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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极力维持的西式生活（第2页）

民国时期，在汽车还未普及、道路还未修整之前，北京欧美人士的出行工具主要是马和人力车。他们“骑马去跑马场，去西山，去颐和园，甚至在北京城内也骑马往来，比如去天坛或北堂”，“马匹成为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27]。欧美人士还可以选择到马车行租赁马车，马车行遍布城内，如东交民巷的骏利马车行、崇内大街的升昌马车行等，价格大约四五元一天。但是，大多数在京欧美侨民更喜欢自己购买和饲养马匹，除了用作代步工具，还可以骑马进行锻炼、郊游和娱乐。人力车是晚清民国时期北京人出行的重要方式。人力车价格低廉，包月20多元，每日约1元多，而拉散座车每小时2角钱或每里铜元2枚，碰到雨雪天气，车价随之增长[28]。许多欧美人士会采取包月的方式，专门雇佣一个人力车夫为其服务。比如，在艾达·普鲁伊特家，男管家“有一个已成年的儿子，他拉着一辆闪闪发光的人力包车，亚麻布的垫子平平整整，车灯擦得亮亮的。在一些正式场合艾达乘这辆车外出”[29]。

图3。320世纪20年代，卡拉瑟斯先生与马（D。W。Carruthers&Horse）[30]

摄影者：甘博

图3。41913年，顺利饭店（HotelDuNord）外，美国人雇用马车装运物品[31]

摄影者：FrankNieyer

大约1917年以后，北京街头的汽车才渐渐多起来，这可以从报纸上汽车及汽车行广告的增加、汽车行数量的增多上反映出来[32]。汽车行大多分布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周边的东四牌楼、王府井大街、西单等区域（见表3。5）。

表3。5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主要汽车行[33]

续表

欧美侨民租赁汽车十分方便。汽车租赁价格大约一天20多元，按小时计算的话，第一个小时3元，第二、三个小时2。5元，三个小时之后每小时2元[34]。也有一些在京欧美侨民自己购买汽车，1919年左右，一辆美国产的福特（Ford）牌汽车在北京市场上的价格大约为1900银元[35]。通济隆（Thos。p;Son）等旅行社也为在北京居住的欧美人士到西山、明十三陵、北戴河等北京周边地方游玩提供汽车服务。

中国过去并无汽车交通规则，北京汽车交规如“红灯停绿灯行”、汽车按马路交通指示牌行驶、汽车避让行人、不能酒后开车等都是先在东交民巷使馆区订立、实践，后施行于整个北京城区的。

由于洋人是近代交通规则的开创者，因此北京的洋市民总的说来是遵守交通规则的，但也有个别素质差的人酒后开车，惹出了事端，不得不赔钱了事。

1933年7月1日，一个法国人酒后开着一辆604号法国使馆号牌的小汽车上了王府井大街，结果在东安市场附近撞倒了一辆运煤的小推车。推车人叫赵全玉，当时正给东安市场送煤，被汽车撞倒在地后，面部、腿部受伤。不巧的是，手推车倒地时碰坏了警察白耆泽的自行车，他当时正骑着车巡逻。法国人见出了车祸，就赶紧下了车，白警察命令他查看被撞的赵全玉的情况。这名法国人把受伤的赵全玉搀扶到了汽车上，准备开回使馆。白警察也上了汽车打算一起去，没想到法国人突然抽出皮鞭连续抽打白警察，后者并未还手只是遮挡。围观的市民越来越多，法国人发了酒疯逢人就打。白警察抽空跑开给区署警局打电话报告，等他回来时发现法国人的呢帽、皮鞭都掉到了地上，白警察捡起这两样东西，和区署派来的警察一起把法国人带到了区警察局。车祸发生当天，“已有法国兵营武官来署道歉，次日后由本署通知法国使馆，并经派来韩德威参赞到署，将该法国人滋闹及肇事地点详查，一周允为报告法国公使处理，并将修理物件及医药等费按共计洋二十六元交由该国使馆，请其照数送署”[36]。此事发生后，北平市公安局下大力气整顿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段的交通秩序，“凡赴市场之车辆乘客下车后，汽车、车马暂准在王府井大街马路西道牙顺序停放，人力车则令停放附近巷内，马路上一律不准空车揽座、候座，并不准来往盘旋”[37]。

至于邮局、电报或电话服务，对居住在北京的欧美人士来说，也相对容易获取。德国、法国、俄国、日本等都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设立了本国的邮局。中国邮政总局设在东长安街，设在欧美人聚集区的支局有：崇文门内小报房胡同的第一支局，东交民巷台基厂的第二支局，东长安街的第十支局，煤渣胡同的第十六支局等。中国邮政收发的“去英国之邮件每逢星期二、三、六的下午九点封发，去欧洲他国及美国之邮件每逢二、三、六的下午四点半封发，逾时再有寄交此项邮件，即于晚九点续封一次”[38]。北京电报总局也设在东长安街，离欧美社区很近，便利了欧美侨民的发报收报需求。最后是电话服务，固定电话每月收费5到7元不等，北京境内通话每次1角，对于大部分在京欧美侨民来说，这点钱并不是负担。此外，东交民巷使馆区许多公使馆都设有自己的电话专线，美国使馆更是“建设了大型无线电站，据说可以与美国本土直接联络”[39]。

西文报纸是北京欧美侨民获取中外信息的最重要的来源，正如著名记者赵敏恒所说，“在华的外人，如英、法、俄、德、日，都靠本国人在天津、北平、上海、汉口等处所经营的报纸，以获得每日在华的新闻。不过也有少数的外人，因为本身事业的关系，请一个华人辅助阅读华文报纸。即或如此，他们对于重要的新闻，也还是常常阅读西文报纸，与华文互相核对”。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文字不是一种国际的文字”，而“外人在华专心学中文的，只有传教士或公使馆、领事馆的办事人等，至于大多数在华的外国商人，并不学习中文，一切新闻，专靠外国报纸”[40]。举例来说，欧美人士阅读的报纸主要有英国人办的《北华捷报》（NorthaDailyNews）、《京津泰晤士报》（Pekiimes），美国人办的《大陆报》（TheaPress）、《上海泰晤士报》（TheShanghaiTimes）和《密勒氏评论报》（TheaWeeklyReview），德国人办的《东亚劳埃德报》（OstasiatischeLloyd）等。此外，北京还长住着一些通讯社或报社记者，如英国路透社（ReutersLtd。）、美国联合通信社（AssociatedPressofAmerica）、华俄通信社（RostaNewsAgency）、美国《纽约时报》（imes）等。他们与本国及中国各地分社之间有密切的信息互通，这样外侨们就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各地的局势和新闻。

表3。61912—1937年在北京创办、发行的外文报刊表

也有一些英文或法文报纸是在北京创办发行的，创办者中不乏精通外语和新闻的中国人（见表3。6）。这些报纸定位的读者群是北京的欧美人士和通外文的中国精英人士，一些公使馆和管理使馆界事务公署也会在上面发通知和公告。但就报纸影响力和新闻的质量来看，还比不上前述的那几家创办于上海或天津的大牌外文报刊。以英文《北京导报》为例，1927年左右，该报纸已经由美国人收购，由美国人柯乐文（GroverClark）担任主编。虽然也有中国股东，但其性质是美国公司的资产，三位董事分别是：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ohuart），基督教青年会书记艾德敷（DwightWeEdwards），半教会性质的华北语文学校校长裴德士（W。B。Pettus）[41]。根据在该报短暂工作过、后来成为《纽约时报》驻京记者的哈雷特·阿班的观察，1927年，英文《北京导报》的发行量只有1200份，而且，“报纸的内页主要是重印美国报纸的内容，而这些美国报纸运到中国时，已经晚了一个月了。头版一般是美联社的电讯，要不就是其他带有半宣传性质的通讯社的免费电讯（这些通讯社往往是由中国、日本或苏联的各种组织资助的）”，“除了美国出版物上剪来的内容，几乎没有社论”，“本地新闻也极少，因为报纸没有记者”[42]。相对来说，当时著名的《字林西报》（NorthaDailyNews）就比较成功，不仅在北京等地派驻了记者，还有时政新闻和社论。据调查，1933年，《字林西报》的销量达9000余份[43]。《字林西报》的前身就是《北华捷报》。1864年，英国人奚安门（HenryShearman）把《北华捷报》的副刊《航运与商业日报》改名为《字林西报》，不仅扩大其新闻业务范围，而且还独立发行。《北华捷报》反而成了《字林西报》的附属周刊。该报纸的主要读者是欧美各国在中国的外交官、传教士、商人和普通侨民，它在北京很受欧美人士的欢迎。现在看这些外文报纸，它们对中国问题的报道还是比较真实的。

关于北京的英文报刊，值得一提的还有新西兰出生的英国记者贝特兰和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ParksSnow）等人创办的《民主》。根据贝特兰回忆，20世纪30年代，“斯诺发现伦敦《每日先驱报》对他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系列报道兴趣不是很大。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可以登几篇采访记，而我们需要的是一家能够突出报道我们所看到的实际问题的刊物。于是我们决定创办我们自己的刊物，教友派基金会给了一张一千美元的支票，用以支持任何‘体现基督教教义’的刊物。这当然解决了我们的问题。我们这个新刊物取名为《民主》——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这是一个有危险的革命的名称。它以英文在北京出版。但是从一开始，它就立即被译成中文，并且广为流传。在这个刊物上，我们得以发表一些材料，这些材料就是我谈西安事变的《中国的危机》一书的主要内容。主编《民主》的人是一个突然出现在北平的英国青年约翰·利宁。他是剑桥出身的，曾经是剑桥拳击选手，得过冠军，很可以把自己看作既是学者，又是社会主义者。他在中国有过一段短短的革命经历，后来同一个传教士的女儿结了婚，并且成了一所时髦的英格兰寄宿学校深受爱戴的教师”[44]。

六、现代医疗卫生设施

民国时期，欧美教会及欧美人士对北京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们本身也是北京医疗卫生近代化的直接受益者。

北京的欧美医院，如妇婴医院、同仁医院、法国医院、德国医院等，多为教会所创办，开设有妇科、产科、儿科、外科、眼科、耳鼻喉科等，基本上可以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而其分布地点与欧美侨民的主要生活区域是重合的，即东交民巷使馆区及其附近区域（见表3。7），外国人就医十分方便。这些医院虽然不全是为欧美侨民服务，中国人也可以去看病，但医院大多有外国人咨询或门诊的专属时间。医院的收费，就单人病房而言，靠近使馆区的欧美医院比远一些的医院或中国医院普遍要高。

表3。7民国时期北京主要外国医院表[45]

续表

除了医院，一些新教教会和天主教教会还设有药房诊所（Dispensarywork），可以为外国侨民提供服务，同时也为中国人提供医药服务。还有一些个体欧美医生、私人诊所和药房散布在欧美社区内，如住在金鱼胡同的孔医士（Dr。J。G。ack），住在西观音寺的美国女医士连思立（Dr。EthelLeonart）[46]，崇文门内大街的华安药房（AmeriDrugStore）、利华药房（LegationPharmacy），北京饭店内的新大药房（Pharmaouvelle）等。此外，欧美侨民还可以雇佣私人护士为其服务（虽然此时护士人数总体来说并不多），这些欧美私人护士多数住在使馆区以东的顶银胡同和贡院西街[47]。

民国时期，在医疗卫生方面，北京的欧美侨民明显有别于多数本地居民，不仅表现在他们能够享受比较先进、舒适的医疗设施服务，更表现在他们总的来说具有比中国人强得多的现代卫生观念和卫生习惯。比如，葛乐士家有一些“严肃的实际卫生规定”：坚决禁止从中国人那儿买糖果，因为“天气热的时候，会招来苍蝇，冬天的时候，街道上都是灰尘”；不允许葛乐士没有父母陪伴，就去东安市场，因为那儿拥挤不堪，人们随意地咳嗽和吐痰；等等[48]。又如，当得知乔治·凯特要住没有经过现代加工改造、没有卫生设施的中国房屋时，认识他的人都为他的健康感到担忧[49]。

让我们再来看看意大利外交官华蕾在其书《含笑的外交官》（LaughingDiplomat）中记述的在北京经历的有关卫生的几件事。

1。1913年1月6日，是华蕾一家刚到北京不久的日子。华蕾的妻子贝蒂娜（Bettina）到中国市场购物，结果只带回来两个日本盘子和一个篮子。她惊恐地说，她看见“有一个麻风病患者依靠在卖肉摊挂出的牛肉旁边”，因此，“她决定在中国期间，只吃素食”。华蕾与妻子开玩笑，叫她最好不要去菜市场了，要不然她就真没什么可以吃的了。[50]

2。1913年10月17日，华蕾的第二个孩子要出生了，一整天，使馆卫队水兵们（医生害怕感染，不允许中国人靠近）在房子里忙上忙下，用刷涂料的刷子清洗房间地板，熏蒸房间以消毒，拆下蚊帐，清洗“手术台”等。[51]

3。华蕾说：“唯一能在北京的沙尘里活得很好的是我们母亲，她85岁的时候经西伯利亚来北京看我。我的母亲属于不太关注卫生的那一代人，但是她有大量的时间去开发体内的抗毒素。她会试吃市场不同货摊的中国食物，那些都是我们不敢接触的。她说，那些中国食物很好吃。我的母亲到达北京不久，天花开始流行。我们使馆的医生给我们都打了疫苗。他问我，他是否应该给我的母亲也打一针。我说，‘问我也没用，你得自己去问问她怎么想’。医生走向我的母亲，带着迷人的微笑问她：‘您上次打疫苗是什么时候呢？’我母亲回答：‘84年前。’医生最终什么也没做。”[52]

从这些生活细节可以看出，在日常生活中，与普遍的中国人不同，与其母亲那一代也不同，华蕾一家已经有意识地关注食物的清洁、手术前的消毒、瘟疫的防治等方面的卫生，并积极地践行。

七、旅游避暑度假

民国时候的北京，春暖花开的时候，“草木向荣，中外仕女，多有往郊外踏青者”[53]，西山一带，游人更盛。到了夏季，暑热难耐，为了躲避高温，北京欧美侨民常常到西山、北戴河、山海关等地旅游，兼带避暑度假。

西山一带是清末民初在京欧美人士开辟的第一个踏青、避暑度假的好去处，也是“一代又一代的在京外国居民必到之处”[54]。1918年以前，欧美人士多骑马或乘马车前往，费时费力。到了1918年7月，从北京城区经卢沟桥到西山各处景点的大马路竣工，可通行汽车及马车。自此，从使馆区开车到西山的第一个村庄只要一小时十五分钟[55]，大大方便了外国人到西山游玩或住宿。此外，要去西山还可以从西直门坐火车到门头沟，每天上午有两趟车，大概一个小时可以到[56]。

欧美人士在西山，尤其是“八大处”，常常租赁寺庙房屋而居。在《京报》等英文报纸上，夏季经常可以看到出租“西山小屋”之类的广告。西山附近也有西式风格的旅店，为游客提供住宿。有一部分欧美人士则长期租赁西山上的房屋，尽管他们可能每年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待在那里。为了居住方便，他们还自费对房屋设施做一些现代化的改造。在英美烟草公司（British-Ameripany）工作的托马斯（Tomas），就为他在八大处附近小寺庙租赁的房屋增建了浴室[57]。总体来说，外国人在西山过着物质条件相对简陋但是清静的生活，他们谈诗、学中文，乐于享受西山的美景和宁静。当然，有邮差帮助他们“与城内保持日常联系”[58]。

曾担任驻京英国公使馆随员的密福特（AlgerramFreeman-Mitford）曾在写给家人的信中生动详细地描述了他在西山碧云寺的避暑生活：“我们的住处包括寺庙一边的几个小房子。我们在露天的亭子里进餐，亭子的四周环绕着池塘和假山，还有一丛一丛的蕨类和苔藓，高大的树木为它们遮住了阳光。冰冷的泉水从岩缝流入池塘，我们把啤酒放在水里冷藏到完美的温度。我们刚到的时候，泉水被改道了，池塘干涸，但是我们召集了几个苦力，很快就把它恢复正常。来这里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下雨，我们就无法洗澡，你能想象当时我们的感受吗！这个季节，这么炎热的夜晚，早上起来洗个澡十分必要。僧侣几乎没有说什么，当一场倾盆大雨拍打山峦，我们放下心来。第二天早晨，我们发现，我们可以享受最甘甜的自然之浴。我们在这儿的生活非常简单，也非常、非常无趣。我们只有两个人，我和索兰（Saurin）。我们天亮之后起床，有时早些，有时晚些，八点吃早餐，下午三点吃晚餐。晚餐之后，我们会骑骑马，或者爬爬山，八九点的时候回来喝茶。之后的一个小时，我们坐着吸我们的方头雪茄，边聊家乡边看萤火虫，根据中国的传说，萤火虫被孔子及其弟子们用来当灯使用。俄国公使馆也在西山租赁了一座寺庙，骑马大约一个半小时可以到，与他们的互访成为打破我们在这儿生活的单调的唯一一件事。我的中文老师也在这儿，早餐到晚餐之间的时候，我跟他学汉语。余下的时间，我随身携带着我的功课。我把它们写在纸扇上，这是一种重要的时时提醒我学习的妙计。我们不堪蚊虫困扰，其中有一种叫作沙蝇（Sand-fly）的小虫最毒，黄色、比蠓还小，幸好它不像绿头苍蝇那么大，否则我真要觉得被它咬一口就会致命了。蝎子也很多，我们有人被蜇过。某天晚上，我们听到有人大声哀嚎哭泣，好像整个世界就是爱尔兰的守灵仪式。第二天早晨，我们的仆人告诉我们说，帮厨的手被蝎子蜇到了，在一个小时内就死了，但是后来他又活过来，并好转了。”[59]

图3。520世纪20年代，一些欧美人士在西山八大处（上图）和卧佛寺（下图）的合影[60]

摄影者：甘博

驻京英国公使朱尔典也在八大处租赁寺庙的房屋，而意大利外交官华蕾的住处则更远一些，但据华蕾的回忆，他们常常在石头路上相遇。有一次，朱尔典指给华蕾看刻在溪水之下一块光滑的圆石头上的诗。这首诗让华蕾想起了济慈（Keats）的一句诗——我的名字写在水里，他和朱尔典讨论说，雪莱还是谁在济慈死后，在这句诗的后面加了一句，每一滴水都是眼泪。[61]而在他们之前，美国的著名传教士，曾负责京师同文馆并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丁韪良（WilliamAlexanderParsonsMartin）就已将西山一块石碑上乾隆的诗翻译成英文，译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