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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的山水画（第1页）

齐白石的山水画

孔德平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基于齐白石（1864—1957）的自述材料[1]，结合现存作品，对其山水画创作情况进行梳理。本文主要关注四点：一是开始学画山水画的情况；二是“五出五归”与《借山图》的创作；三是《南岳全图》和山水条屏组画的创作；四是50岁以后不再画山水的说法与其时山水画实际创作情况。

一、开始学画山水

齐白石在其自述中说，他“出生在清朝同治二年（癸亥，1863）十一月二十二日”，“生肖是属猪”。[2]这里的“十一月二十二日”，是中国传统的农历记日，一个在中国一般民众心目中再普通不过的冬日，但同治二年癸亥的这一天，恰是公历1864年1月1日，即现在国人谓之“元旦”的一个重要日子。正是因为这一天已跨进公历的新一年，所以从这一天开始便不再是同治二年大多数时间所对应的1863年了。按中国传统习惯，人一生下来就算作一岁，所以齐白石在自述中所提到的年龄，即使不算后来因为避讳而自行虚长的两岁，也比现在我们通常认定的周岁年龄多了两岁。按照中国传统的虚岁算法，加上自1937年开始虚长的两岁，常在画款中题署九十几岁的长寿画家因而就让人觉得更加长寿了。

齐白石8岁开始画画，最早接触的是雷公像，接着更多描绘的是花鸟虫鱼走兽。齐白石自述，清同治九年庚午（1870），他正式跟随外祖父读书，在描红之余就私下画画，并因摹画邻居家房门上挂着的一幅雷公神像，“画得真不错，和原像简直是一般无二”，得到同伴的赞许，便“对于画画，感觉着莫大的兴趣”，“常常撕了写字本，裁开了，半张纸半张纸地画，最先画的是星斗塘常见到的一位钓鱼老头，画了多少遍，把他面貌身形，都画得很像。接着又画了花卉、草木、飞禽、走兽、虫鱼等等，凡是眼睛里看见过的东西，都把它们画了出来。尤其是牛、马、猪、羊、鸡、鸭、鱼、虾、螃蟹、青蛙、麻雀、喜鹊、蝴蝶、蜻蜓这一类眼前常见的东西，我最爱画，画得也就最多”[3]。

齐白石开始接触到山水画，缘于《芥子园画传》，但在30岁以后才真正学画山水。1928年，齐白石应胡佩衡（1892—1965，名锡铨）之请，为其所刊《湖社月刊》“雪景专刊”作《雪山图》，其上款识明确表示：“余数岁学画人物，三十岁后学画山水，四十岁后专画花卉虫鸟。”[4]而胡佩衡则认为，齐白石学画山水是从他二十岁见到《芥子园画传》时就开始的，二十七岁正式学画山水。他说道：“白石老人在青年学木工时，才见到《芥子园画传》，开始学画树木山水，二十七岁后去胡沁园家，才正式学画山水。”[5]

清光绪八年壬午（1882），20岁的齐白石已经有了五六年做雕花木工活计的经历。一次，他在一个主顾家里见到一部乾隆年间翻刻五色套印的《芥子园画谱》初、二、三集，如获至宝，认为该画谱“从第一笔画起，直到画成全幅”，“非常切合实用”，便希望能够“从头学起，临它个几十遍”。[6]于是，他将该套画谱借回家，利用做工之余，用薄竹纸一幅一幅钩影下来，并订成十六本[7]。《芥子园画谱》即《芥子园画传》，于清康熙十八年（1679）由芥子园甥馆首次印行，其后经不断翻刻或摹印增图重刻，成为近三百年以来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套学画指南和临画范本。《芥子园画传》初刻本和很多翻刻本，使用了多色套印技术[8]。《芥子园画谱（传）》初集是山水谱，但其看到画谱，想到的多是“觉着我以前画的东西，实在要不得，画人物，不是头大了，就是脚长了，画花卉，不是花肥了，就是叶瘦了”[9]。从其“光绪丙午年庚子月甲寅日”（1907年1月5日）的一处记录可知，他当时“扪写《芥子园画传》十六册中选临之誊本，凡八册，计山水、人物各二，花卉、草虫、翎毛、走兽各一，共百廿又八页”[10]。前述《雪山图》款识显示，画家本人未将当年勾影《芥子园画谱》作为其学画山水的开端，盖缘于当时齐白石临画《芥子园画谱》的兴趣点主要在人物和花卉，对山水画并未太多关注。至于希望“临它个几十遍”甚或花费半年的工余时间从头至尾逐幅勾影一遍，并留有选临誊本之山水两本，只不过是觉得画谱实属难得，摹图订册自存，以便以后随时拿出来学习。事实上，这些临摹图本后来确实成为齐白石创作的常用粉本（“亦吾二十余年常用之粉本也”[11]），成为他山水画创作的重要图像来源之一。

当然，齐白石题画中所谓“三十岁后学画山水”，可能也不过是一个大概时间，因为根据其自述，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26岁的齐白石拜“画像是湘潭第一名手，又会画山水人物”的萧传鑫为师学画。如果如齐氏所述“他把拿手本领，都教给了我”[12]的话，萧传鑫理应也将画山水的“本领”教给了他。一年后，齐白石跟随胡沁园（1847—1914，名倬，字汉槎）学画，后经胡氏介绍，开始跟随谭溥（字仲牧，号荔生，又作荔仙）学画山水[13]。这是齐白石关于自己开始学画山水的明确记载。前引胡佩衡所言齐白石“二十七岁后去胡沁园家，才正式学画山水”，即是前述所指在胡沁园家跟随谭溥学画山水之事。但此后的几年间，其主要精力还是在画像方面，至于在山水画方面，应该用力不多。

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齐白石32岁。这年春天，他住在长塘黎松安家时，黎松安的祖父“会画几笔山水的，也收藏了些名人字画，都拿了出来给我看，我就临摹了几幅”[14]。但此处也并未说明所临摹的作品属于什么题材。次年（乙未，1895），他又为诗社社友画过花笺，其中有山水画题材：“在晚上灯光之下，一张一张地画上几笔，有山水，……着上了淡淡的颜色，到（倒）也雅致得很。我一晚上能够画出几十张，一个月只要画上几个晚上，分给社友们写用，就足够的了。”[15]可见他当时在花笺上画山水也极简洁，或者就是寥寥数笔，否则很难“一晚上能够画出几十张”。当然，花笺功用的限制，也不允许画得很繁复，像传统山水画那样反复勾皴染点。从现存1894年所作《龙山七子图》图轴，1896年所作《山水》扇面，1897年所作《绿杉野屋》图轴、《山水》图轴，1898年所作《蔬香老圃图》横幅，1890年所作《乌巢图》横幅，[16]可窥其时风貌。

二、“五出五归”与《借山图》的创作

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齐白石为江西商人画《南岳全图》组画，挣得数百银子的酬金。他以此酬金典租了莲花寨下梅公祠堂作为新居，并在祠内新筑书房，名曰“借山吟馆”，并画《借山吟馆图》。所以名为“借山”，画家认为“山不是我所有，我不过借来娱目而已”[17]。“借山”一词，后来被齐氏反复用于山水画题，其后一系列的“借山图”作品，也常被视为其山水画经典。齐白石“借山图”创作的图像资源，主要得益于他历时八年“五出五归”的游历。

两年后，壬寅（1902）十月初，齐白石出发去西安，这是他“五出五归”的“第一出”。“（途中）每逢看到奇妙景物，我就画上一幅。到此境界，才明白前人的画谱，造意布局，和山的皴法，都不是没有根据的。我在中途，画了很多，最得意的有两幅：一幅是路过洞庭湖，画的是《洞庭看日图》；我六十岁后，补题过一首诗：‘往余过洞庭，鲫鱼下江吓，浪高舟欲埋，雾重湖光没。雾中东望一帆轻，帆腰日出如铜钲，举篙敲钲复住手，窃恐蛟龙闻欲惊。湘君驶云来，笑我清狂客，请博今宵欢，同看长圆月。回首二十年，烟霞在胸膈，君山初识余，头还未全白。’一幅是快到西安之时，画的是《灞桥风雪图》，我也题过一首诗：‘名利无心到二毛，故人一简远相招，蹇驴背上长安道，雪冷风寒过灞桥。’这两幅图，我都列入借山吟馆图卷之内。”[18]

次年，癸卯（1903）三月初，齐白石随同夏午诒（？—1935，名寿田）一家动身进京，“路过华阴县，登上了万岁楼，面对华山，看个尽兴”，于是当晚挑灯画了一幅《华山图》[19]。“渡了黄河，在弘农涧地方，远看嵩山，另是一种奇景。我向旅店中借了一张小桌子，在涧边画了一幅《嵩山图》。这图同《华山图》，我都收在借山图卷内了。”[20]再次年（甲辰，1904）的春季，“王湘绮（1832—1916，名闿运，字千秋，号湘绮）师约我和张仲飏同游南昌。过九江，游了庐山。到了南昌……我们常去游滕王阁、百花洲等名胜”[21]，到中秋节回到家乡。这是齐白石“五出五归”中的“二出二归”。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七月中旬，43岁的齐白石应汪颂年（名诒书）之约，与之同游桂林。“在桂林过了年，打算要回家，画了一幅《独秀山图》，作为此游的纪念，我把这图也收入借山图卷里去。”后因家事，画家辞别众友，取道梧州、广州，赶到广西钦州。在钦州，见到了郭葆生（？—1922，名人漳）“收罗的许多名画，像八大山人、徐青藤、金冬心等真迹，都给我临摹了一遍，我也得益不浅。到了秋天，我跟葆生订了后约，独自回到家乡。这是我五出五归中的三出三归”[22]。

因与郭葆生有约，过了丁未（1907）新年，齐白石即动身再去钦州，“坐轿到广西梧州，再坐轮船，转海道而往”。从北仑河北岸的东兴过铁桥到对岸的越南境内，画家“画了一张《绿天过客图》，收入借山图卷之内”。随后画家又回到钦州，直至冬月才回家乡，“到家已是腊鼓频催的时节了。这是五出五归中的四出四归”[23]。

齐白石在家时间不长，又应罗醒吾之邀，于戊申（1908）二月到了广州，秋天回家。在家住了不长时间后，又第三次去了广州。[24]在广州过了己酉（1909）新年后，正月到钦州，住到夏天过后，再经广州去香港。齐白石从香港到上海，几日后到苏州，夜游虎丘未尽兴，第二天到南京。在南京匆匆逛了几处名胜，坐江轮西行。回途中，“路过江西小姑山，在轮中画了一幅《小姑山图》，收入我的借山图卷之内”。画家于九月到家，结束了他“五出五归”的最后一次行程。[25]

自壬寅（1902）十月初动身去西安，到己酉（1909）九月回到家中，齐白石历时七八年，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沿途所见各地山光水色不同、人物风情各异，大大开阔了画家的眼界。从画家自述的经历可以看出，其所到之处，无不被当地美景所吸引，引得他常常情不自禁，赞叹不已，如初次进京路过华阴县时，在万岁楼上，面对华山，他发出“一路桃花，长达数十里，风景之美，真是生平所仅见”的感慨[26]；在与汪颂年同游桂林时，他觉得“广西境内，果然奇峰峻岭，目不暇接”，甚至认为“画山水，到了广西，才算开了眼界”；[27]从钦州北仑河北岸的东兴过铁桥到对岸越南境内，他看到此地“野蕉数百株，映得满天都成碧色”，认为“另有一种景色”；[28]画家“在钦州到广州的路上，看见人家住的楼房，多在山坳林木深处，别有一种景趣”，于是作了一首诗：“好山行过屡回头，戊巳连年忆粤游。佳景至今忘不得，万山深处著高楼。”[29]

结束第五次出游的次年（1910），齐白石在家中一边读书吟诗，一边“把游历得来的山水画稿，重画了一遍，编成借山图卷，一共画了五十二幅。其中三十幅，为友人借去未还，现在只存了二十二幅”[30]。同年，他还应朋友胡廉石之请，画《石门二十四景图》，“精心构思，换了几次稿，费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才把它画成”[31]。数年后的民国四年乙卯（1915）冬，又应胡廉石之请，为送出的这套《石门二十四景图》每景补题了一首诗[32]。《借山图卷》和《石门二十四景图》，被认为是该时期齐白石山水画的代表作品，是画家多次远游所获得的艺术成果[33]。

丁已（1917），55岁的齐白石第二次到北京。在法源寺家中，对来访的陈师曾（1876—1923），“在行箧中，取出借山图卷，请他鉴定”，得到陈的鼓励。陈师曾在写给齐白石的诗中，指出齐氏“画格是高的，但还有不到精湛的地方”，鼓励他“自创风格，不必求媚世俗”。诗曰：“曩于刻印知齐君，今复见画如篆文。束纸丛蚕写行脚，脚底山川生乱云。齐君印工而画拙，皆有妙处难区分。但恐世人不识画，能似不能非所闻。正如论书喜姿媚，无怪退之讥右军。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34]

“五出五归”的游历，沿途所见所感，画家铭记在心。各地不同的山水景象，成为画家后来创作山水画的图像资源，其后齐白石的多件山水画作品，或单幅，或成系列，均可找到这时的图像痕迹，画家或称为“借山图”，或称为“借山吟馆图”，直至其晚年，如1947年所作《借山吟馆图》[35]、1952年所作《滕王阁图》[36]等等。

三、《南岳全图》和山水条屏组画的创作

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38岁的齐白石应征为住在湘潭县城内的江西盐商画《南岳全图》，“很经意地画成六尺中堂十二幅”，并“为了凑合盐商的意思，着色特别浓重；十二幅画，光是石绿一色，足足的用了二斤”[37]。另一处的描述稍加详细：“盐商本是不懂得画的，讲究着色特别浓重，以为着色越浓，显得气派越大。”“（他为了）迎合盐商的心理，每幅都是画得重峦叠嶂，望去一片弄翠欲滴，十二幅画，光是石绿一色，足足地用了二斤。”[38]这次画的《南岳全图》，有两个特点：一是形象复杂，“重峦叠嶂”；二是设色浓厚，“弄翠欲滴”。从创作心理看，主要是迎合主顾的意愿，画家创作的自主性尚在其次。那时候画家的山水画法尚未形成自己的风格。

以山水十二条屏的方式为人创作，这在齐白石是第一次。25年后，他又为北京名医陈子林创作了山水十二条屏作为贺寿礼。再七年后，他又为四川军政大员王缵绪画《四季山水屏》十二屏[39]。

据齐白石自述，乙丑（1925）二月底，他“生了一场大病，七天七夜，人事不知，等到苏醒回来，满身无力，痛苦万分。足足病了一个来月，才能起坐”[40]。另一处对这场大病的记述大同小异：“七昼夜人事不知，只剩下一口游气，在鼻子里微微地进出。等到苏醒过来，同瘫痪似的，满身无力，躺在**，足足养息了一个多月，才能起坐。”[41]或许是为了答谢医生的这次救命之恩，齐白石以山水十二条屏赠送给陈子林。

1925年，齐白石已经画名鹊起，多次参加中日绘画联合展览[42]，绘画市场日渐兴盛，经济状况也非昔日可比。1922年的东京展览，由陈师曾带去的他的数幅作品，统都卖了出去，而且卖价特别丰厚。“我的画，每幅就卖了一百元银币，山水画更贵，二尺长的纸，卖到二百五十元银币。这样的善价，在国内是想也不敢想的。还听说法国人在东京，选了师曾和我两人的画，加入巴黎艺术展览会。日本人又想把我们两人的作品和生活状况，拍摄电影，在东京艺术院放映。这都是意想不到的事……经过日本展览以后，外国人来北京买我画的很多。琉璃厂的古董鬼，知道我的画，在外国人面前，卖得出大价，就纷纷求我的画，预备去做投机生意。一般附庸风雅的人，听说我的画，能值钱，也都来请我画了。从此以后，我卖画生涯，一天比一天兴盛起来。”[43]如果说早年为盐商创作《南岳全图》时，画家还更多是被其丰厚的酬金所吸引，画名未显的齐白石觉得应该以作品尺寸大、数量多、创作用时长、形象繁复、色彩浓厚的方式才能“适配”这一丰厚酬金的话，那么现在，经过“衰年变法”和市场拓展的画家，再用山水十二条屏的方式为救命恩人作画，便愈加显得隆重了。画家对自身生命的珍视亦可由此窥其一斑。

齐白石再一次创作山水十二条屏，是1932年画给四川王缵绪的《四季山水屏》。王缵绪（1885—1960）作为四川军政主官，当时驻守重庆。他曾长期购买齐白石的印章和绘画作品。齐白石在自述中提到：“四川有个姓王的军人，托他住在北平的同乡，常来请我刻印，因此和他通过几回信，成了千里神交。”[44]这位“姓王的军人”，就是王缵绪。齐王二人的交往，屡见于齐氏日记、信札、画款和印章边款[45]。王缵绪曾多次致信邀请画家到四川游玩，均未能成行。1931年，王缵绪又一次写信邀请齐白石到重庆游玩，因为“时变”的原因再次未成行。其后，齐白石作《梦游重庆》诗并序，写道：“王君治园与余不相识，辛未（1931）春，以书聘游重庆，余诺之，因时变未往。闻余苦于磨墨，赠以小婢；又闻家山伤财，担赠负千金；愿余身健，常进药物；恐余冬寒，远寄丝绵。神交之道，虽古人未有能如治园之笃者。因感，余梦见荆州。百回尺素倦红鳞，一诺应酬知己恩。昨夜梦中偏识道，布衣长揖见将军。”[46]对王缵绪的多次、多途径体恤和照顾，齐白石深有愧疚之意，于是打算为其作画以为报答。《梦游重庆》一诗，就是为王缵绪赠画而作的题诗[47]。从他们的交往经历可知，二人当时已非一般的书画印章买卖关系，画家引之为“千里神交”“万里神交”“神交之道，虽古人未有能如治园之笃者”。曾表示50岁后不再接受订购山水画件的齐白石，将十二条屏的《四季山水屏》赠予王缵绪，正是对这种至深交往的郑重表达。

1936年初春，当王缵绪再一次邀请画家到四川游玩时，画家就带着妻儿老小，于阴历闰三月初七日离平南下，从汉口，往川江，过沙市，至万县，泊武陵。其后，又经嘉州、重庆、内江，十六日到达成都，并游览青城山和峨眉。一路下来，画家认为“川中山水之佳，较桂林更胜一筹”[48]。

1900年齐白石为江西盐商所作《南岳全图》，现不知所终。1925年送给北京医生陈子林的山水十二条屏，为私人收藏，曾于1954年在故宫举办的“齐白石绘画展”和1958年在苏联展览文化馆举办的“齐白石遗作展览会”上展出。2017年底在保利秋季拍卖会上拍出的《山水十二条屏》，据说就是这一套。此《山水十二条屏》分别为：《江上人家》《石岩双影》《板桥孤帆》《柏树森森》《远岸余霞》《松树白屋》《杏花草堂》《杉树楼台》《烟深帆影》《山中春雨》《红树白泉》《板塘荷香》，均为纸本，每幅高180cm、阔47cm，除《石岩双影》为水墨外，其他11幅均为设色。

赠王缵绪的《四季山水屏》，后由收藏者捐献给当时的西南博物馆（今中国三峡博物馆）。该山水屏包括有标题的《清风万里》《岱庙图》《借山吟馆图》《绿天野屋》《荷亭清暑》《一白高天下》《雨后云山》7幅，无标题的《夕阳水渚》《飞鸟暮归》《月圆石寿》《木叶泉声》《梦游渝城》5幅，均为纸本，每幅高138cm、阔62cm，除了《绿天野屋》《雨后云山》《月圆石寿》3幅为水墨外，其他9幅为设色。

对比两套山水十二条屏，可见二者之间构思运意和章法布局的关联性和高度近似性，如前者的《石岩双影》与后者的《月圆石寿》，前者的《烟深帆影》与后者的《夕阳水渚》，以及《山中春雨》与《雨后云山》，《红树白泉》与《木叶泉声》，《板塘荷香》与《荷亭清暑》等。这种相似性，多是由画家作画多使用稿本，常常依照一幅画稿反复进行创作的习惯所导致的，尤其表现在其山水画和人物画创作方面。

除了上述三套山水十二条屏外，齐白石的多条屏山水系列作品仍可见。如他在1922年的一幅山水作品的款识中就曾提到，在京“为友人始画四小屏”[49]。辽宁省博物馆所藏有齐白石《山水条屏》3屏。由画家在其中一幅作品上的题款可知，该作品亦属应他人所托而作[50]。其他山水画系列条屏，如作于1919年的《四季山水条屏》、作于1920年的《四季山水条屏》、作于1922年的两套《四季山水条屏》、约作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四季山水条屏》等[51]。

四、所谓50岁后不画山水

齐白石自述，30岁开始学画山水，50岁后不再画山水。他说：“我画山水，布局立意，总是反复构思，不愿落入前人窠臼。五十岁后，懒于多费神思，曾在润格中订明不再为人画山水，在这二十年中，画了不过寥寥几幅。”[52]齐氏所说的50岁，也就是民国元年壬子（1912），这个时间是他“五出五归”后在家里完成了对游历期间所记画稿的整理，画成52幅《借山图卷》后两年。“五出五归”后，画家不再做远游之想，只希望能够在老家安排生活，照料家庭，享受天伦，终老家乡。至于后来寓居北京、定居北京，是画家当时所不曾想到的。

齐白石在多种场合都曾表示过这种对山水画的远离，如他曾记道：“中年仅自画借山图数十纸而已，老年绝笔。”[53]20世纪30年代初他曾作《伤往事》诗：“老来山水断因缘，最喜闲游是少年。无事出门三十里，赤泥山下听流泉。”[54]20世纪40年代，他在为人画《冰庵刻印图》[55]上题“冰庵弟请予卅年以来不作之作”，依然传达了多年不画山水、也不愿再画山水等信息。

齐白石50岁后不愿再画山水，或又声称“老年绝笔”，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山水画创作一般需要勾皴染点等相对繁复的作画程序，费时费力，效率不高，而他又“不愿落入前人窠臼”，不愿沿用传统山水的画法而自创风格，“布局立意，总是反复构思”，因此画家不愿意再“多费神思”。

除了主观上的“不愿”，可能还有客观上的“无奈”。齐白石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学画环境，决定着他早年接触传统山水画经典作品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即使是在“五出五归”期间，也只是偶尔见到为数有限的古代名家或冒充古代名家的山水画，所以他在传统山水画方面下的功夫并不太多，导致其对传统山水画技法的掌握和熟练程度远不如他对花卉虫鱼题材的驾轻就熟。尽管如此，他还是对经眼率很低的这些古代或临仿古代山水画作品表达了特别的关注之情。如他在1922年秋天的一件山水作品款识中提到：“余年未二十七岁时未出本邑，不知世有善画之名家。一日至长沙，客舍有少年人来，自言恪勤之裔孙，出画四幅求售，欲得纹银二两，且言八大山人所作者。余细观其画，系第二层，惟有题跋之字迹若有若无，八大四字似是，余亦不知为何人。以银一元得之，即将题跋舍去之，藏于箧。至衰年来京师，陈师曾见而讶之，惜不知作者为谁。余以来处告之，师曾曰：此临八大者或有之，非八大笔也。叮咛即付裱褙。记而藏之。”[56]

另外，画家不愿意画未见之物，认为画山水还要见到真山水。除了“五出五归”游历所见这一创作资源外，画家后来很少外出观游，也就难以再获取新的创作资源，尤其是在他居于北京之后。在1926年住进北京跨车胡同后，齐白石只在1936年出游重庆一次和1946年到过南京一趟，其余时间基本上宅在家中。对传统山水画着力无多和“师造化”资源的固化，也加剧了画家自创山水“反复构思”的难度，因而也就更让画家“多费神思”。

齐白石的山水画师承，按照胡佩衡的说法，开始学的是清初“四王”，40岁以后“五出五归”，沿途写生，见过石涛、八大的山水画，对石涛的山水画尤其感兴趣[57]。在齐白石看来，“前清以青藤、大涤子外，虽有好事者论王姓（王翚）为画圣，余以为匠家作”[58]，而石涛所画山水，“数百年来毫无替人，虽有得其皮毛者，未免气薄”[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