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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拜占廷艺术02（第2页）

除了基督教的内容，这一时期还有许多表现皇帝的作品。“阿纳斯塔修斯像”现存巴黎国家图书馆，为517年完成的拜占廷象牙雕刻，这位皇帝在位25年，是由前朝皇帝的遗孀阿利雅得尼选定的皇帝，因此在其坐像上方有其恩主的头像。事实上，制作这幅牙雕时，阿纳斯塔修斯已经87岁，但是其形象却似年轻人。作品以他观看竞技活动为背景，他身着华丽的皇袍，坐在竞技场的皇帝包厢内，其脚下是激烈的斗兽场面和表演场面，十分有趣的是在竞技场边缘圆角的狭小空隙，艺术家竟塑造了10个全神贯注紧张观看斗兽的观众形象，构思巧妙。完成于540年的拜占廷象牙雕刻“出征”现存法国巴黎卢浮宫，也是此期有代表性的作品，它采取高浮雕镂空技术，皇帝持枪的右手及武器、战马的前半身和高扬的前蹄，以及皇帝头部和右腿都凸出于画面之外，形成了强烈的动感效果。这在拜占廷象牙雕刻中是极为罕见的。

拜占廷象牙雕刻保存最完整且最精美的艺术杰作非“马克西米安主教宝座”莫属，该作品完成于550年前后，是为546-553年间担任拉文纳大主教的马克西米安制作的，现存意大利拉文纳考古博物馆。该文物总高150公分，宽60余公分，前后左右布满了象牙雕刻画和装饰花边，其精美程度超过了现存所有拜占廷象牙雕刻。一些学者根据其两侧画面的内容推测，它出自埃及亚历山大工匠之手，因为其题材涉及埃及地区流行的关于约瑟芬的故事，但是，另一些学者认为其高超的镂空技术和复杂的花边设计只在首都君士坦丁堡的皇家作坊中才能见到，特别是宝座正面施洗者约翰和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使徒全身像采用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雕刻流派的艺术手法。最有说服力的意见是，该作品在亚历山大和君士坦丁堡两地先后加工完成，埃及作品在先，君士坦丁堡在后。比较而言，两侧“约瑟芬的故事”和靠背上的“基督降生”雕刻风格更粗糙，花边设计也更古朴，与正面的使徒像形成鲜明对照，施洗者约翰的羊皮披肩羊毛丝丝可见，人物的须发根根清晰，与埃及雕刻的粗放确有区别。当然，由于该宝座的每块雕刻板均可随时拆卸更换，因此不能排除后人进行修理的可能性。

大量的艺术实践促进了拜占廷象牙雕刻技术的迅速发展，加工水平提高得很快，艺术家不仅在平面上创作，而且制作多种形式的象牙雕刻容器。现存德国柏林博物馆的“象牙香料罐”属于5世纪安条克艺术家的作品，实物为圆柱形，高14。6厘米，直径12厘米。令人称奇的是艺术家在它的外圆面上均匀地设计了13个人物，即耶稣基督及其12门徒，他们或站立或蹲坐，或凝神思索，或慷慨陈辞，神态各异，表情丰富，布局错落有秩，造型逼真传神。这类作品还有许多，其中比较典型的有现存俄罗斯彼得堡博物馆的“象牙首饰盒”，属于6世纪拜占廷象牙雕刻杰作，它设计精巧，做工规整，用圆形图案组成的装饰性花边极富特点，图案各不相同，多以花朵为主，穿插人物头像。盒底和盒盖边缘凸出，增加了作品的典雅。以军事活动为主的图象包括骑兵和步兵，造型准确，部分采用镂空技术。同一博物馆收藏的两个6世纪拜占廷“象牙罐”同样十分精巧，反映出当时拜占廷象牙雕刻艺术已经达到其发展的最高水平。

6世纪末至7世纪中期，拜占廷帝国遭到外敌大规模的入侵，其北非和西亚的属地相继失陷，为阿拉伯人所控制，象牙加工中心或在战乱中被摧毁，或因象牙材料供不应求、价格昂贵而衰落。此后，象牙雕刻在拜占廷帝国的发展逐步集中在教会，它们无论在题材和表现方式上均更加趋于保守，为宣传教义和解释基督教神学服务。类似的作品如英国利物浦博物馆保存的9世纪拜占廷象牙雕刻“基督受难复活升天”，其花边图案雕刻水平相当高，部分植物叶片为镂空雕刻。在作品有限的空间，艺术家巧妙布局，刻画了13个人物，自上而下分别为云中的两个天使俯视人间，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圣母玛利亚和施洗者约翰分立基督两侧，在他们之间的空隙有两名罗马士兵，作品最下部一排六人，其中守护在坟墓旁的两个罗马士兵似乎在沉睡，没有表现其全身形象，天使坐在墓门石头上，与三位妇女交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圣母的右手和罗马士兵的武器超出了整幅画面的边界线，与精细的花边有机地结合起来，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效果。现存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的10世纪拜占廷镶牙雕刻“殉道者”是一个有特点的艺术品，它打破了拜占廷造型艺术平面布局的传统，采取层叠表现方法，使40个为基督教理想而献身的圣徒每10人一排，交错排列，充分利用了有限的空间，没有任何杂乱之感。同样，坐在天堂宝座上的基督两侧排列着六大天使，艺术家没有将他们平铺布局，而是采取了平面透视的技巧，使整个作品具有明显的立体感。前排形象为全身，后排则仅露出适当部分，给观者留下较大联想的余地，三维视觉效果明显。

9世纪以后，拜占廷象牙雕刻作品以“折板”为代表，主要为两折板和三折板，内容多为圣经记载的基督及其弟子的故事。现存法国巴黎卢浮宫的10世纪拜占廷牙雕“三折板”被认为是其中的精品，它主体板块高24。2公分，宽14。2公分，由六个画面组成，中心板块分别为“基督、圣母和施洗者约翰”图和“福音使徒”图组成，向两侧展开的折板为“天使和基督弟子”图，共四幅。该作品的突出特点不在于题材新颖或构图巧妙，而在于雕刻精细，艺术家对包括人物头部、发式、手脚、服饰、道具和文字及花边无一不认真细致，甚至人物的手指甲和脚趾甲都清晰可辨，表现出马其顿王朝时期“文化复兴”对艺术的巨大推进和艺术家取得的高水平成就。现存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的10世纪“基督受难三折板”具有相同的艺术水准，该作品有两点特殊之处，其一折板顶部为圆形，且连接各折板部分的设计不是“合叶”，而是“户枢”，这在拜占廷折板艺术中是仅见的；其二该折板下部的一幅小图为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及皇后海伦娜，他们身着皇袍和皇冠，也进入圣徒之列。类似的饰有皇帝形象的折板此后逐渐增多，并与基督出现在同一画面上，例如现存法国巴黎博物馆的959年拜占廷牙雕折板，主体宽15。5公分，长24。5公分，表现罗曼努斯二世和皇后尤多西亚加冕称帝的场面，显然是以此神化其皇权。值得注意的是该作品精细的做工表现在基督神坛、皇袍和皇冠的细部，真正作到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11世纪拜占廷象牙塑像“圣母子”和英国伦敦维多利亚博物馆收藏的10世纪“圣母子”象牙雕像可能是世界上目前仅存的两座拜占廷象牙雕像。两者高度相似，约为32。5公分，其造型和面部表现手法几乎一样，可能出自同一个艺术家。圣母身材苗条，表情端庄，圣子表情严肃，特殊的手势象征他传达上帝的意旨。

大理石是古典希腊罗马时代的主要建筑材料，一提到古希腊罗马，人们自然会想起雅典卫城那些宏伟的大理石神庙和半圆型露天剧场，联想到科林斯式大理石柱和典雅的爱奥尼式柱头，以及精美的大理石塑像。拜占廷帝国统治时期，大理石仍然是以古希腊文明为母体文明的拜占廷人喜爱的材料，其奇异的天然色彩和花纹吸引了一代又一代艺术家对之情有独钟，他们继承古代希腊罗马人的传统，在建筑和艺术创作中使用大理石，并因此使大理石雕刻在拜占廷文化发展史上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大理石的特质使之易于长期保存，因此也为后人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研究资料。

东地中海是大理石富矿区，早在3世纪末罗马皇帝发布的立法中就提及19种不同的大理石。拜占廷帝国时期的大理石主要产自君士坦丁堡附近马尔马拉海的普罗孔尼索斯岛，该岛的大理石采石场为皇帝美化首都提供源源不断的石材，其特有的白色大理石为建筑师和雕刻家所青睐。其如烟雾般的花纹、清淡的浅蓝色和晶莹剔透的质地使该岛闻名地中海世界，而大批服刑罪犯的无偿劳动使其价格便宜，这些都为大理石雕刻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7世纪以前，大理石的利用比较普遍，其后普罗孔尼索斯大理石矿逐渐枯竭，人们更多地使用古代建筑遗址收集的石材，特别是大理石柱头可能被多次使用在不同建筑物中。根据在普罗孔尼索斯岛进行的考古发掘，人们逐渐了解了大理石开采、加工的程序。采石场首先根据定货单和图纸在采石场进行加工，而后使用特制的运输船将成品运抵建筑工地。这种运输并非万无一失，在东地中海各大采石场附近海域，有许多古船连同大理石石柱和雕像至今沉没在海底。除了普罗孔尼索斯岛，塞萨利、菲利吉亚地区也有大理石采石场，其中特别著名的包括菲利吉亚白色大理石、拉科尼亚绿色大理石、利比亚兰色大理石、克里特黑色大理石，以及塞萨利和普罗孔尼索斯的白色和浅花纹大理石。

大理石雕刻主要用于建筑物的柱廊和内墙装饰。拜占廷人最初继承了古希腊柱廊传统，流行科林斯式大理石柱子，间或有爱奥尼式柱子。前者是古希腊三种柱式中发展最迟最精美的柱式，其柱头和柱础与直径和柱身有和谐的比例，柱身刻有24条半圆形凹槽，柱头为爵床叶式。而后者基本与科林斯式柱子相似，只是柱头为前后两面下垂涡卷饰。但是，拜占廷人将这种样式的柱廊从室外搬入室内，并因此使之小型化。君士坦丁堡、拉文纳、塞萨洛尼基、雅典和其它城市的许多教堂内保留的大量柱廊为后人提供了例证。与“拜占廷柱头”相比，古希腊科林斯式柱头的爵床类植物叶子造型逼真，而拜占廷人对之加以改造，将多层变为单层，缩小了叶片向外伸展的程度，并打破传统将科林斯式和爱奥尼式两种柱头结合，形成了非常复杂的结构。拜占廷式柱头与古典时代柱头相比，主要变化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尽管柱廊作为建筑物顶部的支撑和装饰物等基本功能继续保持，但是柱廊支撑顶部的力学作用在降低，石柱与建筑外墙共同发挥支撑作用。特别是拜占廷建筑将罗马式拱顶发展为穹顶后，柱廊和石柱主要起支撑穹顶的作用，在大理石柱头之上，古典时代的柱顶石、额枋板和屋檐逐渐消失，演变为半圆拱型的过渡墙体，其横截面为正方形，恰好与柱头上部的正方平面吻合。拱型和穹顶的主要重量由外墙体承担，柱廊和柱子则支撑主穹顶的重量。这一结构性功能变化决定了拜占廷大理石柱头本身结构的变化。其基本结构由圆柱形和正方形两部分构成，圆柱体大致为上大下小的漏斗形，正方形则与拱顶相接。换言之，拜占廷柱头将古典建筑的柱头和部分屋顶相结合，强化了柱头的连接作用，也增加了石柱承载的重量，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所有拜占廷石柱柱体上部和下部柱础连接处均有粗大的金属圈装饰，其目的是防止石柱破裂。石柱力学作用的这一转变也决定了它们从建筑物外部向内部的转移，以及石柱数量的减少。除了象圣索非亚大教堂这样的大型建筑物使用柱廊外，一般的中小型建筑只在内部主厅周围使用少量石柱。第二，石柱功能变化决定了柱头结构的变化，同时也决定了柱头装饰风格的变化，古典时代的科林斯式和爱奥尼式花饰趋于简单，多层镂空高浮雕爵床叶片变为单层叶片和浅浮雕花篮花饰，以增加石柱的实体部分，使之能够承负更大的重量。无论是科林斯式舒展的叶片还是爱奥尼式飞扬的涡卷都大大收敛，它们逐渐演变为缠绕式叶片花饰，即叶片和蜗卷似乎全部贴附在柱体上，给人的直观感觉是呆板和做作。拜占廷柱头装饰趋于抽象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基督教思想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对拜占廷社会意识形态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官方正统立法，到建筑师艺术家和普通百姓对写实艺术采取排斥态度，特别是对造型逼真的自然形象极为反感。花饰最终抽象为花篮，有的成为粉饰和烘托基督教十字架的附属装饰物，有的甚至空白一片，只有十字架图案。这种变化趋势是与绘画艺术演化的趋势相一致的。

如果单纯从大理石柱头雕刻的工艺技术角度考察，拜占廷时代的工匠可谓手艺高超，因为他们是在各种意识形态的限制下进行创作，他们的想象力是在基督教法规确定的狭小的，至少是限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这种限制使他们的雕刻创作也带有明显的痕迹，他们力图在平面图案上制造出立体效果，因此大量使用以钻孔为主的镂空技法。柱头主体雕刻完成后，还要经过打磨和抛光工序，使石材的天然纹理和色彩显露出来。

除了柱头雕刻外，拜占廷工匠还使用大理石和其它石材雕刻各类浮雕装饰。现存梵蒂冈博物馆的拜占廷帝国初期大理石雕刻继承了古代雕刻的风格，用于石棺两侧的装饰。从雕刻细部可见，人体的肌肉和各部器官采取写实主义的手法，人物和动物形象多层重叠，形成画面的立体效果，这在此后的拜占廷造型艺术中逐步消失。该博物馆收藏的359年完成的拜占廷石棺装饰雕刻为圣经故事和死者朱尼乌斯·巴库斯殉道的生平事迹，采取高浮雕手法，但是其构图布局没有纵深感，人物和动物几乎全部设计在平面上。现存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拜占廷石柱柱础浮雕属于4世纪末的作品，表现的是皇帝塞奥多西一世在大竞技场观看比赛的场面，他与其两个儿子和其他亲属在皇帝包厢内，两侧为文武官员和贵族，观看台的下层也有数十人。该柱础原来树立在大竞技场内，因露天受损，雕刻的细部已经变的模糊不清。美国橡树园研究中心收藏的4世纪末拜占廷石雕表现的是基督为盲人恢复视力的场景，其工艺水平明显降低，石面虽然细腻光滑，但是雕刻粗糙，衣服皱折线条简单，人体细部模糊，花边装饰十分简单。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当时地区之间艺术发展的差异。现存伊斯坦布尔的4世纪末拜占廷石雕是一个儿童石棺上的装饰，其工艺水平比较高。从细部可见，雕刻比较细腻，两个天使的头发、手脚、翅膀和宽大的长袍都表现得十分生动，翅膀部分镂空，其上筋骨和羽毛清晰，他们手捧的特殊十字架花圜完全悬浮，显示出艺术家高超的工艺水平。与此相似的11世纪拜占廷石雕就失去了写实艺术的特点，“天使”石雕是格鲁吉亚迪瓦雷教堂西门的外部装饰，但是其细部只有抽象符号价值，而几乎没有观赏价值。两个天使动作僵硬，身体器官极不准确，翅膀和长袍皱折表现得十分笨拙，但是他们头部的光环却被刻意凸出。

造型艺术在拜占廷帝国的扭曲式发展不仅说明基督教影响的扩大，而且反映出拜占廷帝国物质生活水平的逐步下降，人民的欣赏品位、艺术家的创作能力都随之改变。文化艺术的精华在城市，当城市衰败，城市生活逐渐消失时，谁还有雅兴和财力“玩”艺术？！

拜占廷人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成就远不如其在人文和社会学科领域取得的成就。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拜占廷人基本上继承古希腊学者的成果，沿用古人的结论。拜占廷“科学家”重实用而轻义理，更类似于“技术员”。

1、天文地理学与历法

拜占廷人使用字母和简单的符号表示所有的数字，并采用十进位制。他们对欧几里德《几何学》原理的理解超过同时代的西欧人和阿拉伯人，哈里发马蒙（813－833年在位）曾盛情邀请拜占廷学者赴巴格达讲学，并对他们丰富的几何学知识感到惊讶。但是，拜占廷学者并没有发展欧氏几何学。在天文学领域，拜占廷人仍视2世纪的亚历山大天文学家托勒密为最高权威，其“地心说”仍然在拜占廷学术界流行，即认为太阳比大地小，是围绕大地旋转的星球中最明亮的一个。如同在古希腊也出现过“日心说”一样，拜占廷学者也对托氏理论提出挑战，但是没能动摇托勒密的地位。对于日环食现象，拜占廷天文学家给以正确的说明，并基本正确地解释了闪电雷鸣与暴风雨的关系，但是，异常天象和自然灾害常常被解释为来自上天的警告和对人类罪孽的惩罚。

拜占廷地理学的发展也没有摆脱托勒密的影响，托氏地理学对拜占廷人仍具有最高的指导作用。拜占廷人认为人类居住的大地是一块四周被洪水包围的扁平的矩形地面，其东端是作为印度一部分的秦尼扎（或称秦奈、赛里斯等），他们对印度以西亚欧大陆的地形地貌有比较准确的描绘。在至今保存完好的拜占廷世界地图上，清楚地绘画出世界主要海区及其海流和季风。拜占廷商人哥斯马斯撰写的经商回忆录详细而准确地记载从拜占廷帝国到印度的路程和沿途经过的城市、山川、河流，他还参照托勒密的地理指南计算出具体里程。这部书成为中古东西方贸易的指南和旅行家的必备参考书。

实用主义的天文学是讲求实用的拜占廷历法的基础。拜占廷天文学是从对包括托勒密在内的古代天文家著作进行翻译注释开始的。值得注意的是，拜占廷人在翻译古代天文学作品时特别关注方法而不重视理论，特别注意研究星图和观测工具，而缺乏对天象生成道理的探讨。托勒密的地心说宇宙体系理论和以所谓均轮及本轮圆周运动解释天体运动的理论对拜占廷人来说既显得艰深晦涩，[托勒密理论认为，太阳沿着本轮的圆周运行，而本轮的中心又均匀地沿着均轮运行，其中心点为地心，其运行周期为一年。其它天体运行的均轮圆周心则与此不同。参见O。oryofAhemati]，NewYork，1975，I，pp。210－260。]难以理解，又没有实用价值，因此遭到他们的轻视。而托氏所绘制的星图却受到拜占廷人格外的青睐，拜占廷天文学家塞奥在翻译托氏著作时专门为该星图撰写大、小《注释》两部书。许多拜占廷天文学家也乐此不倦，完成多部星图，以致于今天拜占廷学家们仍然为拜占廷时代保留的大量星图感到惊异。除了星图外，太阳运行图、星辰目录等也十分抢手，它们的作者既有古代希腊罗马时代的人物，也有古代波斯或两河流域的居民。这些天体运行图和星图的主要用途一是计算复活节等宗教节日的准确日期，二是确定日常生活的计时标准，从而使拜占廷历法体系得到完善。例如拜占廷人根据太阳运行图和月亮周期表，制定了太阴历和太阳历结合的532年大历法周期。又如拜占廷人根据日晷记录分割白昼，根据星表记录分割夜晚，将每昼夜划分为12个时辰，其“第一时辰”设在太阳升起时，依此类推。为了计算更小的时间单位，拜占廷人使用日晷和滴漏设置，将每个时辰划分为5分，又将每分划分为4秒，再分每秒为12瞬间。通常，他们按罗马人的传统，将每昼夜三分之一的时间作为夜晚，其它三分之二作为白天。

拜占廷历法的实用性在其融合其它民族天文历法因素的过程中也反映得十分明显。拜占廷人为了完善其历法体系，不仅吸收古典希腊罗马的“异教”知识，而且不坚持他们与其它民族的文化区别，忽视宗教争议，大胆利用萨珊波斯和阿拉伯伊斯兰教天文历法。9世纪的拜占廷天文学家和哲学家斯蒂芬（StephenthePhilosopher）从叙利亚引进的伊斯兰星图在拜占廷帝国首都引起学者们的极大兴趣，他们展开热烈的讨论，将其中许多被他们视为新内容的部分用于拜占廷人历法中。11世纪以后，拜占廷人将大量伊斯兰天文学作品翻译成希腊语，许多学者成为伊斯兰教天文学的爱好者，以致于逐渐形成了与拜占廷天文历法派别并存的伊斯兰教学派。而当时更多拜占廷学者则同时接受两派观点，基督教天文学家塞奥多利（TheodoreMeliteniotes，?-1393年）于1361年完成的天文学著作即包括托勒密、伊斯兰教和波斯天文学的内容，而其同时代天文学家约翰（JohnAbramios，?-1390年）及其弟子们公开将托勒密和伊斯兰教天文学融合在一起。

2、丝织技术

当现代考古学家在整理拜占廷帝国古文物时，发现了许多制作精美的丝织品，有的几何图案精细，有的动物造型逼真，他们由此推断拜占廷帝国是一个拥有比较发达丝织业的国家。但是，令他们大惑不解的是，许多15世纪的拜占廷文献和文学作品对育蚕丝织技术并不了解，甚至有将蚕丝当作树上的毛的可笑记载。

事实上，育蚕丝织不是拜占廷人的“民族”产业，而是外来的技术。拜占廷人的纺织手工业主要以亚麻和羊毛为原料，丝绸和棉花比较少见，属于贵重原料。6世纪中期以前，拜占廷人使用的丝绸来自于遥远的中国。当时沿着早在罗马帝国初期就已经开通的“丝绸之路”，印度、中亚的商贾们源源不断地向地中海沿岸国家贩运生丝和丝绸，拜占廷帝国的丝织业在中央政府严密控制下的手工作坊里开始缓慢地发展。但是，从东亚长途贩运的蚕丝因多次转手倒卖，价格始终居高不下，曾达到与黄金同等价位。特别是在拜占廷人和波斯人处于战争的情况下，控制和垄断丝绸贸易成为波斯国王手中的王牌。为了摆脱拜占廷人在丝绸国际贸易中的不利地位，查士丁尼一世大力推行与远东的直接贸易，鼓励拜占廷商人远涉重洋，进行商业活动。在这一政策鼓励下，拜占廷帝国出现了许多勇敢的冒险商人，他们积极投身开发远东商路的活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哥斯马斯（KosmasIes）。此人因经商致富，活跃在东地中海地区，长期经营东方商品交易，曾到过红海东岸、西奈半岛、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和锡兰（今斯里兰卡），晚年进入修道院过隐修生活，写下了著名的《基督教国家风土记》（又名《哥斯马斯旅行记》），准确地记载了其经商沿途国家民族的风土人情，成为拜占廷人重要的商业指南书籍。哥斯马斯在这本书中提出，大地是漂浮在海洋上的扁平陆地，其最东端是称为印度的国家，而盛产丝绸的中国只是印度的一部分，“这一丝绸之国位于印度最偏僻的地方，地处那些进入印度洋的人们左侧……这一被称为秦尼扎的丝绸之国左边由海洋所环绕……运载丝绸的车队要由陆地旅行，相继经过各个地区，时间不长就到达了波斯，而通向波斯的海路要漫长得多……印度大陆的其他部分由发运丝绸的秦尼斯坦所占据，在此之外就再没有其他地区了，因为东部由大洋所环抱。”[as，Topographine[M]，Paris，1968-1973，II，p。38。]查士丁尼在位期间致力于开通东方贸易的海路，红海便成为东方贸易的重要门户，“海上丝绸之路”由此发端。[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拜占廷著名历史家普罗柯比还对查士丁尼从中国引进育蚕技术的事件作了生动的记载，并认为“从此之后，罗马人中也开始生产丝绸了。”[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M]，中华书局，1987，第96页。]的确，拜占廷帝国从此开始在叙利亚，后在小亚细亚、科林斯、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埃及建立自己的丝织业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