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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业革命带来的工业社会（第2页）

美国的工业革命与其领土的大规模扩张有重要关系。美国独立后就开始了急速的领土扩张，到19世纪中叶，美国已经拥有了从大西洋西岸到太平洋东岸的大片国土，短短半个多世纪，美国的领土就扩张了7。5倍。广袤的领土为美国的工业化提供了优越的地理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也为美国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优厚的基础。这些优越的先天条件都为美国的工业革命夯实了基础。美国的工业革命始于纺织业，到19世纪50年代，美国的机械化棉织厂已经有1000多个。美国内战前，在服装、制革、羊毛纺织等轻工业部门已经完成机械化。美国内战后，工业革命扩展到重工业领域，钢铁、采煤、石油等部门生产发展迅速，速度远远超过英法等国，充分显示了美国经济的后发优势。到19世纪80年代，美国工业的总产值已经超过农业总产值的两倍[9]，美国的工业革命基本完成。

在西方国家工业革命的示范效应下，东方的日本极力脱亚入欧，通过1894年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向中国勒索了高达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充足的资金，社会经济得以高速发展，也在20世纪初跨入帝国主义行列。

在工业革命的引领下，全世界经济发展迅速。1860—1913年，世界工业生产增长了7倍，如果以1913年世界工业生产的指数为100的话，1830年仅仅为4，发展速度之快令人瞠目。世界贸易从1851年的6。41亿英镑增长到1913年的78。4亿英镑，增长了11。2倍[10]。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欧美各国经济迅猛发展，根据英国学者麦迪森的研究，1820年的时候，欧洲和西方衍生国[11]国民生产总值仅仅为2390亿元[12]，到1870年增加到6070亿元，到1913年更是骤增到18123亿元[13]。经济的迅猛发展，大大增强了西方列强的国力。

国力的增强和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需要，使得西方列强向外扩张的欲望和能力也空前增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14]美国共和党主席阿尔伯特·J。伯沃尔基曾经对波士顿企业家发表讲话说：“美国工厂正在制造的产品远远超过了美国人民的需要，美国土地上生产的物品大于他们的消费能力。命运已经为我们制定了这样的政策，世界贸易应当也必将属于我们。我们将像自己的母国（英国）已经告诉过我们的那样，取得世界贸易。我们将在全世界建立贸易据点，使之成为美国产品的分发点。我们将使商船充斥于大洋，我们将建立与我们的伟大国家相适应的海军，那些自我管理的广大殖民地将飘扬着我们的旗帜，同我们进行贸易，在我们的贸易站周围发展。”[15]这段话典型地代表了西方国家对外扩张的欲求。虽然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殖民活动开始于15—16世纪，自新航路开辟就开始了，但是19世纪特别是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才是欧美列强争夺殖民地最激烈、最疯狂的年代，他们争夺的足迹遍及亚非拉、大洋洲等全球各地，而且不断由沿海向内地延伸，凡是可以开发的地区都有殖民主义者的足迹，整个世界正是在19世纪最后三十年被帝国主义瓜分完毕的。

中国就是在西方列强征服世界的浪潮中被拖入工业化大潮中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倍受欺凌，屡遭屈辱。在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一次次战争和不平等条约中，中国丧失了大片领土，被勒索大量战争赔款，国家主权逐步丧失，人民的生活越加悲惨。到19世纪末，中国几乎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叫嚣淹没。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被来势汹汹的侵略者吓倒，也从来没有被帝国主义的战争真正征服过。中国人民在奋起抗争的同时开始反思，开始向西方的先进文明学习，开始探求民族独立富强的道路。

最先开眼看世界的是林则徐及魏源、龚自珍等人，正是他们开始了中国人在近代的最初探索。林则徐、关天培等人的英勇战斗，则开近代中国爱国主义传统之先河。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彰显了中华民族最初的觉醒。其后，有太平天国运动中农民阶级向西方学习，农民领袖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更是站在了时人思考的制高点，他提出要“兴车马之利，以利便轻捷为妙”，“兴舟楫之利，以坚固轻便捷巧为妙”，“兴器皿技艺，有能造精奇利便者，准其自营，他人仿造，罪而罚之”[16]，也就是要发展近代的交通运输业、轮船制造业和工业制造业。洪仁玕还特别提出了发明专利问题，力图保护发明者的权益和生产积极性。

太平天国运动猛烈地冲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地主阶级中较有生气的部分——洋务派登上了历史舞台。洋务派是清统治阶级中比较乐于学习西方的一派。1866年左宗棠在回顾以往的经历时说：“臣自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国朝志乘载记官私各书，有关海国故事者，每涉猎及之，粗悉梗概。”[17]这个表白，大概可以代表洋务派注重及时学习、通过不断的学习来了解西方的情况、中外大势及西方的近代科技的状况，在学习的基础上进而探究改善路径的心态。为此，他们曾自诩“学识深醇，留心西人秘巧”，“机器详情，洞如观火”。由于他们乐于学习，而且比较善于学习，因而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有较多的了解，对于世界的发展潮流有着同时代国人中最为清晰的认识：“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械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18]这是李鸿章的一段名言，其语言之精致、眼光之敏锐、剖析之到位，极其典型地反映了洋务派官员对中外大势的看法，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当时国人认识的最高水平。与洋务派官员有密切关系的早期维新派思想家薛福成也曾说：“自古边塞之防，所备不过一隅，所患不过一国。今则西人于数万里重洋之外，飙至中华，联翩而通商者不下数十国，其轮船之捷，火器之精，为亘古所未有，恃其诈力，要挟多端。违一言而瑕衅迭生，牵一发而全神俱动，智勇有时而并困，刚柔有时而两穷。彼又设馆京师，分驻要口，广传西教，引诱愚民，此固天地适然之气运，亦开辟以来之变局也。”[19]薛福成表达的观点与李鸿章表达的观点基本一致，说明这种认识是洋务派上下的共识。正因如此，他们才能有基本一致的行为——办洋务、办机器工业。

由于洋务派最先看到的是西方的坚船利炮，给中国创伤最大的也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因而给他们触动最大的自然是坚船利炮。所以，他们在探讨应对西方侵略的方法时，首先想到是学习并制造西方的船炮等近代武器。最开始，洋务派的办法是购买船炮，但是中国自古就存在的忧患意识导致他们很快将制造船炮的问题提上了日程：“中国在五大洲中，自古称最强大，今乃为小邦轻视。练兵、制器、购船诸事，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辍，后患殆不忍言。”[20]也就是说，中国如若不及早动手，自制枪炮弹药，则中国将会遭受西方更大的打击。洋务派干将丁日昌则说的更明确：“船坚炮利，外国之长技在此，其挟制中国亦在此。……既不能拒之使不来，即当穷其所独往。门外有虎狼，当思所以驱虎狼之方，固不能以闭门不出为长久之计也。”[21]他们一致认为，中国必须找寻长久之计，才能抵御外敌侵略，而制造坚船利炮就是最重要的长久之计之一。于是，洋务派开始设军工厂，力图依靠自己的力量制造近代化的军事武器。

最初，洋务派并不清楚西方的坚船利炮是怎样制造出来的，他们所具有的只是数千年传承下来的领导官办手工业的经验。因而，在他们的视野中尚没有机器制造的影子。洋务派最初是企图用手工技术制造坚船利炮。1861年，湘军攻下安庆，清统治阶级面临的危机基本解除，洋务派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也终于可以腾出手来施展拳脚，实施积郁心中多年的愿望了。于是，曾国藩在安庆设立了内军械所，即通常所说的安庆内军械所。按照曾国藩的说法，这个军械所要“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演习试造，以勤远略。”所以，这个军械所“全用汉人，未雇洋匠”[22]。由此，洋务派开始了采用手工制造方法生产西方坚船利炮的历程。但是，轮船这样复杂、精密的机器组合显然不是手工能够制造出来的。所以，曾国藩主持的手工制造坚船利炮的尝试很快以失败告终。

洋务派从失败中总结了教训，在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的建议下，他们懂得了轮船枪炮之类的现代武器其实就是机器的组合，而机器的精密度、材料的硬度等都是要求极高的，绝非手工所能制造，必须要使用机器来制造机器，“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23]李鸿章、丁日昌的这句话可谓极其精辟，点出了问题之所在，洋务派终于在懵懂探索中拨开了云雾。从此，洋务派开始了使用机器制造坚船利炮的历程，也就拉开了中国近代机器制造的序幕，拉开了中国工业化的序幕。

洋务派的探索历程可知，中国的工业化是在外敌的刺激下开始的，因此，早期的中国机器工业以军工和重工业为主。至1894年甲午战争前，中国已经有了使用机器进行生产的近代军事工业企业21个，其中较大的有5个：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制造局、湖北枪炮厂。中型的有5个：广州机器局、山东机器局、四川机器局、吉林机器局、神机营机器局。

军事工业举办后，交通运输、原材料供应、动力供应等配套问题凸显出来，利源外流的问题也极其突出，于是洋务派又开始创办民用工业。自1872年开办轮船招商局始，至甲午战争前，洋务派举办的重要民用工业企业有25家，基本覆盖了铁路、轮船、煤铁金属矿、机器纺织和电信等重要行业，初步建立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

在官方努力探讨中国工业化途径的同时，民间机器工业企业也出现了。但由于民间资本力量弱小，资金筹措能力不强等原因，无力举办大的工业企业，其投资主要分布在资金需求量小的轻工业领域，包括机器缫丝、机器轧花、机器棉纺织、机器面粉、火柴、机器造纸印刷、制茶、制糖、机器碾米等行业，还有一些小型的采矿业。虽然私人投资主要集中在轻工业领域，无法与官办的重工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相比，但是，它起了开风气的示范作用，并且在官办无力顾及的轻工业领域做了最初的探索。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工业化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清政府政策的改变和民间“商战”呼声的高涨，都给予工业发展以很大的促动。中华民国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其后历届北洋政府在历史潮流的推动下，基本沿袭了临时政府的经济政策，给予社会经济发展以比较有利的条件。民间的工商组织如商会也不断发展，并且试图影响政府的政策，维护自身利益。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无暇东顾，中国工业获得了相对轻松的内外贸环境，产品销路不断扩张。

在上述一系列有利条件的促动下，中国工业乘势而起，获得迅速发展。到日寇全面侵华前，中国的工业资本已经从4954万元增长到246502万元，增加了241548万元，年均增长率为9。75%，如果再加上交通运输业，则中国工业资本增长率更高，1894—1920年一度高达10。38%[24]。当然这种发展速度与中国工业的薄弱、基数太小有关。不过，也正是这种高速发展，才使得中国不至于被西方发达国家甩得更远，也不至于在国际竞争中地位更加险恶。

经过几代中国人的艰苦奋斗，到1936年，中国的近代工业总产值已经占到了工农业总产值的10。8%，加上手工业产值，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已经达到106。89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25]。这表明，虽然中国的现代工业仍然很落后，但是中国的工业化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近代机器工业已经是国民经济中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力量了。

即使如此，中国的工业化还是远远没有完成：工业总产值仍然没有超过农业总产值，即使是在已有的、规模仍然不算大的工业产值中，绝大部分仍然是手工业，近代机器工业的产值比重仍然很小。这表明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是农业和手工业占据社会经济主要地位的经济落后国家。

中国的工业化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完成的。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中国共产党接手的却是一个“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中国的工业化不但远远没有完成，社会经济体本身还遭到了战火的严重摧残，支撑工业生产的大量流动资金也流失严重，被外逃的国民政府以及帝国主义侵略者携带出境。但是，中国人民没有被困难吓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仅仅经过三年的奋斗，国民经济就全面恢复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得到治理，工农业生产增长迅速，进出口稳步增长，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经过这三年的努力，现代工业已经占到了中国工农业总产值的26。7%[26]，为以后的工业化建设奠定了良好开局。

但是，怎样建设新中国？怎样才能尽快摆脱落后的面貌？中国应当选择怎样的工业化道路才能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重要问题，也是决定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关键举措。经过讨论和思考，中国共产党最终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道路：“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二十年时间来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完成工业化当然不只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一切必要的轻工业都应建设起来。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但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27]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选择的这条工业化道路，借鉴了苏联工业化的经验，并结合了中国国情。中国的国情特点是，一方面经济极其落后，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又极其严峻。中国共产党要保证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就必须选择一条能够尽快提升国力的道路。这就必须要集中仅有的财力优先发展能够带动各种经济力量发展的重工业。另一方面苏联和中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性质接近，这种工业化实施的路径和具体办法有更多的可以借鉴的经验，从而可以少付代价，多见成效。

第一代中共领导集体选择的这条道路适合中国的国情，特别是适合中国尽快发展重工业，尽快提升国力，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基础的需要。因而很快显示了效果，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就超额完成了，与1952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8。6%，其中重工业产值增长2。1倍，轻工业产值增长83。3%。工业总产值达到704亿元，其中轻工业总产值为317亿元，重工业总产值为387亿元，分别占工业总产值的45%和55%，重工业产值已经超过轻工业。这一年的农业总产值是537亿元[28]。从工农业产值的比重看，工业总产值已经超过农业总产值。可以说，工业化建设已经初见成效。

其后“**”期间，国民经济在动**中遭到严重破坏。粉碎“四人帮”后，思想解放的春风吹遍全国，改革开放成为时代潮流，现代化建设成为国家建设的中心任务，国民经济的发展再次进入快车道，并以平均每年10%左右的增速高速发展。到20世纪末，中国的工业化基本完成，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以劳动要素、资本要素为基本要素的工业生产替代以劳动要素、土地要素为基本要素的农业生产的蜕变过程，标志工业化程度的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44%，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比重也已经达到59。9%[30]。

但是，这种工业化仅仅是比较初级的工业化，也就是说仍然处在依靠以原材料重工业和加工装配业拉动工业生产的阶段。这样的工业生产模式固然可以带动工业生产快速发展，但问题也非常突出：工业生产技术含量低、能源消耗大、环境代价过高，国民经济中服务业的产值和就业比重过低，这说明三个产业配置的不合理，是典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此时，提升中国经济发展层级的任务提上中国经济发展日程，如果不改变现状，则中国经济难以持续发展。

一方面中国的工业化还是低层次的工业化，工业化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另一方面世界经济信息化发展又扑面而来，中国经济面临紧迫的、再次追赶的任务，如果不跟上时代的步伐，中华民族将再度陷入被动落后的局面。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中国经济必须找寻一条可持续发展、高效发展的道路。为此，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明确提出了中国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思路，即“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31]。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又把这样的发展思路提升到思想路线和价值观的高度，从关怀人的存在的角度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统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具体到工业发展，就是“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32]与此同时，十七大还明确提出了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理念。可以看出，无论新型工业化道路还是科学发展观，其所追求的工业化，都不是只讲工业增加值的工业发展，而是要做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并实现这几方面的兼顾和统一，只有这样，中国工业的发展才能说是实现了层次性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