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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第三次讲学时期（第9页）

作一首后不尽兴，又赋诗（《夜坐》）一首：

独坐秋庭夜色新，

乾坤何处更闲人。

高歌度与清风去，

幽意自随流水春。

千圣本无心外诀，

六经须拂镜中尘。

却怜扰扰周公梦，

未及惺惺陋巷贫。

由于对于大礼起争议之事感触颇深，两首诗彰显了王阳明内心对此事的细致感受。

到了四月，龙山公王华居丧期已满，朝廷中官员屡次给皇帝奏疏，引荐王阳明继续做官。霍兀厓、席元山、黄宗贤、黄宗明先后皆以大礼的问题给王阳明来函询问，但是王阳明对之都置若罔闻，不做任何回应。

以上估计是另有隐情吧。

续刻《传习录》

《传习录》最开始由薛侃在虔州（今赣州）刻制，总共三卷。

到了这一年，南大吉搜集了王阳明论学的著述，重新刻印，总共增加了五卷，他复刻的地方在王阳明的老家越地。

嘉靖四年（1525），王阳明先生54岁，居住在越地。

这年正月里，王阳明的原配夫人诸氏去世，后来祔葬于徐山王阳明家的祖坟。

同一月里，王阳明在稽山书院写完《尊经阁记》，大略意思是：

圣人之扶人极忧后世而述《六经》也，犹之富家者之父祖，虑其产业库藏之积，其子孙者或至于遗亡失散，卒困穷而无以自全也，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以免于困穷之患。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籍者，特名状数目而已。而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然以为是《六经》矣。是犹富家之子孙，不务守成规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日遗忘散失，至于窭人丐夫，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曰：“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何以异于是？

以上可以一观王阳明先生对于《六经》的观点。

也是同一年，南大吉在王阳明处理政事的大堂上悬挂了一块名为“亲民堂”的匾幅。山阴知县吴嬴重新修建了县学，提学佥事万潮与监察御史潘仿重新修建了省城以南的万松书院，向那些科举落第的书生开放，给他们传播修养的学问，他们还邀请王阳明撰写一篇书记来记录之。王阳明皆为作记。

六月，礼部尚书席书举荐王阳明。

王阳明服丧期满后，按照朝廷惯例应当复出继续做官。御史石金等人不断向朝廷上疏举荐王阳明，但没有回应。

礼部尚书席书上疏特别举荐王阳明说：“生在臣前者见一人，叫作杨一清；生在臣后者见一人，叫作王阳明。且使亲领诰卷，趋阙谢恩。”

于是杨一清进入内阁办事，第二年朝廷下诏让王阳明上朝领取封赏的文书并谢恩，但很快这事就无疾而终了。

九月份，王阳明返回祖里余姚，祭扫祖先英灵。

题壁勉励诸生

王阳明返回故乡余姚，与门生们商议好在每个月的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这四天时间里于龙泉寺中天阁讲学论道。期间，王阳明在墙壁上书写了一文勉励自己的门生：

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诸君子不鄙，每予来归，咸集于此，以问学为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间又不过三四会。一别之后，辄复离群索居，不相见者动经年岁。然则岂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畅茂条达，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诸君勿以予之去留为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虽有俗事相妨，亦须破冗一会于此。务在诱掖奖劝，砥砺切磋，使道德仁义之习日亲日近，则势利纷华之染亦日远日疏：所谓相观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会之时，尤须虚心逊志，相亲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为益，或议论未合，要在从容涵育，相感以成；不得动气求胜，长傲遂非，务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长，攻人之短，粗心浮气，矫以沽名，讦以为道，挟胜心而行愤嫉，以圮族败群为志，则虽日讲时习于此，亦无益矣。

致知格物论

王阳明在答复顾璘（号东桥）的信中（《答顾东桥书》）说：

朱子所谓格物云者，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如求孝子之理于其亲之谓也。求孝之理果在于吾之心耶？抑果在于亲之身耶？假而果在于亲之身，而亲没之后，吾心遂无孝之理与？见孺子之入井，必有恻隐之理，是恻隐之理果在孺子之身与？抑在于吾身之良知与？以是例之，万事万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见析心与理为二之非矣。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故道：“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合心与理而为一，则凡区区前之所云，与朱子晚年之论，皆可不言而喻矣。

信中又说道：

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良知也。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有知而后有意，无知则无意矣。知非意之体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于事亲，即事亲为一物；意用于治民，则治民为一物；意用于读书，即读书为一物；意用于听讼，即听讼为一物；凡意之所在，无有无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物非意之用乎？

另外，还对格物致知的内涵进行了讨论，说道：

“格”字之义，有以“至”字训者。如“格于文祖”，必纯孝诚敬，幽明之间，无一不得其理，而后谓之格；有苗之顽，实文德诞敷而后格，则亦兼有“正”字之义在其间，未可专以“至”字尽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类，是则一皆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义，而不可以“至”字为训矣。且《大学》格物之训，又安知不以“正”字为义乎？如以“至”字为义者，必曰穷至事物之理，而后其说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穷”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穷”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穷理尽性，圣人之成训见于《系辞》者也。苟格物之说而果即穷理之义，则圣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穷理”，而必为此转折不完之语，以启后世之弊耶？盖《大学》格物之说，自与《系辞》穷理大旨虽同，而微有分辨。穷理者，兼格致诚正而为功也；故言穷理，则格致诚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则必兼举致知、诚意、正心，而后其功始备而密。今偏举格物而遂谓之穷理，此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穷理之义而失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