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直没觉得需要拿出来。”周景明平静回答,“因为我们相信规则。可当有人开始怀疑事实本身时,证据就成了唯一的语言。”
三天后,调查组撤离。官方通报称:“未发现合作社存在非法占地行为”,并建议尽快启动全省集体矿山确权登记试点工作。
风波平息,但周景明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平静。
真正的较量,从来不在会议室,而在人心深处。
秋天到来时,合作社迎来了第十四个丰收季。年产黄金突破两千两,职工人均年收入达一万六千元,远超当地平均水平。孩子们上了新学校,教室里装上了暖气和电化教学设备;卫生所引进了远程诊疗系统,能直通乌鲁木齐三甲医院。
可就在这一年冬天,一封来自北京的信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收信人是陈国栋的儿子陈志远。信封上盖着“国家自然资源部政策法规司”的红章。打开后才发现,是一份聘书:邀请他参加《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起草小组,担任基层代表顾问。
“我爸一辈子没走出过大山。”陈志远拿着信,眼圈发红,“我现在不但走出来了,还能替像他那样的人说话。”
周景明拍了拍他的肩:“你父亲的名字或许不会载入史册,但他流过的血,已经渗进了这块土地的根里。”
次年春天,陈志远赴京履职。临行前,他在纪念碑前站了很久,最后掏出一把小刀,在碑座背面刻下四个字:“父辈之光”。
同年五月,国家正式启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调研。哈巴河作为唯一入选的矿产类案例单位,提交了长达十万字的实践报告。其中详细记录了“三公开”制度运行机制、监事会职能边界、利益分配模型及纠纷调解流程。
这份报告后来成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制定过程中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
然而,荣耀背后,代价从未消失。
2000年元旦前夕,岳青山因旧疾复发再度入院。这一次,医生下了最后通牒:肺部纤维化严重,已无法逆转。
病房里,阳光斜照进来。岳青山躺在病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眼神却依旧明亮。
“老周……”他喘着气,“我想再去矿上看一眼。”
周景明二话不说,叫来救护车,亲自陪他上山。那天天气极好,蓝天如洗,雪山巍峨。车子停在观景平台,正对着主矿井口。远处传送带轰鸣运转,新安装的光电选矿机正高效分拣矿石。
“真快啊……”岳青山望着这一切,喃喃道,“从前我们用手筛,一整天不过几吨料。现在一天能处理三百吨……”
“可人心没变。”周景明握住他的手,“还是那群认死理、肯干活的人。”
岳青山笑了,眼角淌下泪水:“值了……我真的以为自己等不到这一天……”
三天后,他在睡梦中离世。
葬礼那天,全矿停工一日。一百零三枚铜质徽章全部摘下,统一挂在灵堂两侧。送行队伍长达两公里,沿途百姓自发点燃篝火,奏响冬不拉,唱起古老的送别歌谣。
按照遗愿,他的骨灰一半撒入矿区引水渠,一半埋在纪念碑旁。墓碑无名,只刻了一行字:“这里躺着一个相信明天的人。”
岳青山走后,周景明做了一个决定:将合作社每年利润的5%永久划拨为“技术传承基金”,用于资助贫困青年学习地质、采矿、安全工程等专业。基金章程第一条写道:“不让任何一个有志者因出身而失去机会。”
时间进入新世纪。GPS定位、无人机巡检、智能传感系统陆续投入使用。曾经靠人扛马驮的运输线,变成了全自动轨道车网络;昔日烟尘弥漫的手选车间,升级为封闭式环保生产线。
但无论技术如何进步,每周一早晨八点,全体社员仍会在广场集合,举行升旗仪式。升旗手永远是从一线班组抽签选出的普通工人。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与山顶积雪交相辉映。
2008年汶川地震后,合作社第一时间捐款两百万元,并派出十人救援队携带重型设备驰援灾区。临行前,周景明亲自为每位队员佩戴徽章:“你们代表的不只是哈巴河,是千千万万靠双手改变命运的普通人。”
十年后,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人民日报》推出特别报道《七十年七十人》,周景明位列其中。评语写道:“他不曾发明机器,却重塑了制度;他未曾执掌权力,却捍卫了尊严。他是改革洪流中最沉默也最坚定的一块礁石。”
面对荣誉,他始终如一。
每年清明,他依然第一个到达纪念碑前。不管刮风下雨,不论公务多忙。他会亲手摆上一束野花,然后静静伫立,直到新人朗读完《宪法》第六十条才离开。
2023年春天,孙子考上大学,选择的专业是环境工程。
填报志愿那天晚上,孩子问他:“爷爷,你说我以后能不能也让你骄傲一次?”
周景明放下手中的老照片,轻轻抚摸孙子的头:“你already骄傲了我一生。”
窗外,春风拂过山谷,吹动新栽的白杨林,沙沙作响。远处厂房灯火通明,机器低鸣,像是大地的心跳。
他知道,这条路还会继续走下去。
也许有一天,金矿会枯竭,厂房会退役,甚至连这个名字也会被遗忘。但只要还有人记得那一双双皲裂的手如何捧起第一粒金,记得一群无名之人如何用信念凿穿黑暗,那么希望,就永远不会熄灭。
就像此刻,夜空中繁星闪烁,如同当年那些逝去的眼睛,依然在注视着这片土地,守护着那个始于1984年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