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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上帝的晨光（第1页）

第四章上帝的晨光

基督教教会在早期还是一个很简单的组织，当人们发现，世界末日暂时还不会降临，耶稣死后，最终的审判也没有到来，教徒们还可以在忏悔的泪水中继续苟活一段时间。于是乎在教派内确立某种管理机构便成了当务之急。

基督徒最初（由于全是犹太人）都在犹太教堂里聚会。由于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产生摩擦，非犹太人就到某人家中集会，如果找不到能容纳所有虔诚（包括好奇）的信徒的房子，就干脆在露天或废石场集会。

最初，集会都在星期六举行。但随着犹太基督徒与非犹太基督徒之间的感情日趋恶化，非犹太基督徒便废弃了星期六安息日，把聚会改在星期日，也就是耶稣复活的那一天。

这些庄严的仪式完全体现了大众化和情绪化。没有固定的讲演和说教，没有教士，所有男女只要感到内心被圣火激励，都可以站起来剖白内心的信仰。按照保罗的描述，这些虔诚的弟兄们“以雄辩的口才”，使这位伟大的圣徒对未来担忧。因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是平民百姓，没受过什么教育，从不怀疑别人即兴发挥的劝诫是否真诚，而且往往他们的情绪会异常激动，像疯子一样失控地喊叫，教会虽然顶得住迫害，却受不了人们的冷嘲热讽。于是，保罗、彼得以及他们的继承人不得不花费力气维持秩序，平息人们因急于表达精神世界和神圣热情而引起的纷乱。

开始时，这些努力收效甚微，因为规章制度与基督教的民主精神是格格不入的。不过人们最后还是从实际出发，同意集会按照某种固定的仪式进行了。

集会以一首赞美诗开始（用以安抚可能在场的犹太基督徒）。然后，全体教徒就高唱新近为罗马和希腊崇拜者谱写的赞美曲。

唯一预先拟好的讲演是一篇倾注了耶稣一生哲学思想的著名祷文。然而几百年来，布道都是完全自发的，谁有话要说，便可以自行发表演说。

但是，随着集会次数的增加，警察开始注意他们了，警察总是对秘密组织严防死守。因此必须推选出某些人代表基督徒与外界打交道。保罗早就强调过领导天赋的重要性。他把他在亚洲和希腊走访的小团体比做惊涛骇浪中的小舟，要闯过怒涛汹涌的大海，就必须有聪明绝顶的舵手。

于是虔诚的信徒们又凑在一起，选出男女执事。他们是整个团体的“仆人”，要照顾好病人和穷人（这是早期基督徒关心的事情），管理好教会财产，还要料理所有的日常琐事。

到了后来，教会的成员有增无减，事务性管理变得复杂不堪，非有专职的执事不可，于是几位“长者”被推举担当此任。他们的希腊称呼是“长老”，按我们说法就是“神父”。

又过了几年，每个村庄和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教堂，因此又有必要提出大家都要执行的共同政策。人们选出了“总监”（即主教）来监督整个教区，并代表教区与罗马政府打交道。

很快，罗马帝国的各个主要城市里都有了主教，而安提阿、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迦太基、罗马、亚历山大和雅典的主教则由受到人们广泛尊重，有权势的人担任，他们的地位甚至不亚于各省的行政和军队长官。

在开始阶段，主教掌管着耶稣当年曾经生活、受难、死去并广受尊敬的大部分地方。但是，自从耶路撒冷被摧毁，期待世界末日和天国成功的一代人从地球上消失以后，可怜的老主教在他狼藉的宫殿里被剥夺了原有的威望。

虔诚的信徒首领的位置很自然地被那个“总监”顶替了。“总监”住在文明世界的首都，守卫着西方大圣徒保罗和彼得当年殉教献身的地方——他就是罗马大主教。

这个主教与其他主教一样，也被称做“神父”或“圣父”，这是对圣职人员的通用称呼，表示热爱和尊敬。然而在以后的数世纪里，“圣父”这个头衔在人们心目中只与主教管区的首领相联系。每当人们提到“圣父”，所指的只是罗马的大主教——教皇，绝不会是君士坦丁堡的主教或迦太基的主教。这是个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总统”一词时，根本没有必要再加上“美国”一词作限定，因为我们知道这里指的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而不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局长、哈佛大学校长或国联主席。[1]

“教皇”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正式公文里是公元258年。那时罗马还是强盛帝国的首都，主教的势力完全被皇帝所吞没。但是在以后的三百年中，恺撒的后裔时常受到外侵内乱的威胁，便开始寻找更为安全的新巢穴。后来，他们在国土的另一端找到了一座城市，名叫拜占庭[2]。它是根据一个传说中的英雄拜扎斯而得名的，据说特洛伊战争结束不久，拜扎斯曾经在这里登岸，它坐落在几条割开欧亚大陆的海峡之畔，虎视黑海通向地中海的商业要道，控制几家独一无二的工商业中心，在商业上享有重要地位，斯巴达人和雅典人为了争夺这个富足的要塞，曾经拼杀得你死我活。

然而拜占庭在亚历山大时代以前一直是独立自主的。它落入马其顿之手没多久，便纳入了罗马帝国的版图。

经过一千年的持续繁荣后，拜占庭的“金角湾”[3]海港停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船，这里即将成为帝国的中心。

罗马的居民被撇下，听任哥德人、范达尔人、天知道还有哪些野蛮人的虐待宰割。他们看到皇宫一连好几年空空如也，看到政府部门接二连三地搬迁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之滨，看到首都的居民竟要遵照千里之外制定的法律行事，都感到世界的末日已经来临了。

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任何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皇帝走了，留下的主教就成为市镇中地位最显赫的人物，他们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皇冠荣耀的继承人。

他们抓住这个大好时机。教会的声望和影响吸引了意大利所有最顶尖的人才，这使主教们又变成了精明强干的政治家。他们感到自己俨然是某些永恒信念的代表，因此大可不必着急，而是采取潜移默化的方法，看准时机出奇制胜。他们不像许多人因为迫于操之过急造成的压力，仓忙决断，最后乱中出错，导致失败。

不过重要的是，主教们只抱有一个目的，只向一个目标坚韧不拔地前进。他们所做所说所想的一切都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为了使在凡世代表上帝意志的教会更为强大有力。

以后十个世纪的历史表明，他们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

当时野蛮部落横扫欧洲大陆，在风卷残云的冲击下，帝国的围墙一面面倒塌了，上千个像巴比伦平原那样古老的体制像垃圾一样七零八落，只有教堂坚如磐石，在各个时代，尤其在中世纪，犹如中流砥柱。

胜利虽然最后到手了，但是他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基督教虽然起源于马厩，却可以被允许在宫殿里寿终正寝。它本是以抗议政府起家的，然而后来自命能沟通人与神联系的神父却坚持让每一个凡世庸人做到无条件地服从，基督教本来带有变革色彩，但日后不断发展，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竟形成了新的神权政治集团。古老的犹太国家与之相比，倒成了幸福无虑的臣民居住的温和自由的联邦。

然而这一切又合乎逻辑，不可避免。我下面要进一步说明。

大多数游览罗马的人都要去看看科利西姆，在饱经风沙的围墙里，人们可以看到一块凹地，数千名基督徒曾经在这里倒下，成为罗马专制的牺牲品。

不过尽管确有几次对新信仰倡导者追随者的迫害，却都与宗教的不宽容无关。

迫害全是出于政治原因。

基督教作为一个宗教派别，享有最广泛的自由。

但是，基督徒公开宣布自己由于宗教道德而拒服兵役，甚至当国家受到外国侵略时还大吹大擂什么和平主义，而且不分场合公开诋毁土地法律。这些教徒作为国家的敌人，被处决了。

基督徒是按照头脑中的神圣信条行事的，但普通的警方法官不管这个，基督徒极力解释自己的道德本质，可是长官大人却迷惑不解，一窍不通。

罗马的治安长官毕竟是也是人，他们突然发现，他应召而来进行审判，可是犯人陈述的道理在他看来却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弄得他简直不知所措。长期的经验告诉他，对神学中争论的问题应采取超脱态度，他还记得许多皇帝在敕令中曾经告诫公职人员，对付新教派要圆滑老练，于是他使出浑身解数，企图说理。可是当全部争论集中到一个原则问题的时候，一切逻辑方法又都徒劳无功了。

最后，治安长官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要么放弃法律的尊严，要么坚决捍卫至高无上的国家最高权力。显然，牢狱之灾和严刑拷打对于基督徒来说简直微不足道，因为他们坚信，生命只有在死亡之后才会开始，一想到可以离开这黑暗的人间，享受天堂的欢乐，便兴奋不已。

就这样，罗马当局和基督教徒之间痛苦而漫长的游击战争开始了。究竟有多少人丧生，我们没有死亡人数的官方统计资料。按照公元三世纪的著名神父奥利金[4]（他的一些亲戚在亚历山大城的一次迫害中被杀死了）的说法，“为信念而死的真正基督徒的数目还是可以统计出来的。”

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一下早期基督教圣人的生平，就会发现许多鲜血淋淋的故事；我们不禁奇怪，一个屡遭迫害杀戮的宗教怎么会留存下来呢？

不论我提供什么样的数据，肯定会有人指责我心怀偏见，是个大骗子。我且在这里持保留意见，让读者自己去下结论吧。人们只要看一看罗马德西乌斯皇帝[5]和瓦勒良皇帝[6]的一生，便可以较为清楚地了解，迫害最猖獗时罗马专制的真正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