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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希腊人（第3页）

于是他逃走了。

不幸的是，在逃往西西里的途中，他的船沉没了。他可能落水身亡了，因为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还有一个遭到雅典人恶意迫害的是名叫戴阿哥拉斯的人。其实他并不是哲学家，而是一个年轻的作家。他在一次官司中输了，认为神没有帮助他，便把怨恨一股脑倾泻在神的身上。在很长时间里，他为自己的苦情抑郁忧愤，以至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也影响到他的行为。他开始四处奔走，发表各种各样亵渎神灵的言论。其最后竟然诽谤冒犯了在希腊北部人心中享有崇高地位的一个神灵。他的胆大妄为使他被判处死刑。但是在临刑前夕，这个可怜的家伙逮到一个机会逃跑了。他跑到科林斯，在这里继续咒骂奥林匹斯的天神，最后终因肝火太旺而一命呜呼。

希腊人不容异说的偏见最后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其最臭名昭著的典型例子，就是专制法庭对苏格拉底的死刑判决。对此我们有详尽的记载。

只要一谈到世界根本没有变化，谈到古代雅典人的心胸并不比后人开阔，人们就必然举出苏格拉底的例子，作为希腊人心胸狭窄、冥顽不化的有力佐证。今天我们经过详尽无遗的考察之后，这件事情了解得更清楚了。这位街头演说家才华横溢，却又惹人生厌，他那漫长的、未受干扰的学术生涯，对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盛行的思想自由精神做出了直接的贡献。

在普通民众仍然坚信诸多天神存在的时代，苏格拉底把自己说成是某位神灵的先知。雅典人尽管不能完全理解他所说的“精灵”（即一种神圣感召的内心声音告诉他应该说什么做什么）意味着什么，但却完全可以注意到他对周围人们奉若神明的东西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事物既有的约定俗成的秩序也缺乏应有的尊重。最后，当政者杀死了这位老人，而他的神学观点（尽管官方为了说服大家而牵强附会地作为加罪之辞）与审判的结果几乎没有什么关联之处。

苏格拉底是石匠的儿子。这位石匠孩子众多，可是收入菲薄。苏格拉底没有上过什么正规大学的课程，因为那个时候的哲学家都讲究实惠，教授一门学科要索取两千块钱的报酬。况且，在苏格拉底看来，追求纯粹的知识、研究没用的科学现象，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和精力。他认为，一个人只要善于培植自己的信念，没有几何学的知识也无关紧要，了解彗星和行星自然规律的知识对于拯救灵魂也毫无用处。

苏格拉底鼻梁塌陷、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不修边幅；白天站在街头和游手好闲的人辩论，晚上在家听着听妻子喋喋不休的唠叨训斥（他的妻子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人，不得不在家里给别人洗衣服，而丈夫却把谋生的事物看作是无足轻重的小事）。这位多次参加过战争和远征受人尊敬的老兵，这位雅典参议院的前议员，却不幸从那个时代的众多教师中被选中，为了自己的信仰而遭受苦难和惩罚。

为了便于弄清楚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必须先来了解一下，就在苏格拉底为人类的智慧和进步做出了痛苦的牺牲（他后来被认为做出了极其有益的贡献）的时候，那时雅典的政治是个怎样的状况。

终其一生（苏格拉底被处死时已年逾七旬），苏格拉底都在竭尽全力告诉世人，他们正在虚度年华，过着毫无意义的生活，他们把大把的光阴虚掷在了那些空洞的欢乐和虚无的胜利上，一味挥霍着伟大的神灵所赋予的各种恩典，为了获取哪怕只是几个小时的虚荣和野心的自我满足。他是如此坚信人的崇高使命，从而彻底打破了旧哲学的藩篱和束缚，而且甚至比普罗塔格拉走得还远。普罗塔格拉提出：“人是衡量世间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则进一步宣称：“人内心的无形意识是（或者应该是）世间万物的最终的评判标准；塑造命运的不是神灵，而是我们自己。”

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的演讲（准确地说，法庭上共有五百名法官，是苏格拉底的政敌精心挑选的，其中有些人还能读会写），对于那些无论是持同情态度还是怀有敌意的听众来说，都是能深入人心的通俗易懂的道理。

这位哲学家辩论道，“世界上没有人有权力告诉别人应该信仰什么，或者剥夺别人自由思考的权利。”他还说：“一个人只要具有自己的道德和信念，即使得不到朋友的赞许，没有家庭，居无定所，甚至身无分文，这些都无关紧要。但是如果没有对每一个问题的利弊进行详细的调查，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出正确结论，因此人们必须拥有公开讨论一切问题的完全的自由，而且不受官方的干预。”

遗憾的是，作为一个遭到指控的被告，这无疑是在一个错误的时刻阐述了错误的论断。自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20]之后，雅典富人与穷人之间、雇主与劳工之间的关系便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苏格拉底是“温和分子”——一个既看到双方利弊，又力图找到折中方案以满足一切有理智人士的自由主义者，这自然得不到任何一方的好感，不过那时候双方势均力敌，腾不出手来对付他。

到了公元前403年，当民主派完全掌控了国家，并且驱逐了贵族，苏格拉底的厄运就降临了。

苏格拉底的朋友们建议他尽早离开这座城市，如果他听从了朋友们的建议的话，那当然是非常明智的。

苏格拉底的敌人并不比他的朋友少。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苏格拉底一直是一个“口头评论家”。他是个可怕的绝顶聪明的大忙人，善于把那些自我标榜为雅典社会栋梁的人的伪装和思想骗术揭露和拆穿于光天化日之下，甚至将这种行为当作一种癖好。久而久之，他的名字在希腊家喻户晓。若是他在清晨谈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到了晚上全城就都听说了。有人以他为素材编演了戏剧。当他被捕入狱时，整个阿提卡[21]城没有一人不对他一生中的大小琐事的全部细节了如指掌。

在实际审判中起主导作用的那些人（比如那个既不会读又不会写，只因通晓神的旨意，而成为起诉中最卖力气的可敬的粮商），深信他们审讯苏格拉底是在为社会履行职责，为雅典人除掉一个所谓“知识界”中的最危险分子——一个只能教唆犯罪和懒惰的人，一个煽动奴隶不满情绪的人。

颇为有趣的是，即使在这样的境地下，苏格拉底仍然以精湛的口才、娴熟的技巧为自己辩解，以至于使陪审团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倾向于释放他。他们提出，苏格拉底只要摈弃辩论、争吵、说教这些可怕的恶习，不再干涉别人所偏爱的东西，不再用永无止境的疑问去纠缠他们，就可以被赦免。

但是苏格拉底拒绝接受。

“这办不到！”他喊道，“只要我还有良知，只要我内心深处还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呼唤我继续前行，把通向理性的真正道路指给人们，我就会继续对我遇见的任何一个人，告诉他我的想法，而不会顾虑我将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这样，法庭除了判处这个囚犯死刑外，没有别的办法。

苏格拉底被延缓三十天执行死刑。这是因为每年一度前往提洛岛[22]朝拜的圣船还没有返航，按照雅典的法律，在这期间是不准行刑的。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这位老人平静地待在囚室里，琢磨着如何改进他的逻辑体系。虽然不断有人给他提供逃跑的机会，但他都拒绝了。他觉得自己已经不虚此生，履行了自己的使命，累了，准备离开这个人世了。直到行刑的时候，他还在和朋友们交谈，试图用自己追求的真理开导他们，劝他们不要把心思用在物质世界上，而要多考虑精神世界。

然后，他喝下毒酒，躺在**，从此以后，一切的争论都随着他的长眠而宣告结束。

有那么一段时间，苏格拉底的弟子们一度被公众爆发的愤怒吓破了胆，觉得还是避开过去的活动场所为妙。

可是过了一阵子，他们看到一切都平息无事，便又回来了，重操旧业，公开授徒执教。在这位老哲学家死后的十多年里，他的思想比以前传播得更广泛了。

与此同时，雅典城经历了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争夺希腊半岛领导权的战争已经结束五年了，在这场战争中雅典人一败涂地，斯巴达人获得了最后胜利。这次是体力战胜了脑力。毋庸置疑，这种局面是不会长久的。斯巴达人从没有写下一句值得传颂的语言，也没有对人类的知识有过丝毫的贡献（一些军事战术除外，这些战术已沿用到今日的足球比赛里）。斯巴达人以为，他们推到了雅典的城墙，雅典的舰队也所剩无几，他们已经大功告成了。但是，雅典人的思想却没有因此而失去其敏捷的天资。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结束后十年，古老的比雷斯港口就又云集了世界各地的船只，而雅典的海军将领们再次统帅着希腊的联合舰队。

况且，伯里克利的努力虽然没有得到同代人的重视，却使雅典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就如同公元四世纪的巴黎一样。无论是罗马、西班牙，还是非洲的有钱人家，都想让孩子接受时髦的教育，即使孩子只被准许参观一下卫城附近的任何一所学校，家长也会为此而洋洋得意。

这个古代的社会，我们现代人要正确理解是非常困难的。在那个世界里，生存被看得至关重要。

在早期基督教的影响下——当时的基督教是一切异教文明的死敌——罗马人和希腊人被视为道德沦丧的人。他们随意地崇拜一些不伦不类的神灵，剩下的时间便大吃大喝，饮整桶的萨莱诺酒，听着美貌如花的埃及舞女的缠绵细语。有时纯粹为了嗜血的乐趣而奔赴战场，残杀无辜的日耳曼人、法兰克人和达西亚人。

我们发掘了埃帕菲罗迪特的公寓，他伙同尼禄[23]在罗马及其殖民地大肆掠夺，聚敛了大量的钱财。我们望着这个老投机商用不义之财建造起来的拥有四十间房屋的宫殿的废墟，禁不住摇头叹息：“简直是腐败至极啊！”

然后，我们坐下来读一读爱比克泰德[24]的著作。爱比克泰德曾经当过埃帕菲罗迪特这个老恶棍的奴仆。然而，读他的书，我们却感到是在与一位古今少有的高尚显赫的灵魂相交。

我深知人们常常喜欢关起门来随意对自己的邻居或别的国家妄加评论。不过不要忘记，哲学家爱比克泰德不愧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名副其实的代表，正像朝廷中的势利小人埃罗菲罗迪特也具有他的代表性一样。两千年前的人们对尽善尽美的渴望并不亚于今天的人们。

毋庸置疑，那时的尽善尽美与今天的尽善尽美在概念上有着天壤之别。那时的尽善尽美是一个深深欧化了的产物，与东方社会毫无瓜葛。但是，那些建立了自己的理想、把它作为生活中最高追求的所谓“野蛮人”，正是我们的祖先。他们慢慢地形成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并广为人们所接受。如果我们认为良心纯正，衣食简朴，加上身体健康和收入适中等，便是幸福和满足的最佳保障，那么这种人生哲学也是相当成功了，我们也不妨予以认可。这些人对灵魂的归宿并没有寄予很大的兴趣。他们仅仅把自己视为有知识的特殊动物，大大超越了仍旧匍匐在地面上的其他动物。如果他们常常谈及“神灵”，那么运用这个词语就好比我们如今经常用“原子”“电子”“乙醚”等词语一样。在他们看来，万物的起源必须有一个名称，因此在爱比克泰德说到宙斯时，那只是疑难问题的一个代号，就像欧几里德在解题时用X和Y作为代号一样，也许含义丰富，也许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