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过后,山谷像被重新洗过一遍。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的腥味,在晨光中缓缓升腾。周景明站在湖边那棵老榆树下,望着远处跳汰车间屋顶上新换的铁皮反着微光。一夜洪水冲垮了许多事,也冲出了许多真相。
他手里攥着一张湿了边角的纸??是昨夜抢运汞板时从档案柜最底层翻出的《1984年矿权申报初稿》。字迹已经模糊,但“自愿联合、风险共担、收益共享”十二个字仍清晰可辨。那是三十个人围坐在破帐篷里,用煤油灯照着写下的第一份章程,没有公章,没有律师,只有三十七枚按在纸上的血手印。
“那时候我们连‘法人’是什么都不知道。”岳青山不知何时走了过来,拄着拐杖,呼吸还有些吃力,“现在倒好,连国务院都派人来问我们要经验材料。”
周景明笑了笑,把文件小心折好塞进防水袋。“不是我们要当榜样,是我们活下来了。活着的人说话,别人才愿意听。”
话音未落,远处传来脚步声。武阳快步走来,军大衣敞开着,脸上带着少见的凝重:“雷书记刚打来电话,省纪检又有动作了。”
两人对视一眼,都没说话。
“这次不是查咱们。”武阳压低声音,“是查地矿局原局长赵德海。有人举报他八五年批过一批‘影子探矿证’,名字不在册,编号却真实存在。公安顺藤摸瓜,发现其中有两张证的坐标……正好压在咱们矿区西南角。”
周景明眉头一跳。
他知道那个位置??去年钻探队在那里打出一条富矿脉,金品位高达每吨32克,是全矿最高值。当时他还纳闷,为何前人竟从未标记此处。如今看来,并非无人知晓,而是有人刻意隐瞒。
“是谁递的举报信?”周景明问。
“匿名。但据说是从北京寄出的,邮戳日期是赵德海退休前一天。”
岳青山冷笑一声:“临走前埋雷,退了也不安生。”
“更麻烦的是后续。”武阳搓了搓脸,“今天早上,自治区派了个调查组下来,名义上是‘协助厘清历史遗留问题’,实际上……已经在矿区外设了临时办公点,要调阅所有原始勘探记录和测绘图纸。”
周景明沉默片刻,转身朝办公室走去:“让他们看。全部公开。”
“你不怕他们挑刺?”武阳追上来,“有些资料当年条件有限,绘图比例尺不够精确,要是被人拿来做文章……”
“那就让他们挑。”周景明停下脚步,目光如铁,“只要我们没藏,就不怕他们翻。倒是他们若敢篡改、销毁或替换任何一份原件??”他顿了顿,“那就是在挑战整个合作社的合法性根基。到那时,不是我们求公道,是全国人民都会问一句:谁在怕真相?”
当天下午,合作社召开紧急社员大会。会场设在新建的多功能厅,一百零三名正式社员全员到齐,连卧病在床的老矿工也被家人用轮椅推来。窗外乌云密布,雷声隐隐,仿佛另一场风暴正在酝酿。
周景明站在台上,身后挂着一幅放大的1984年手绘矿区图。他说得很慢,每一个字都像钉进木板的钉子:
“各位兄弟姐妹,今天我们不谈分红,不说产量,只讲一件事:我们的矿,是怎么来的。”
他讲述了那个雪夜,三十个男人如何徒步穿越暴风雪抵达山谷;讲了陈国栋如何用身体挡住塌方的巷道,换来其他人逃生的时间;讲了第一块金疙瘩是如何在众人见证下熔成金锭,锁进铁箱,三年未曾动用一分一毫。
“我们没有靠施舍,没有跪着求人。”他的声音陡然提高,“我们靠的是命、是法、是人心!如果今天有人想用一张纸、一句话就把我们赶出去,那我不答应,你们答不答应?”
“不答应!”台下爆发出怒吼,如同山崩。
就在这时,一道闪电劈开天幕,紧接着炸雷滚滚而来。灯光闪了几下,熄灭了。黑暗中,有人点燃了蜡烛,火光摇曳,映照着一张张坚毅的脸。
第二天清晨,调查组进驻。带队的是位姓王的副厅级干部,四十出头,西装笔挺,说话客气却不容置疑。他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封存所有1984至1986年间的核心档案;二是约谈十名创始社员;三是暂停西南区开采作业,待边界复核完成后再行决定。
“我们可以配合调查。”周景明当众回应,“但有三条原则:第一,档案查阅必须在我方两名监事陪同下进行;第二,约谈人员由本人自愿报名,不得指定;第三,停工损失由政府承担,否则视为违约。”
王组长脸色微变:“你这是在提条件?”
“不。”周景明摇头,“这是在守底线。你们可以查我,但不能让一百多人跟着陪绑。我们不是罪犯,是合法经营主体。《民法通则》第四十一条写得清楚:企业法人有权拒绝非法干预。”
会议室一时寂静。
最终,对方妥协:允许合作社派员监督档案调阅过程,不限制工人正常作业,仅对争议区域设立警戒线。
接下来的七天,成了哈巴河历史上最紧张也最透明的一周。档案室全天开放,二十四个小时双人值守。每一本账册、每一张图纸、每一次会议记录都被逐页扫描登记。社员们自发排班轮岗,哪怕深更半夜,也有人守在门口,端着热茶,默默注视着那些穿着皮鞋的“上面来人”。
与此同时,一场意想不到的舆论战悄然展开。
《中国青年报》记者李文凯原本只是来采写“边疆企业发展”专题,却在偶然间听到一名老矿工提起“血手印协议”。他敏锐意识到此事价值,连夜整理材料,撰写长篇通讯《血与法:一个矿权的诞生》,发表于头版头条。
文章迅速引发全国关注。清华大学法律系组织研讨会,称其为“改革开放初期民间契约精神的活化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三天播出专题节目;更有法学专家撰文指出:“即便按现行《合同法》标准,该协议亦具备成立要件,应受法律保护。”
压力之下,调查节奏明显放缓。而真正扭转局势的,是一段尘封已久的录像。
原来,1985年春,央视曾派摄制组前来拍摄纪录片《春天的山谷》,其中恰好收录了当年首次社员大会的全过程。画面中,周景明站在简陋的主席台前,宣读章程草案,随后一百零三人依次上前签字、按手印,现场公证员当场宣布程序合法有效。
这段影像被一位退休编导私人保存多年,得知事件后主动联系合作社,无偿提供母带。
当投影仪在县政府会议室播放出那段黑白画面时,全场鸦雀无声。王组长盯着屏幕看了许久,终于低声说:“这东西……要是早拿出来,何必闹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