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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极力维持的西式生活（第1页）

第一节极力维持的西式生活

1919年6月20日，正在北京访问的杜威夫妇（JohnDemanDewey）在写给儿子的信中饶有兴致地说：“有一件事你一定很高兴知道，北京美国化程度已经到了我们每天至少吃一次冰淇淋，一次两大份。这很有帮助。”[2]

只在北京逗留几个月的杜威夫妇尚且为能吃到自己国家的、熟悉的食物而开心，更何况那些较长时间居住在北京的外国人。事实上，无论是出于情感归属的原因，还是出于生活舒适、讲究卫生等原因，多数欧美侨民倾向于在北京维持西式生活。但也有例外，《丰腴年代》（TheYearsThatWereFat）的作者美国人乔治·凯特（GeeN。Kates）刻意要体验、感受北京当地居民原汁原味的生活，为作品提供真实的素材，于是就住进了中国人社区，像老北京居民那样生活。

一、房屋的现代化改造

民国时期，北京的欧美人士极力维持西式生活，首先表现在他们对中式房屋进行的现代化改造上。

众所周知，一部分在京欧美人士居住于东交民巷使馆区内，如外交官、使馆卫队、一些邮局和银行的工作人员、洋行商人等。使馆区的建筑基本上都是《辛丑条约》签订之后重建的，“人们可以找到所有常规的欧洲或美国建筑——教堂、银行、商店、医院、俱乐部和饭店宾馆。每一栋建筑都试图展现大洋彼岸其本国的一些元素，因此这些来自美国、荷兰、意大利、日本等的‘碎片’紧挨在一起”[3]，组合成了使馆区独特的风格。不仅从外观上看，从内部装饰和房屋设施看，使馆区的建筑也较现代，自来水、电灯、框格窗、铺好的地板、粉刷好的墙壁、暖气片等，样样俱全。以六国饭店一个普通客房为例，其内部布置包括“整洁、盖着绸面鸭绒被的英式床，花边窗帘，装有镜子的大衣柜，电灯，配有冷热水龙头的盥洗室，床头小桌和桌上红色丝绸罩着的小灯，舒适的安乐椅”等[4]。即使是东交民巷邮政公馆（PostalHouse）的一个小公寓，也有“一个L型的门厅，一个大客厅，一个大餐厅，一间用作办公室的小书房，两间卧室，两个浴室，一个厨房，一个食品储藏室，好几间佣人房”[5]。

图3。120世纪20年代，北京某个外国人住处的布置：从上至下依次是：起居室、壁炉、餐厅、书房[6]

摄影者：甘博（SidneyD。Gamble）

而居住在使馆区外中国人社区里的外国人，租赁房屋时则会尽力寻找较靠近使馆区且有现代水电、卫生设施的房屋。在《京报》（Pekie）、《北京导报》（PekingLeader）、《北京日报》（PekingDailyNews）等北京当地英文报纸上，外国人所登的“房屋求租”广告和房主所登的“房屋出租”广告，大多都会强调“现代”（Modern）、“已装修”（Furnished）、“外国风格”（Fnstyle）等字眼。

“从来没有被外国人租住过”，没有“任何改造”的中式房屋，几乎每个房间里都有炕，但是没有电灯，没有木地板，没有自来水，除了一些火炉之外，没有供暖设施[7]，更别说现代卫生间了。而且，“中国人所谓的‘一间’房，是指房梁构成的一个个格子。每个格子通常十二英尺长，十英尺宽，架在一根根柱子上，柱与柱之间砌隔墙。若是外墙的话，就用砖砌；内墙则用木板隔，甚至只糊一层纸”[8]。对于欧美侨民来说，传统北京的四合院房屋是十分不方便且不舒服的，而且卫生环境也不尽如人意。比如，一位美国女士就在一封信中写到，“我们进行烟熏消毒了三次，消耗了许多煤油，结果还是在我们所有的**发现了数量多得足以供商营的臭虫（Bed-bugs）”[9]。因此，在使馆区外租住中国人房屋的欧美侨民，或多或少地都要对房屋进行改造，以满足他们对住房的现代化要求。

举例来说，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科考探险家、美国人安得思（Roydrews）在王府井大街“很幸运地找到了一座理想的房子”，这座房子“由一系列独立的平房组成，之间用走廊连接，并且围绕着露天的院子而建”，“占地超过1英亩”。该房子前一位租客莫理循已经“将原来的161间房，敲掉了隔墙、拆毁了两栋平房，改造成47个大房间，围绕着八个院子”。安得思租住时，又请了“一群木匠和水暖工人在几个月内创造了奇观”[10]，铺上了木地板，建造了五个卫生间、一个可以容下六辆车的车库和一个马房，还有实验室和内有冲洗照片设备的黑屋子，此外，安得思还买了外国草皮来铺草坪。

另一个美国人、《纽约时报》驻京记者哈雷特·阿班描述自己在象鼻子坑附近租住的房子时说，“我的房子是平房，有‘房间’逾百，合抱着五个院子。院子敞阔秀美，最南的院子中间有条砖砌的小径，樱树和李树夹道。朝北数去，第二个院子中间，有个六角亭，夏天时，我便在里头写稿。我的卧室和浴室都在这个院子里。再穿过一道半月形的拱门，便到了第三个院子，起居室和餐厅都在这一进的院子里。再后面的院子是个菜园子，它的西边连着另一个院子，两旁的房间都是下人住的，洗衣房也在这儿。房子的北门开向一条窄巷，中文名字的意思却是‘大新街’。南门外则是块空地，人称‘象鼻泉’，因为有一口旧石井在。清王朝全盛的时候，宫里的大象一早一晚都来这里饮水”。虽然优美静谧，阿班仍感到不够舒适，因为“中国人的房屋里既无卫生设备、玻璃窗，也没有壁炉。房间的地面一般铺石板，要不就铺松软、易渗透的砖”。于是，他“把一堵堵的隔墙都砸去，做成五大间‘外国式’的房间，铺上了木地板，把纸窗换成了玻璃窗，接上了水管、电线”，“还铺张了一下，造了两个壁炉和三个火炉”[11]。

1937年左右，新西兰出生的英国记者贝特兰（JamesBertram）住在艾达·普鲁伊特（IdaPruitt）女士家里，艾达·普鲁伊特女士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写了《汉族女儿》（ADaughterofHan）一书。据贝特兰描述，他们居住的这座四合院在一个胡同里，“正前方是北屋正房，这里通常有挂了家族人像和摆的规规矩矩的家具的‘正厅’，如果房客住的是外国人的话，则是客厅和起居室。北屋一般比其他屋子高些，梁和椽露在外面，漆成朱红色”，而东屋是“艾达和她两个女儿的卧室，一间浴室”，西屋“有一间大饭厅和厨房”，南屋除了贝特兰占一间客房外，“大都是仆人住房”[12]。这样的房屋布局，显然是经过改造的结果。

在京欧美人士纷纷对中式房屋进行现代化改造，使得许多外国洋行看准商机经营销售供暖、卫生、电气等设备并提供工程改造的服务。这些洋行中就有前文所述的法商昇昌忠记行和美商海京洋行。英商洋行G。N。Haden&Son还在英文《京报》上登了广告，推销其建筑暖气建设、改造工程业务（见图3。2）。

图3。2G。N。Haden&Son在英文《京报》上的广告[13]

二、维持西式生活的购物条件

在京欧美人士的“西式生活由各种进口商品构成”[14]。民国时期，东交民巷使馆区及其附近的王府井大街，是北京的贸易金融中心，不少洋行、商店出售欧美进口商品或提供西式服务。这些洋行、商店里的洋货品种多样，离欧美人士生活的社区也近，这就给侨民们的生活提供了很大便利。表3。1列出了在京欧美人士经常光顾的洋行或商铺，从衣帽、杂货到家具、珠宝，一应俱全，而且，他们并不需要走多远就可以买到想要的商品。

表3。1在京欧美人士经常光顾的洋行、商铺[15]

续表

洋行商铺销售的具体商品，我们可以从1925年克喴洋行的一份“失物清单”[16]中窥见一二：小银杯、小方形夜光闹表，外国石头小坐表、皮祫包夜光闹表，外国造的手铃（猴形和前清人形），日本水晶串、包银刷子、银刷子、银叉子、银碟、银勺、银镀金勺、银剪子、银锉、千里镜，外国造的银烟盒、琥珀香串、象牙香串，外国造的银珐琅镀金里粉盒、包银叉子、包银刀子、照相盒子、银手提口袋，外国造的细皮钱夹边镶银边。

为了方便在京欧美人士的购物和生活，民国时期，北京还出现了一些专门给他们看的购物指南，如中英文互译的《北平指南》[17]，《北平购物指南》（ThePeiping（Peking）ShoppingGuide）[18]等。北京外国妇女联合会编撰的《北京实用手册》（PekingUtilityBook）中亦有“购物指南”一章，其中还特别列出了婴儿衣服、小孩玩具，供带小孩的母亲阅读参考[19]。

除了从北京的洋行、商铺购买所需的商品，许多在京欧美人士还从其本国购买商品——大到家具，小到纸笔——邮寄到中国，尽管“这个过程非常耗时”[20]。晚清民国时期，北京的对外贸易还不那么发达、进口商品还不能完全满足欧美侨民所需，还有一些人对于所需要的商品的种类和品质比较挑剔，务求尽善尽美。对这部分欧美人士，通过其本国亲友代购商品再邮寄到中国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爵士（RobertHart）在1900—1907年，为了重建北京的海关总税务司办公楼及其私人住宅，陆续让其好友、中国海关驻英国官员金登干代为采买、订购、邮寄了一些英国商品到北京，包括茶具、餐具、玻璃器皿、桌布、各种大件家具、衣服、纸、信封、组建乐队的各种乐器等。有时，他会很详细地交代金登干，如“寄两把随身携带的小折刀来，每把带四个刀片。请注意，刀子一定要锋利，质量要好，特别是修指甲的刀片”[21]。

此外，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欧美银行，为在京欧美人士提供了便利的支票、存取款、兑换外汇等金融服务，更加方便了他们的购物和日常生活。

三、相对独立的教育

民国时期，北京先后出现了几所为欧美侨民的小孩提供教育的学校，现以1921年为例，列表说明这些欧美学校的情况（见表3。2）。

表3。21921年北京欧美孩童就读学校情况表[22]

这些学校大多独立于中国的教育体系，直接与欧洲或美国的教育接轨，即在这些学校学习的学生，回国后可以直接进入相应的年级继续学习，以后也可以申请升入大学。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专门为欧美人士子女的教育而服务的学校，一方面是由于北京欧美侨民数量的增加，欧美人社区的扩大，需要入学的适龄孩童数量也相应增多，中、小学教育的需求增大；另一方面，相较于传统落后的中国式教育，欧美人士更倾向于本国较先进的教育模式。另外大多数欧美人士在北京只是暂时性居留而非永久定居，其子女回国后必然面临升学的问题，而满足在京欧美父母的要求、解决将来面临的子女升学问题的最好方法，无疑是将子女送入北京的欧美学校就读。

北京这些欧美学校的创办者和主办者多为基督教会。由于美国各基督教会比较重视教育，而且民国时期在京美国侨民的数量也较欧洲任何一国的侨民多，因此，美国教会开办的这类学校，从数量和专业性来看，都占据优势。

总体来说，由于在京欧美侨民数量毕竟有限，所以北京欧美中小学校的规模都不大。学生数量相对较多的“北京美国学校”，1921年，也不过只有150名左右的学生就读。但是，这些学校的年级设置大多齐全，从幼儿园到中学都有，其课程设计、教学水平也相对较高，并力求与本国的高水平教育接轨。葛乐士（CharlesT。Cross）是美国公理会（Ameriission）传教士的儿子，1920年在北京灯市口的公理会大院里出生、长大，曾在“北华美国学校”学习。据他回忆，学校设有七年级至十二年级，学生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外国人，并不一定都是教会人士的孩子，但学生数量从未超过50名；学校实行“理想化的美国教育模式”，有不少年轻的教师毕业于哈佛、耶鲁、俄亥俄州立大学等名校，他们“竭尽全力、近乎成功地教育学生，使学生能够升入美国大学”，同时，也负责向学生传授美国的社交技巧[23]。1940年，葛乐士回国后，进入卡尔顿学院（College）学习，后来成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官。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汉语学习，欧美人士也并不满足于中国人原有的汉语教育方法，因此，几个英美新教教会与英美使馆联合创办了“华北协和华语学校”（TheNorthionLanguageSchool），为传教士、外交官和外国商人提供汉语教育。

四、宗教信仰的维持

民国时期，北京外国人的宗教信仰与他们的国籍密切相关。据北平市政府公安局统计，北京非使馆区外国人中，几乎一半信仰耶稣教（即新教），约十分之一信仰天主教（见表3。3），与北京美、英国人远多于法国人的人口事实相符合。

表3。31936年北京各区外侨宗教信仰统计表[24]

东交民巷及其附近区域新教及天主教教堂分布相对密集，除了表3。4列出的之外，还有位于灯市口的美国公理会（Ameriission）、崇内孝顺胡同的美以美会（MethodistMission）、崇内金鱼胡同的基督教青年会（YoungMen'sAsso）等教会教堂。使馆区内欧美各公使馆也大多附设有小教堂（Chapel），根据意大利外交官华蕾（DanieleVare）的回忆，意大利公使馆大院内有一个“装饰有吊顶的小教堂”，虽然“叫小教堂（Chapel），却跟一般的教堂（Church）一样大”[25]。有了这些教堂的存在，在京欧美人士参加礼拜、做弥撒，或参与其他教会活动十分方便。

表3。4东交民巷及附近区域主要教堂表[26]

五、西式交通、通讯和西文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