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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曾国藩的用人之识（第4页）

一是推功揽罪法，也即是推功于下、归罪于己。功罪的归属，常常涉及利害关系，官长们推功于下、归罪于己，往往能使僚属避害获利。推功揽罪有时是同时表现在一人身上的。例如北周赵善做尚书右仆射，其“职务克举，则曰：‘某官之力。’有罪责，则曰：‘（赵）善之咎也。’”

功归下僚，罪责自己承担。不过推功与揽罪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分离的，某些人以推功见长，某些人则因揽罪而闻名。

张汤奏事，汉武帝连连说好，张汤说：“这个奏章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掾史某某所为。”

推功法是以对僚属过去成绩的肯定，激发他们的自觉并给予充分的再表现的机会。同时，由于推功涉及的是某个具体的人，而不是笼统的“大家”，所以既鼓励了当事者，又激励了其余僚属。

再说揽罪。揽罪法以官长引咎自责为特征。闻人晋做泰山太守，“吏有过谬，引以自责”。官长反躬自责，将僚吏的罪过等同于自己的过错，“自责”已经是出人意料的“过分”行为，而一旦从引咎自责进到引咎自罚，“过分”就更会带来意外的效果。

西魏文帝时，长孙俭做荆州刺史兼东南道行台仆射。辖区内郑县的县令泉璨有不法行为，被百姓告发，经过审讯，所告属实。长孙俭召集僚属，当众宣布：这都是因为我教诲不够，恩信不及。是我的罪过，不是泉璨的过错。于是在官衙前，袒衣露肉自罚了三十杖，却没有制裁县令。据说，自此之后，“属城肃励，莫敢犯法”。魏文帝听说此事后，下诏褒勉慰劳他；权臣宇文察也写信给长孙俭说：近来听说您部内县令犯罪，您自罚三十杖，警示众僚。过去虽听说过“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说的是忧公忘私、知无不为的事，但还不如您舍身自罚、训诫群僚。宇文察由此对他很是赞赏。

揽罪法也激发着僚属的主动积极性。它对僚属行为的否定，是通过自我反省的“反躬法”做出的，结果，同样以曲折的方式激励了僚属。因为按照传统儒学的“恕”道，既已有错在先，不应当再让官长“自责”、“自罚”了，谁要再引起这种后果，就会惹发众怒、引火烧身。推功揽罪是一种稀见、难得的极端举动，也正因为如此，它具有撼动人心的感化作用。

三是不罚示恩法。中国古代有一种通行的施之于僚属的责罚方式——杖罚，也即打板子。各级官长都拥有对僚属的杖罚权。但精于治道、治术的官长们往往放弃这种法定的惩罚权，不依恃杖罚而求得治理。唐玄宗开元初，砀山县令韦恒“为政宽惠，人吏爱之”。遇皇帝出巡，砀山应当供应衣食住行事宜。当时沿途州县惧怕这一重要事情安排不好，“务于鞭扑”，督责吏人。韦恒“独不杖罚而事皆济理”。德宗贞元时，吴凑做京兆尹，僚吏“非大过，不行笞责”，将其召来当面问清事情原委，批评之后放归继续工作。“吏尤惕厉，庶务咸举”。

“做官能够治理就行了，何必用严刑来树立威风！损人利己，那不是恕之道。”后来，陆象先又做了蒲州刺史、河东道按察使。一次，一个小吏犯罪，陆象先只是批评了他几句，就放他回去了。旁边的录事说：“这种情况按法应当行杖。”陆象先驳斥说：“人情都是相差不多的。你怎么就不懂我的意思？如果说今后一定要打板子的话，那就从你开始吧！”一席话说得录事“惭惧而退”。按照陆象先的说法：天下本来是没有多少事的，只是那些庸人插手干扰，这才搞得繁不胜繁。如果在源头上就以清静安之，不用发愁，事情自然就减少了。因而，陆象先前后做州刺史，“其政如一，人吏咸怀思之”。

武则天时，徐有功为蒲州司法参军，“为政宽仁，不行杖罚”，胥吏们感恩戴德，互相诫约：谁犯了徐司法杖罚，大家就一起来贬斥惩罚他！

结果，胥吏们争相做好自己的工作，直到徐有功任满离开蒲州，没有一个人被杖罚过。

玄宗先天时，李日知做刑部尚书。他做官的风格是“不施捶挞而事集”，即不用杖罚威胁，公事也都办利索了。有一次，一个令史接到诏敕，竟忘记了当天发下去。这当然是不得了的过失，作为刑部长官的李日知自然发怒了。他召集众僚，命人取来杖板，准备杖罚这个小吏。但转而一想，又改变了主意，对那个令史说：我要是打了你，天下人肯定会说你能撩拨我发怒。而一旦真的打了你，你的名声也就完了。不光矮同僚半截，你的妻子儿女也瞧不起你了，这次就饶了你吧！从此之后，“吏皆感悦，无敢犯者。脱有稽失，众共谪之”。

陆象先把大肆杖罚看成不会得一日安宁的“繁扰”的下策，以为一施杖罚就会造成“打而不胜打”的恶性循环，所以，他认为不用杖罚是“安静”、“简化”的根源，也即开始不打板子，最终也就无人可打了。其实不罚示恩的功效也在于此，它能使官与吏的关系呈一种良性循环状态。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育才之本

曾国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才培养上的成功。这一方面保证了自己生前事业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也保证了自己身后政策的连续性，保证后来人不会挖自己的坟墓，而是后继有人。

曾国藩为培养人才煞费苦心，而他的心血确实也没有白费，他一生的事业正是靠这些人才发展壮大起来的。而在这些人才中，曾国藩对其花费心血最多、提拔最力，自身成长最快，也最能承接曾门衣钵的，就是后来的“中堂大人”李鸿章。

当时曾国藩考虑这个统军人选时，主要从以下几点出发：湘军嫡系，能够胜任此项事情，对湘军、对自己都有大益处，断不会成为掘墓人。

经过再三权衡，他举荐李鸿章担此大任。1862年2月28日，曾国藩与李鸿章谈了个通宵，嘱咐他先把兵练好，不要急于出战，吏治、洋务可以缓办。他知道在封建的中国“有军则有权”的道理，告诫李鸿章要把军事放在首位。在他看来，只有练就精兵，学会作战，才能站稳脚跟，飞黄腾达，否则将一事无成，甚至有丧命的危险。他还看出李鸿章心高气盛、急躁、傲慢、任性，这些致命弱点如不改正，后患无穷。因而曾国藩“以深沉二字”相劝，其他好友也纷纷提出忠告。

李鸿章到上海后，处处以弱军自居，打定主意：即使朝廷下十二道诏书都不出兵，因为军队是他的血本。不久，慈禧又施加压力，声称如果再不出兵打太平军，就将他调离，李鸿章仍不回话。清廷知道只有曾国藩能调动李，于是令曾国藩劝李出兵作战。李鸿章特向老师诉苦，曾国藩知道个中奥秘，开始支持他按兵不动，待清廷令他劝李出兵的谕旨下发后，曾国藩又出一招，让李“勉为应允”，“会防不会剿”，即与外国势力一同防守上海，但不参加共同对抗太平军的会战。因为曾、李都清楚，自己不能被当枪使，把本钱送给别人花。李鸿章经过多次试探，终于看准洋人的用意是拿他的军队当替死鬼，他不但佩服老师的眼力，更坚定了不出兵的信念。自此后，李鸿章处处禀承老师的旨意办事，在上海的六个多月间，李鸿章写给曾国藩的信有四十四封之多。他把曾比作佛祖释伽牟尼，而自己是佛门传徒习教之人。他常事事请命、时时请命，有何创举总拜求曾国藩创首，有何大政总拜求曾国藩主持。尤其是洋务大政，李鸿章推曾国藩领头，从而掀起极大的声势。曾国藩得虚誉分担风险，李鸿章则由此实力大增。

李鸿章对曾国藩确也投桃报李，每月仅接济安庆大营的银两就达四万两之多，洋枪洋炮更不计其数，有一次仅子弹就送了一百万发。

攻陷天京前后，曾国藩实际上是清军的前线总司令，且握有苏、浙、皖、赣四省军政大权。不过谁都知道，朝廷已经在忌其兵权过重，尽管表面上圣宠甚隆，然而骨子里君臣都为后事发愁。因此，曾国藩急需一位不会掘自己祖坟的传人。他最怕清廷内部矛盾激化成灾，殃及自家。曾国藩曾有一句座右铭，后为李鸿章所发扬光大：“禹墨为体，庄老为用。”既吃苦实干，又无欲无为。表面上看它似乎很消极，其更深的含义是以实力对抗压力。曾国藩有过写一本《挺经》的想法，书虽未出，李鸿章已深谙内中之味。李鸿章曾对知己者说过：“我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九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在湘军攻陷天京后，曾氏兄弟一度大遭非议，李鸿章暗中支持老师，并用“墨守挺经”四字相勉。它表明挺经之道乃对抗压力之宝，又表明自己未辜负师门厚望，大纲一致。

1860年11月，坐在新建的署衙里，曾国藩总觉内心无比空虚、凄寒，随之也觉病情加重。肝区阵阵疼痛，头晕目眩，两脚麻木，失眠，噩梦不断。他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想着要交代点后事，于是赶紧写信给李鸿章。想到李鸿章，他心里宽慰多了，庆幸自己有这么个可资接班的学生。这几年他的事业都由李鸿章接过去了：湘军裁撤了，李鸿章的淮军成了支持清朝的顶梁柱；自己打不过捻军，由李鸿章战胜了；天津教案自己弄得众议沸腾，而李鸿章却将此案完满了结；洋务事业自己仅仅开了个头，而李鸿章正在大举进行。“青出于蓝胜于蓝，学生胜于老师，这正体现了老师识才育才的本事，若是学生总是不如老师，一代不如一代，事业还怎么前进呢？”当身边出现对李鸿章的非议时，曾国藩总用这句话制止。他这不是借以**，心里也真是这么想的，他也佩服李鸿章。他虽对李鸿章的过分热衷功名利禄有些看法，但也总是宽容的。

李鸿章接到老师的信，尤其读到“此次晤面后或将永诀，当以大事相托”时，深恐老师或有不测，不能见上最后一面，将成终身憾事，便不顾年关已近，百事丛杂，冒着严寒，长途跋涉，由保定赶来江宁。

师生见面的第一件事是进一步会商幼童出洋之事，认真推敲细节，再度联衔上奏，强调这是徐图自强的根本大计，中华创始之举，务必让朝廷重视，以达预期效果。李鸿章根据老师的指点，未经文案，执笔立就。曾国藩看了这二千余字的奏稿，条理缜密，文笔洗练，心里很是高兴，仅改数语便让李鸿章亲自带去呈递。

稿子拟好后，曾国藩兴奋地同学生讲起往事，归纳自己的人生教训，最终向李鸿章交代了两点，让他切记：一是湘军裁撤之事，他自认是因顾虑太多。湘军攻战十几年之久，金陵克捷后，曾国藩慑于各种压力，竟至于解散了亲手建立的军队，自毁长城，寒了将帅的心。湘军众将飘如秋叶，而自己也成了剪翼之鸟，以致“剿捻”无功，备受挫辱。幸赖李鸿章所建淮军，攻灭了捻军，成就了大事。他让李鸿章切记自己的教训，当今八旗、绿营再不可恃，保太后、皇上之安，卫神州华夏之固，全仗淮军。

今后，淮军有被议论的那一天，千万不要像老师那样，畏首畏尾，只可加强，不可削弱。乱世之中，手里的军队切不可放松，于家于国都是如此。

李鸿章问他当今天下，哪些人可作为以后培植的“种子”。曾国藩似乎不想交代，思考良久，认为再不说恐怕以后永无机会。于是才说，海内第一号人物当属左宗棠。说他雄才大略，待人耿直，廉洁自守。李鸿章听了感到不解，因为曾、左七八年不通问讯，外人都说他们有矛盾，为何老师竟说他是第一号人物？曾国藩说，左宗棠与他争的是国家大事，不是私情，左“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正是他的长处。李鸿章听了，连连点头。他认为左宗棠之后当数彭玉麟，此人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淡泊名利，重视情义，是天下的奇男子。其次是郭嵩焘，其人之才，天下难有其匹者，而且非书生之才，将来会有发展。再往下数如刘长佑心地端正，沈葆桢很有能量，但心地狭窄。而后，他们又议论了办洋务之事。曾国藩强调洋务怎么办都好，但一定要抓住一点不放，就是冯桂芬说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之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由于春节将近，年关临近，李鸿章不得不辞别曾国藩赶回直隶。

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病卒。他的事业传人李鸿章，后来没有辜负他的期望，把他所开创的事业从各方面延续了下来，并加以扩大，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