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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曾国藩的用人之识（第3页）

总之，曾国藩主张用人如器，既用一个人的长处，同时要避开他的短处。以恶止恶，以暴止暴。

用人之智，用人之勇

与有德无才者相反，小人也许才华横溢，但品德却有失高尚。这样的人才要怎样使用，请看曾国藩是怎样巧用刘铭传的。

刘铭传生长在民风强悍的淮北平原，自小养成了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豪霸之气。十八岁时，一个土豪到他家勒索，其父亲与哥哥皆跪地求饶，只有刘铭传愤而寻找土豪报仇。土豪欺他年少，对他进行侮辱，不料他大步跨上前去，抢过刀子割下了土豪的首级。之后他便聚众为王，拉起了一支队伍，成了乡里有名的流氓头子。

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回原籍招募淮军时，第一个就看中了他。因此，将他的队伍募入淮军，名为“铭军”，并花了不少银两，从洋人手中购买了枪支弹药，把铭军装备成为近代武装。这支队伍为李鸿章建立功业出了不少力，但对于刘铭传的倨傲狂妄，李鸿章也着实恼火。因此，当曾国藩借用淮军剿捻时，李鸿章就把“铭军”拨给了老师曾国藩，希望曾国藩能够熏陶、管教他一下。

果然，在“剿捻”过程中，刘铭传军与另一悍将陈国瑞军发生了争斗。怎么处理这个事端，可真让曾国藩犯了难。不处理吧，于事不公，双方都不能平心静气，今后还会内讧；处理吧，这是李鸿章的属下，且刘铭传谋勇兼备，又有洋枪洋炮，今后自己还要倚重他。于是，曾国藩想了个万全之策，就是对刘铭传进行严厉斥责，嘴上说得狠，但对其过失不予追究，只使他心生悸畏。这一招果然管用，不久，曾国藩就调铭军独自赴皖北去剿捻了。

对于老师的办法，李鸿章心领神会，所以他照方抓药，在剿捻成功后，他向清廷力保刘铭传的功绩，使刘铭传得以被委任台湾道员。正是这个桀骛不驯的人，在中法战争中带领台湾军民奋起抵抗法军的进攻，使法军终未能攻下淡水，占领台湾的梦想破灭了。

1885年，清政府将台湾正式撤道改建成省，刘铭传被任命为台湾第一任巡抚。

所以，对于有才无德者，要控制使用。这就好像剑一样，控制好了，则为利器，控制不好，则为凶器。

一般而言，悍将多粗鲁、莽撞，因此，要想用好悍将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悍将的优点是勇敢、不惜力，冲锋陷阵的时候，还真少不了这样的人。所以，悍将就像烈马，要想使用他，先要收服他。

什么人能收服悍将呢？有两种人，一种是比悍将更强悍的人，另一种是有威严、能震慑住悍将的人。

前边提到的陈国瑞，原是蒙古王爷僧格林沁的手下大将。他从未读过书，更不知道什么德不德，开口就是脏话，只要想干的事，任天塌下来也要办成。

陈国瑞十五岁时，在家乡湖北应城投了太平军，后来又投降清军，几经辗转被收在僧格林沁部下。据说他异常骁勇，打仗时，炮弹击碎了他手中的酒杯，他不但不避，反而抓起椅子，端坐在营房外，高叫“向我开炮，向我开炮”，使手下都很敬畏他。

要说粗鲁莽撞之人，僧王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传说僧王是个暴虐、狂躁、喜怒无常之人，听手下汇报战况也要到处走动，赞赏时不是割一大块肉塞进对方嘴里，就是端一大碗酒强迫别人喝下去。发怒时则用鞭子抽打或冲过去拧脸扯辫子，搞得很多人都难以接受，只有这陈国瑞不怕僧王，他是打心眼里佩服僧格林沁。

僧王死后，曾国藩接替“剿捻”事宜，与陈国瑞军打上了交道。当处理陈国瑞与刘铭传所统率的两军械斗事端时，曾国藩感到只有让他真心地服自己，才有可能在今后真正地为己所用。于是，曾国藩拿定主意，先以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打击陈国瑞的嚣张气焰，继而历数他的劣迹暴行，使他知道自己的过错和别人的评价，当陈灰心丧气、准备打退堂鼓时，曾国藩话锋一转，又表扬了他的勇敢、不好色、不贪财等优点，告诉他他是个大有前途的将才，切不可因莽撞毁前程，使陈国瑞又振奋起来，紧接着，曾国藩坐到他面前，像与子谈话那样谆谆教导他，给他定下了不扰民、不私斗、不梗令三条规矩。一番话说得陈国瑞心服口服，无言可辩，只得唯唯诺诺退出。

但是，陈国瑞莽性难改，所以一回营就照样不理睬曾国藩所下的命令。看到软的作用不大，曾国藩马上请到圣旨，撤去陈国瑞军务之职，剥去黄马褂，责令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并且告诉他再不听令就要撤职查办，发往军台效力了。陈国瑞一想到那无酒无肉、无权无势的生活，立即表示听曾大人的话，率领部队开往指定地点。

所以，曾国藩驾驭悍将，无外乎用两种手段，或软硬兼施，或外严内宽，坚持两手都要用，两手都要硬。这样，就可以人尽其才了。

利义并重，用人法则

曾国藩认为，人才靠奖励而出，即便中等之才，如奖励得法，亦可望成大器；若一味贬斥，则往往停滞于庸碌不能自拔。

打太平天国期间非重奖厚利不足得人，而奖励手段则又不外升官、发财二事。其时筹饷相当困难，前线人员除口粮稍优外不可能再另外给予重金奖励，而幕僚等后方人员则连薪资亦并不丰厚。办厘人员薪水来自厘金提成，粮台人员薪水来自湘平与库平银两的差色折算余数，弄得好也还收入不错。而文案人员薪水则出自军费，标准甚低，数有定额，仅能维持全家生活。他们所以对曾国藩幕府趋之如鹜，主要是为了学点真才实学，讨个一官半职。曾国藩利用幕府训练与培养出大批人才，并委以重任，保举高官，以至“荐贤满天下”。这样，保举也就成为了曾国藩吸引人才、鼓励士气的主要手段。

曾国藩从军之初，对这一点体会并不深刻。“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如咸丰四年曾国藩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人数仅占3%。咸丰五、六两年保奏三案，合计仅数百人。而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竟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欲求官职投曾不如投胡，往往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才会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开始，曾国藩还以为自己德不足以服众，后来渐渐发觉主要是由于保举太少，使人感到升发无望所致。回顾往事，亦甚感对不住李元度、甘晋等同自己患难与共的僚属，他们长期沉于下位，实与自己保举不力有关。对此，好友刘蓉多次向曾国藩进言，并举楚汉之争为例，曾国藩对此有所触动。后来，赵烈文又上书恳切进言，赵烈文的话讲得入情入理，尤其是“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令曾国藩为之动容，他随即改弦更张。

于是，“揣摩风会，一变前志”，从咸丰十一年起开始效法胡林翼，大保幕僚，不再拘于旧例。

曾国藩的保举，主要有汇保、特保、密保三种，它反映不同的情况、级别、待遇。湘军每攻占一城、夺回一地或打一胜仗，曾国藩就办一次汇保之案，于奖励作战有功人员的同时，也以劳绩奏保一部分办理粮台、文案、善后诸务的幕僚。

特保多以荐举人才的方式保奏，如咸丰十一年曾国藩以常州士绅办团坚守危城为由，一次就特保周腾虎、刘瀚清、赵烈文等六员。密保之案则专为立有大功或特别优异的人才个别办理，或专密折，或夹带密片，如保奏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之密折等。

汇保与特保皆属一般保案，人数较多，办理稍宽，只能保奏候补、候选、即用、简用之类，或仅保一官衔，且有时全准，有时议驳，或只批准一部分。因实缺有限而记名、候补之类无限，所以用汇报之案开空头支票就成为曾国藩乃至所有统兵将帅在作战期间鼓励士气的主要手段。这种办法初由曾国藩创立，后来风行全国，愈演愈烈，成为晚清一大弊政。

按照惯例，各省督抚每年年终要对司、道、府、县官员进行秘密考核，出具切实考语，以备朝廷酌量，故清政府对此极为重视，“措词偶涉含糊，即令更拟”，官员的升迁降黜皆以此为据，战争期间清政府基本上仍沿用此法，虽候补官员奏保甚滥，而实缺官员的补授则非地方督抚出具的切实考语不可。因这些考语是秘密的，任何人不得外泄，所以，这种考核办法及其考语，称为密考，而依照此法保奏官员即称为密保。也正因为这一点，汇保一般只能得到候补、候选、即用、即选之类，而只有密保才能得到实缺官员，所以，曾国藩欲保奏实缺官员，就只有密保。咸丰十一年曾国藩保奏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人的八字考语极有分量，说李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左宗棠取势甚远，审机甚微。在左宗棠评语中，又加上“才可独当一面”，在对沈葆桢的评语中又加上“器识才略，实堪大用，臣目中罕见其匹”。清廷很快准奏，左宗棠授浙江巡抚，沈葆桢授江西巡抚，李鸿章授江苏巡抚，由此可见密保作用之大。

为了使广大候补府县均有补缺之望，他还特别制定委缺章程，使出类之才早得实缺，一般人才亦有循序升迁之望。对于幕府的保奏，曾国藩实际上亦采用此法。追随曾国藩多年的幕僚，才高者如李榕、李鸿裔、厉云官等早已位至司道，而方宗诚等则直到同治十年才得任实缺知县。

出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后，曾国藩既有地盘又得清廷倚重，保奏候补官职自不待言，即请旨简放实缺，亦无不获准。这一时期，曾国藩奏保人数之多，官职之高，都是空前的。此时，清政府对曾国藩等人的奏请几乎有求必应。以至于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四年的五年之中，曾为曾国藩幕僚的五位道员皆被破格重用，分别超擢为江西、江苏、广东、湖南等省巡抚。李鸿章、沈荷桢、左宗棠三人，论资格都不够，沈、李是由道员直升巡抚，是军兴以来超升中极为少有的例子；左宗棠论出身只是个举人。三人任封疆大吏前，多属幕僚之类。恽世临半年两迁而至，郭嵩秦、李瀚章则二年之中连升三级，由道员位至巡抚。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占天京之后，清政府开始对地方督抚的权力略加限制。吏部颁布新章规定，凡各省保荐人员，寻常劳绩概不准越级保升及留省补用，对粮台保案挑剔尤甚，使曾国藩不得不变换手法，免遭非议。其后曾国藩保奏幕僚，多以整顿吏治、荐举人才为词。尤其北上与捻军作战和移督直隶前后，都曾保奏大批幕僚升任实缺。

幕僚追随幕主，出谋划策，出生入死，曾国藩自然酬以实惠，这也是赵烈文所说的“集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的意思。曾国藩保奏幕僚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确实为他干事，不怕艰难，不讲条件。否则，他是不肯保举的。刘瀚清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刘是江苏武进人，原是湖北巡抚胡林翼的幕僚，负责草拟奏稿，很受胡的器重。咸丰七年四月，太平军席卷苏、常，胡林翼病情日危，刘瀚清当幕主及形势危殆之时，辞归乡里，引起胡、曾的不满。胡林翼于同年六月保奏十六人，刘瀚清不在其列。同治元年，刘瀚清进入曾国藩幕府，以后又随曾北上镇压捻军。但移督直隶时，刘又迟疑不肯随行。在曾国藩的眼里，刘是不能任艰巨任务的人，因此虽敬其有才，但也不保举。

恩威并重，不论亲疏

曾国藩认为，要想使自己的手下心服口服地为自己卖命，就必须对自己的僚属施与恩惠，使僚属自觉地将自己与官长联为一体，让僚属感到自己行为的选择既是对自己负责，但更主要的是对官长负责。施恩的方法不同于施威的方法，官长对僚属施威主要是通过有过必罚、严厉督责等方式，使僚属产生惧怕得罪的心理，使其行为选择在主要是基于对自己负责的基础上，间接对官长负责。相比较而言，施威相对单纯，大抵做到“有过必罚，不论亲疏”即可，而施恩则颇有讲究，要施得巧妙、施得艺术、施得不露痕迹，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则，如果把一番盛情好意弄成了一盘盛气凌人的“嗟来之食”，反而会弄巧成拙。

在曾国藩看来，施恩之法有以下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