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多次表达过对绘画宗派拘束的反感和对“死临死摹”的反对,以及自创风格极少得到认同的苦恼。他表示“余画山水,不喜平庸,……然余画山水,绝无人称许”[60]。他还对张次溪说道:“我向来反对宗派拘束,曾云:‘逢人耻听说荆关,宗派夸能却汗颜。’也反对死临死摹,又曾说过:‘山外楼台云外峰,匠家千古此雷同。’‘一笑前诸朝巨手,平铺细抹死工夫。’因之,我就常说:‘胸中山水奇天下,删去临摹手一双。’赞同我这见解的人,陈师曾是头一个,其余就算瑞光和尚和徐悲鸿了。”[61]
陈师曾对齐白石绘画风格的转型转变产生过重要影响,促成了后者的“衰年变法”;同时,陈氏还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的方式竭力推介和鼓扬齐氏绘画。1922年春,陈师曾还曾带着齐白石的几幅花卉和山水,到日本参加在东京府厅工艺馆举办的中日联合会画展览会[62]。
齐白石表示晚年不画山水,除了不愿“多费神思”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即他“用我家笔墨画我家山”的“齐家山水”风格极少能够得到同行和社会的认同,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他创作山水画的积极性和自信心,尽管画家“自信都是别出心裁,经意之作”[63],不时表示出对自己山水画满满的自信[64]。齐白石的山水画不受欢迎,早在他于1908年第二次到广州时就有反映。“那时广州人看画,喜的是‘四王’一派,我的画法,他们不很了解,求我画的人很少。”[65]定居北京后,其山水画依然未能得到美术界的普遍认可,甚至“遭到‘时流’画家的诽骂”[66]。即使是对齐白石赏识有加的陈师曾,见到《借山图卷》时,也只是肯定了其“画格是高的”,但同时也指出“还有不到精湛的地方”。[67]而当其山水画偶尔得到认同时,画家便掩饰不住内心的高兴。他于丁巳(1917)九月为友人作山水册页(北京画院藏)上题款道:“余不为人画山水,即偶有所为,一丘一壑,应人而已,秋江见而喜之。余为制小中幅。此余纸也。画中之非是,秋江能知之矣。”又在另一幅画上题道:“余重来京师,作画正多,初不作山水,为友人始画四小屏,褧公见之,未以为笑,且委之画。此画法从冷逸中觅天趣,似属索然,即此时居于此地之画家,陈师曾外,不识其中之三昧。非余狂妄也。”[68]可惜的是,天不假年,赞同齐氏艺术见解的伯乐陈师曾于1923年英年早逝,而另一知音、得意门人瑞光和尚(1868—1932)也在9年后去世,力图变革并渴望得到世人认可的画家越发感到孤寂。
齐白石虽然公开表示50岁后不再接受山水画件订购,晚年绝笔,但事实上,其后他的山水画创作仍然不少,有的是应人所请而作,有的是作为谢礼而作。这可以从其自述中找到记录,也可从多件作品的款识中得知。
除了前述给李子林的山水十二条屏和给王缵绪的《四季山水屏》外,1932年,他还因委托他人为其编印诗稿,“答允各作一图为报,破例画了几幅,如给吴北江(闿生)画的《莲池讲学图》,给杨云史(圻)画的《江山万里楼图》,给赵幼梅(元礼)画的《明灯夜雨楼图》,给宗子威(威)画的《辽东吟馆谈诗图》,给李释堪(宣倜)画的《握兰簃填词图》”[69]。此前一年,齐白石住在袁督师故宅的张园,先后画了《张园春色图》和《葛园耕隐图》,并为两幅画作题句,以表对主人殷勤招待的感谢之意[70]。1942年春,张次溪打算去长椿寺凭吊陈散原,“老人愿偕往,归后,特作萧寺拜陈图”给张[71]。
翻检手边图册,亦可看到齐白石晚年为数不少的山水画作。如《齐白石画法与欣赏》所附其山水画9件,均为60岁以后所作[72]。外文出版社出版的《齐白石画集》收录其山水画作品10件,其中9件是20世纪20年代及以后所作[73]。《齐白石绘画精萃》收录其山水画作品30件,除《雨后云山》约作于1912年外,其余均为20世纪20年代及以后所作[74]。其他如《齐白石全集》收录1919年以后齐白石山水画,除了前述系列条屏外,还有山水册页12开、仿石涛山水册8开、1931年作山水册页8开、1932年作山水册页12开等;此外,收录其单幅作品100余幅。[75]从统计数据看,齐白石自20世纪30年代晚期以后,所作山水画数量确有减少。
虽然齐白石对其山水画自视甚高,但总体看来,其绘画成就主要还是在花鸟工虫水族一类题材。相对于花鸟工虫水族画,其山水画成就尚居非常次要的位置,甚至排在其人物画成就之后[76]。四十多年前对齐氏的“论定”——“在艺术上,主要是在花鸟画(花卉虫鱼等)方面,齐白石有一定的成就,应该给予适当的评价”[77],也未将其山水画看作其艺术成就的主要方面。现在梳理齐白石的山水画,再回看这个结论,似仍未“过时”。
[1]关于齐白石的自述,最早有香港《大公报》辑成、香港上海书局出版的《齐白石诗文篆刻集》所收《白石老人自述》版本,稍后有北京的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的《白石老人自传》版本。其后,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台北艺术图书公司1979年版、岳麓书社1986年版、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广西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北京出版社2018年版,均依据香港的《自述》版本。但是,香港的《自述》版本是删节本,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自传》版本相对完整。参见杨良志:《齐白石、张次溪与〈白石老人自述〉(《自传》)》,北京画院编:《齐白石研究》第一辑,广西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11—18页。本文所称齐白石自述材料,包括齐白石的自述、画作款识、笔记、日记、诗稿等材料,齐白石的自述采用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白石老人自传》。
[2]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1页。
[3]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13页。
[4]胡佩衡、胡橐:《齐白石画法与欣赏》,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年版,第97页。《雪山图》见同书所附图110。
[5]胡佩衡、胡橐:《齐白石画法与欣赏》,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年版,第97页。
[6]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24页。
[7]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25页。
[8]参见刘越:《〈芥子园画传初集〉考评》第二章,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9]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24页。
[10]郎绍君、郭天民主编:《齐白石全集》第一册“绘画”图四五,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11]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24页。
[12]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29页。
[13]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32页。
[14]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37页。
[15]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39页。
[16]图见郎绍君、郭天民主编《齐白石全集》第一册“绘画”图四、图二二、图二八、图三〇、图三一、图三二,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绘画”第4、22、28、30、31、32页。
[17]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47页。
[18]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49页。
[19]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50页。
[20]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51页。
[21]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53页。
[22]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56页。
[23]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58页。
[24]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59页。《齐白石画集》所附《年表》认为,齐白石于1909年“春,三游广州”,与齐氏自述“在家住了没有多久……又动身到了广州”,“在广州过了年”的说法不符。严欣强、金岩编:《齐白石画集》,外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182页。
[25]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60页。郎绍君先生将齐氏1908年的春往广州秋回家视为其“五出五归”,此后不久第三次去广州到1909年9月回家则视为“六出六归”。齐氏自己则将两次广州之行看作一次。郎绍君、郭天民主编:《齐白石全集》第一册《齐白石传略》,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26]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50页。
[27]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56页。
[28]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58页。
[29]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59页。
[30]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60页。有文章认为,《借山图卷》52幅,其中30幅被陈师曾借去欣赏,但因陈师曾1923年突然因病去世,这些画不知去向。林木:《齐白石山水十二条屏及其山水画研究》注释4,北京画院编:《齐白石研究》第三辑,广西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61页。
[31]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61页。
[32]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64页。
[33]郎绍君、郭天民主编:《齐白石全集》第一册《齐白石传略》,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