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工,昨天有人到咱办公室来吗?”满脸焦虑、眉头深锁的曹清举盯着陈友章问。
陈友章对曹清举射来的目光毫不妥协,只是故作回忆状若有所思地说:“好像没有人来呀!不过中间我出去过一趟,买了一包烟,时间很短就回来了!”
“哦……”
“曹工,有事吗?”
“没事,没事。随便问问。”
好在曹清举不是一个判断力很强的人,他又陷入到凝然不动的沉思中。
这一天,曹清举没有再看图纸,也不说话,好像嘴巴上了锁,一直坐在办公桌前愣神。
陈友章把自己的得意与激动彻底隐藏住,不时有意无意地问曹清举一些问题,曹清举也有意无意地应答着。但也不能问得太频繁了,以免反常令曹清举生疑。
办公室里的空气和往日大不一样,流动的都是一种名叫尴尬的气氛,而且很凝重。
令人窒息的气氛,像坐在缺氧的飞机里一样,让陈友章实在无法忍受。他想离开办公室,出去走走,透透气。
陈友章掏出一个空烟盒,自言自语道:“这包烟真是不经抽,这么快又抽完了!”
曹清举抬头看了一眼,见陈友章把一个空烟盒握成一团,扔进纸篓里。
“我去买包烟。曹工,你要不要?”
“我还有,不要了。”
离开死气沉沉闷罐似的房间,陈友章来到大街上,深深吸了一口新鲜空气。他买了一包纸烟,又买了一份《大公报》。
陈友章喜欢看《大公报》,因为这份报纸诞生于天津,报道也比较客观。
《大公报》是由清末弃武从文的维新人物英敛之于一九○二年在天津创办的,报名取意于“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宗旨则是:“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是中国发行时间最长、民国时期最具影响的中文报纸之一。
后来,身为保皇党的英敛之觉得大势已去,便将报业全部转让给股东之一的王郅隆,以后数次易主,又在上海发刊。
抗日战争爆发后,天津、上海被迫停刊,同仁便在武汉、桂林、香港、重庆等多地辗转发刊,为宣传抗战起了重要作用。抗战胜利后,经复刊、停刊等周折,最终唯香港一地的《大公报》发行。
今年三月十五日,香港版复刊后,言论方面基本上是呼吁和平,反对内战,不满和抗议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运动和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国民党《中央日报》称《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曾发起“三查王芸生运动”。
手里拿着《大公报》的陈友章一边抽烟,一边东走走西逛逛,故意在大街上转悠,消磨时间。他人转,脑子也在转。
陈友章溜达一个时辰后才回办公室,而曹清举像丢了魂似的还坐在那儿愣怔着,不再看东西,也不再说话,只是不时地端起杯子喝水,好像茶水能化解他心中的郁闷。
陈友章递给曹清举一支烟,自己也点燃一支,然后边看报纸边注意观察曹清举的反应。
“哎哟,失火了!”陈友章故作惊讶,“大火烧毁了一个村庄!”
“烧了嘛地方?”
“宜兴埠。”
“水火无情,特别是冬天干燥,再加上大风,损失肯定不小。”曹清举有气无力地问,“怎么着的火?”
“说是国军的一个团撤离后放的火……”陈友章将自己看完的报纸递给曹清举。
淡蓝色的烟雾在曹清举的指间氤氲,并冉冉飘起。曹清举边浏览报纸边说:“现在的报纸没法看,谣言太多了。究竟有没有失火这回事,鬼知道!”
其实,手捧报纸的曹清举根本看不进去。报纸上的铅字在他眼前不停地跳动,像无数黑色小虫子。他扔掉报纸,眼前的小虫子仍然没有消失。
曹清举眉间的“川”字纹深深竖起来,青烟袅袅,在头顶盘旋,像织出的一片阴云缭绕不散。他仍在苦苦地思索,直到香烟把嘴熏疼了才想起吐掉烟头。
这期间,陈友章还故意上了几次厕所,每次回来都捂着肚子作痛苦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