为我们的新文科基础，随着艺术行动的越来越开放与社会科学的多角度介入，直接形成了2020年在刘海粟美术馆策划的“艺术社区理论”的展览和论坛，社会学教授已经是艺术社区的急先锋了，像耿敬已经走在了艺术社区动员的一线。这次“社会学艺术节”，更是我们之前在研讨过“社工策展人”“社工艺术家”在艺术乡建上的一次艺术学和社会学的合作运作，包括“2021社会学艺术节论坛·横渡乡村”和“新文科在横渡：学生论坛”，能让我们看到艺术学和社会学真是在学科之间重合起来了。前后五年时间的推进，使得这次论坛有了自我认定的里程碑式的转折，之前的跨学科还只是大家聚在一起彼此碰撞，重合的地方很少；但现在，如我五年前所设想的那样，可以有效地在美术馆设社会学工作坊了，因为这个时候的城乡艺术社区规划、艺术学和社会学在概念、命题和目的、范围和方法论上都有重合了。

二、社会学艺术节：在横渡乡村的费孝通图片和村民手机摄影展

在持续了十几年的艺术乡建中，艺术家提及的传统人却是梁漱溟、晏阳初，还有就是陶行知，当然从社会美育的角度来说，其源头会追溯到蔡元培。但将费孝通话题与艺术乡建联系起来，则是这次横渡的首创，其实艺术乡建与费孝通的论著没有关系，只是费孝通研究了中国经济乡村，而现在需要研究文化乡村，才使费孝通话题在被反思的情境中提出，而这个问题的提出又集中在耿敬策划的两个展览，它们作为刚刚落成的横渡美术馆的开馆展，连接着“社会学艺术节”中一系列艺术项目的发生。

在2021年4月17日的横渡美术馆开馆展中，除了耿敬动员的村民手机摄影展和上海摄影家郭金荣的开馆讲座外，就是由耿敬围绕着费孝通晚年所提出的问题为核心的“富了怎么办”的图片文献展。美术馆的入口处的小展区精选了费孝通各个时期的图片及文字说明，用美术馆的四堵墙以当代美术馆的摄影展的展陈方式加以呈现，并以两堵墙呈现展览的前言和结语，结语用了费孝通在1989年11月2日写的《八十自语》里的“志在富民”是不够的那段话，并用电脑刻字布展。前言为耿敬所写，前言标题是《费孝通：“到实地去”》，耿敬是这样写的：

费孝通先生的一生，始终关注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一直在思考如何改善、提高中国人生活水平的路径。

同时，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的自觉性和主体性，也成为其一生学术研究所关注的主题。

无论是探寻“志在富民”的道路，还是挖掘来自底层民众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到实地去”，是费老最扎实、持久地了解和认识中国社会与普罗大众的方法。

正是亲眼看到了农民的自主性选择，费老才从中真切地体会到农民的生存智慧，因而他“行行重行行”地不断“行走”、不断听取、不断总结，归纳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及“民权模式”等自主性经济发展模式。

费老没有站在“启蒙者”的立场去极力说服民众，也没有将自己当成普罗大众的代言人。他遵循“从实求知”的原则，在实地调查中，考察农民通过实践做出的成功选择，肯定农民的创造与探索，并以农民的视角，为大众立言。

进门口左边的白墙留用于投影，费孝通的那句“富了怎么办”的话被打到墙上，以呈现展厅中的影像效果。耿敬所策划的费孝通图片文献展中的图片是从《费孝通》图录中翻拍的，上海摄影家郭金荣友情出场，用了高精设备为这些图片翻拍并做了精心的处理，图片在上海打印，图说与图片分开打印，但尺寸上左右长度一样，布展中与图片隔有一条间隙，字体用老宋体。“费孝通：富了怎么办”图片展中三个板块的图片内容为：1。费孝通的理念。2。费孝通早年学习和工作。3。80年代后费孝通的实践。2021年5月7日下午，耿敬为台州市下属各县领导在费孝通图片文献展厅做了导览说：中国的经济道路是跟着西方走还是要有自主性？费孝通看到的是自主性，在20世纪30年代，他看到了乡镇所做的缫丝厂，是农民因为看到了缫丝产生的利润到最后做出的主动选择。在导览结尾处，耿敬重点提示了费孝通晚年的提问——“富了怎么办”，耿敬对着手迹图片中费孝通于1996年4月所写的“站到在经济发展的前线要有对历史负责的意识”的话，指出乡镇各县领导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带头人。还有就是在新的发展阶段，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农民需要精神文化生活的时候，我们怎么办？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探索的路。

可以这样说，“费孝通：富了怎么办”图片展在横渡美术馆的展览是2021年横渡“社会学艺术节”的引言展，虽然它也是第八届费孝通学术思想论坛的配套展，但更是在费孝通研究的领域中呼应着我在第六届费孝通学术思想论坛上的演讲《行动的费孝通：江南一带的艺术乡建与公共教育》的实践，以前的艺术乡建是艺术家在行动，而这次是与社会学专业相关的教授在艺术乡建领域的联合行动，并将其作为整个项目的立足点和发展的方向，它是从经济社会学向艺术社会学跨界的开始，这也是我和耿敬共同策划“社会学艺术节|横渡乡村”所设定的总体实践情境，在这个项目中，艺术家的作品是驻地创作和村民参与共同完成的，“村民劳动”同样是本次艺术乡建的主题，还有社会动员中的村民摄影展作为横渡美术馆的开馆展等等。4月25日全天论坛的主题是“流动于城乡之间：一种观察与实践”，下设三个分支主题：1。由艺术引发而来的社会学思考。2。新建筑与乡村艺术社区规划。3。乡村社会：在劳作中的艺术。它们从各个学科各个角度回应费孝通的提问，包括4月26日上午的“新文科在横渡：学生论坛”，主题是“社会学与艺术学的合作思考：在行动方式中的新思维”。一天半的论坛完全呈现了各位导师的学术方向和上述话题在学生一代中的反应。

摄影媒介在村民与社工策展人之间发挥着作用，4月17日“我眼中的乡村美好生活：横渡村民手机摄影展”也在横渡美术馆展出，这同时也是耿敬带动的一种社会学与艺术学的实践课程，与费孝通“富了怎么办”图片展相呼应，耿敬也为这个展览写了同一个主题引申出来的前言：

“富了怎么办”——费孝通先生32年前提出的这个前瞻性问题，在迈入“后小康”时代的今天，已经逐渐转变为一个现实性问题。“脱贫”之后，精神文化生活的“富足”开始成为普通村民的渴望与追求。

满足广大民众文化渴求，是费老留给“后继者”的命题。遵循费老注重民众自主性的原则，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的师生团队希望通过自己的思考与实践，探索一条引导村民自主参与文化产品生产的路径。在深入乡村、家庭，了解村民的兴趣、爱好与需求的基础上，依据“少投入、低门槛、易实现”的标准，我们将“手机摄影”作为鼓励村民艺术实践的初始选项。通过深入、扎实的社区动员，逐渐得到村民们的热烈响应。

“村民手机摄影竞赛”的成功举办，从一个侧面表明：“志在富民”同样内嵌着村民对精神文化生活“富足”的追求。

“上海力量在长三角”是我在2020年“艺术社区在上海”展览项目中提出的，提出后具体实践也接着跟上，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横渡镇的“艺术乡建”是其中的一个点，那里正在横渡镇的大河渡村横渡刘的地方建一个小型的镇文化艺术综合体，建筑体改农家乐套路为后现代景观设计，竣工后命名为横渡美术馆，2021年4月17日开始为期三个月的“2021社会学艺术节论坛·横渡乡村”中的艺术家驻地创作首先在这样的建筑体周围展开，而展厅内首个展览是当地村民拍自己家乡的摄影展，这个展览不但由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耿敬教授策展，而且是他的社会学本科生在横渡当地通过社会动员的方式形成的展览，2020年8月我到横渡考察时就看到了通过学生的力量而形成的露天活动广告架子上的摄影展，2021年4月17日在横渡美术馆开幕的村民摄影展是在那次基础上的扩大版，这些收集到的摄影作品都在上海打印制作，然后到刚竣工后启动的横渡美术馆展出。原上海摄影家协会研究部主任郭金荣作为这个展览的评委主任，并在展览开幕的时候到横渡专门做了一个手机摄影的讲座《视-觉：解析数码摄影的三大要素》，并在现场对着横渡的山田风光，对村民进行具体的摄影指导。

针对这次村民摄影的主题，摄影展还做了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的评选，但评奖和展览并不是最终的目的，用当地乡民的眼睛去发现家乡的美好，特别是鼓励乡民用手机将这些眼前所见记录下来才是目的，所以横渡美术馆作为在乡村中的美术馆，其开馆展选择的不是艺术家的作品而是村民的作品，其实也是这次“社会学艺术节”的宗旨。比如用手机做摄影，看似简单，但由耿敬指导的学生团队实践起来并不容易，他们是先宣传、鼓动，然后吃完饭到每家每户，坐在桌前一起陪着他们看手机，才收集起了这些摄影作品。在耿敬最初有这个想法的时候，疑惑的是村民怎么才能组织起来。但事实上，动员村民在艺术的道路上有多种途径，比如通过一个艺术节的植入，使村民在与艺术家一起工作的时候了解艺术，尽管不可能是全部了解，但多少会让村民知道艺术家的工作情况。当然村民自己动手实践更重要，这是建成美好社会的一种方式，因为在艺术中，不管是参与体验还是自己创作，都是获得文化上的理解的有利途径，并且反过来作用于人生存在的目的，在都市中我们提倡市民文化艺术生活的提高，并用市民一词弱化专家与业余人员之间的鸿沟，而在乡村，通过艺术社区的营造，乡村文化也可以在城乡流动中形成自己的主体人群。这次横渡美术馆的村民摄影展，展的是村民的作品，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当然可以说是不专业的摄影展，但在展览及公共教育上用的是专业美术馆的做法，有专业的美术馆设计师做的海报，展厅中严格遵循专业美术馆以平视为原则的中心线和作品直接上墙的布展，作品与作品之间规定有一定距离的间隔等等，村民的摄影作品到美术馆展览不只是呈现作品本身，而且带来了一整套美术馆的当代专业背景。

展览包括横渡镇各个村的村民摄影，这些摄影从各个角度呈现着他们的图像意识，从山景拍摄（如《空山春雨后》）到传统乡村房屋的石墙（如《古巷深深》《宅门》），还有就是山与水的乡村劳作（如《春到小镇》《孤舟蓑笠翁》《大地色彩》）及农家生活的中《农家的味道》，更多的是反映当地村民自主开辟出来的玻璃天桥旅游点中的即景拍摄，如《鹊桥迎宾客》《通途》等等。正像“2021社会学艺术节论坛·横渡乡村”所讨论的那样，“艺术乡建”是从艺术家的介入到乡村社区的营造，逐渐让村民成为艺术生产的主体，从而在文化层面上获得城乡之间流动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