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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斯宾诺莎（第2页）

小斯宾诺莎一反当时的习惯，没有和其他学生同住，而是住在家里。他的学识很深，颇使家人惊奇，亲戚们都自豪地叫他小先生，毫不吝啬地给他零用钱。他没把这钱浪费在烟草上，而是买了哲学书。

有一个作者最使他感兴趣。

这就是笛卡尔[9]。

勒内·笛卡尔是法国贵族，出生在图尔和普瓦蒂埃交界处，查理曼大帝的祖父曾在这里挡住了穆罕默德征服欧洲。他不满十岁就被送到耶稣会受教育，呆了十二年，很惹人讨厌，因为他肯思考，没经过证明的东西就拒不接受。耶稣会会士能调理这种难管的孩子，既不挫伤他们又训练得很成功，他们也许是世界上唯一这样的人。要检验布丁就要吃一吃。办教育也是一样。如果现代教育家学会了耶稣会罗耀拉兄弟的方法，我们说不定也会培养出好几个笛卡尔了。

笛卡尔二十岁时开始服兵役，他到了荷兰，在那里，纳索的莫里斯[10]曾经彻底完善了他的军事体系，使他的军队成为有志当将军的年轻人的进修学校。笛卡尔并不经常去纳索亲王的司令部。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怎能当新教徒首领的仆人！这听来就像叛国罪。不过笛卡尔感兴趣的是数学和大炮，不是宗教和政治。荷兰刚刚和西班牙休战，他便辞了职，来到慕尼黑，在巴伐利亚的天主教公爵麾下作战。

但是那场战争并不长，唯一一场至关重要的战斗是在拉罗谢尔[11]附近进行的，那时，胡格诺派正在抵御黎塞留[12]。笛卡尔回到法国，想学一点高级攻坚战。可是军营生活使他厌倦了。他决定告别戎马生涯，致力于哲学和科学。

他自己有一笔小收入。他不想结婚，清心寡欲，只想过安静快乐的生活，而且如愿以偿了。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中荷兰作为居住地。不过这个国家充满印刷商、出版商和书店，只要不公开攻击政府和宗教，出版检查的法律就形同虚设。况且，他从未学会他所移居的国家的文字（这种文字对真正的法国人来说本来并不难），所以避开了不必要的伙伴和没用的谈话，能够把全部时间（每天差不多二十个小时）用在自己的工作上。

对于当过兵的人来说，这种生活太枯燥了。但是笛卡尔有生活的目的，很满足于这种自我折磨的背井离乡生活。随着光阴的流逝，他逐渐相信，世界仍然被深不可测的无知笼罩着，被称做“科学”的东西其实连真正科学的边都不沾，陈旧的错误和荒谬不首先铲平，总体的进步就不可能实现。这可不是小的命题。不过笛卡尔的耐性很好，到了三十岁，他开始向我们奉献出了崭新的哲学体系。他深为自己的工作所激励，在最初的提纲里加进了几何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在工作中他毫不偏袒，这使得天主教徒宣布他是加尔文派，而加尔文派又说他是无神论者。

这些喧闹传到他的耳朵里，丝毫未干扰到他。他平静地继续自己的探索，在斯德哥尔摩同瑞典女王谈论了哲学，最后安详地死在城里。

在十七世纪的人们中，笛卡尔主义就如同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达尔文主义[13]，引起了很大轰动。当一名笛卡尔主义者在1680年是件可怕的事，很不光彩。它表明某人是社会制度的敌人，是苏西尼派[14]教徒，是自认不能与体面人同伍的下等人。这并没能阻止知识界大部分人如饥似渴地接受笛卡尔主义，就像我们的前辈接受达尔文主义一样。但是在阿姆斯特丹的正统犹太人中，这类题目却没有人提及。无论是《塔木德》还是《托拉》（犹太教名词，指上帝启示给以色列人的真道，狭义上专指《旧约》的首五卷：《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与《申命记》）都不会提到笛卡尔哲学，因此它是空中楼阁，根本不存在。可是，这个叫巴鲁赫·德·斯宾诺莎的人居然相信笛卡尔哲学是存在的，他的结局也是可以预料的，只要犹太教堂的权威人士一出面调查此事，采取官方行动，斯宾诺莎也会同样不复存在。

但那个时候，阿姆斯特丹的犹太教会刚刚度过一场严重的危机。却挽救了斯宾诺莎的性命。在他十五岁的时候，来了一个名叫乌列·阿科斯塔的葡萄牙流亡者。他断然抛弃了在死亡威胁下被迫接受的天主教，又回到前辈的宗教——犹太教。可是这个阿科斯塔不是等闲的犹太人，而是个绅士，惯于在帽子上插一根羽毛，腰上挎一把剑。那些在日耳曼和波兰学校受过训练的荷兰拉比[15]所表现出的自高自大使他惊讶和恼怒，他也很自傲，他从不屑掩饰自己的观点。

在这样一个小圈子里，如此公开的蔑视是不可能被容忍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开始了，一方是清高的梦幻者，半先知半贵族，另一方是铁面无情的法律护卫士。

他的结局注定是个悲剧。

首先，在当地警察局，阿科斯塔被控是几本否认灵魂不朽的渎圣小册子的作者。这使他与加尔文派教士产生摩擦。不过事实很快澄清，控告也撤消了。于是犹太教会把这个顽固的叛徒逐出教会，剥夺了他的谋生之路。

在以后几个月里，这个可怜人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头流浪，最后贫困和孤独又驱使他回到教会。但是他要首先当众认罪，任所有犹太人鞭抽脚踢，然后才能被批准重新入会。这侮辱使他精神失常了。他买了一支手枪，把自己的脑袋打开了花。

自杀事件在阿姆斯特丹市民中引起很多议论。犹太团体觉得不能冒险再惹起另一场风波。当“生命之树”中最有前途的学生已经无疑被笛卡尔的新异端思想污染的时候，犹太教会就立即行动起来，试图加以遮掩。他们私下找斯宾诺莎谈话，只要他答应听话，去犹太教堂，不再发表或散布任何反对法律的言论，就可以给他一笔年金。

斯宾诺莎最厌恶妥协，三言两语就回绝了这些事。结果，根据出名的古老《惩处准则》，他被逐出教会。那个准则毫不给人思考的余地，为了找到足够多的诅咒和谩骂，可以一直追溯到杰里科（约旦河西岸的城镇，约公元前9000年就有人居住。《圣经》中提到，杰里科是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后攻打的第一个城镇，因此而出名）时代。

面对五花八门的咒骂，他泰然坐在屋里，从报纸上了解前一天发生的事。甚至当一个《准则》的狂热者想结果他的性命时，他也不肯离开城市。

这对犹太教士的威信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尽管乞灵于约书亚和以利沙做祷告，全是白费功夫了，还不到六年的时间，就再次有人敢公开和他们叫板。他们心急火燎地向市政厅提出诉讼，要和市长见面，告诉他这个刚被赶出教会的巴鲁赫·德·斯宾诺莎的确是个危险分子，是不可知论者，不信仰上帝，在阿姆斯特丹这样受人尊敬的基督社团中不应该容忍这种人。

那些长官大人遵照惯例，不愿插手此事，而是推给基督教牧师的小组委员会去办理。这个小组委员会研究之后，发现斯宾诺莎并没有做有害于城市法律的事，便如实向市政府的官老爷作了报告。但同时，他们又不愿得罪教会成员，便向市长建议，请这个似乎独立性很强的年轻人离开阿姆斯特丹几个月，等风头过了再回来。

从那以后，斯宾诺莎的生活一直平坦无波，就像他从窗口看到的大地一样。他离开了阿姆斯特丹，在莱顿附近的莱茵斯堡小村里租了一间房子，白天修磨光学仪器的镜头，晚上抽着烟斗，根据自己的兴致读点什么或写点什么。他一直没有结婚。谣传说他和拉丁文老师范·登·恩德的女儿有私情，可是斯宾诺莎离开阿姆斯特丹时那孩子才十岁，所以不大可能。

他有几个挚友，每年至少两次提出要给他一点接济，使他能用全部时间致力于研究。他回答说他感谢他们的好意，但他更愿意独立，除了一个有钱的笛卡尔主义者每年给他八十块钱外，他不再多要一分钱，生活在真正哲学家应有的受尊敬的贫穷之中。

他曾经有机会去德国当教授，但他谢绝了。著名的普鲁士国王给他写信，愿意当他的资助人和保护人，他也给予了否定回答，继续度过平静快活的流亡生活。

在莱茵斯堡住了几年后，他搬到海牙[16]。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半成品镜头上的玻璃沫感染了他的肺。

1677年，他孑然一身孤独地死去了。

使当地教士愤然的是，不下六辆宫廷豪门的私人马车陪伴着这个“无神论者”直到墓地。两百年后，当纪念他的雕像落成的时候，倒霉的警察不得不大批出动去保护参加这个隆重仪式的人，使他们不为成群的狂热加尔文教徒的怒火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