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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洋市民眼中的北京城与老北京眼中的洋市民（第1页）

第三节洋市民眼中的北京城与老北京眼中的洋市民

1900年以前，在驻京英国公使馆任职的密福特（AlgerramFreeman-Mitford）写信给英国的亲戚，记述了这样两件趣事。“我们的年龄总是使中国人感到疑惑。只有达到40岁，中国人才会开始留胡子，所以他们看见留胡子的欧洲人，都认为这些人至少40岁。独眼镜最让中国人震惊。他们十分熟悉双眼眼镜，他们会戴过分大的眼镜以示炫耀。但独眼镜确实新奇，常常引中国人发笑。”[109]在中外人士接触的早期，因为外貌、风俗及生活习惯的不同，双方难免都以对方为奇异，从而引发惊奇、害怕、嘲笑、蔑视、敌意等情绪。

20世纪的头30年，总的说来，北京的欧美人和中国人之间的认知，无论从欧美人的角度还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都随时间的推进与个人经历的差异而不同。在这些千差万别的认知中，还是有一些普遍的认知。而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和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晚清民国时期中外人士彼此之间的一些基本认知。

一、北京中外人士对使馆区的不同解读

对于外国人在中国的首都划定了使馆区且不接受中国政府的管辖，民国时期乃至今天，很多不了解国际法或愤恨外国侵略的北京人都认为这是国家耻辱。丁鹤在《中国外事警察概要》一书中写到，“今外国在华设有使馆界，实属破天荒未有之奇闻”[110]；周鲠生做演讲时，说使馆区是“中国首都的土地，变为一个国际共管的区域。其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和国家荣誉真非浅鲜”[111]；《认识周报》的一篇文章语气更加强烈，谴责“北平使馆界是中国国耻的产物，是国际间畸形的组织”[112]。

也有一些了解国际法和外交常识的北京人，能够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使馆区。但对于国都南迁以后北京使馆区的裁撤和消亡，很多北京居民是充满期盼的。“使馆界虽为各国所无，当其设立之始，确有此必要，以清廷之昏庸暴戾，两次以兵临外使，自违国际公法，虽特创此制以辱之，谁曰不宜。但庚子以后，清廷亦渐知国际礼貌，辛亥鼎革以还，执政权者非复满人，彼此彬彬有礼，又何劳夫枕戈裹甲，且驻守军队，综计不过数千人，即有非常，何能济事。况国民政府首都设在南京，各使馆已有在南京先设办事处准备南迁者，形势变更，更愈归无用，与其由事实而渐归消灭，窃愿各国为友谊放弃也”[113]。

而在北京外交使团和欧美人士看来，建立使馆区、驻兵和自主管理却是保全在京外国人性命与安全的唯一办法，因为1900年义和团的突然袭击和残暴行为让他们心有余悸。使馆区重建时，为了杜绝再次出现面对暴力而无力还击的状况，修筑防御工事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正如罗素访华后的感慨：“义和团运动是为数不多的西方人都知晓的在中国发生的事件之一。义和团的劫掠中我们展现了我们优良的品德，但之后，我们索取了大量的赔偿，并将北京的使馆区变成一个武装了的城。”[114]1904年10月23日，赫德在写给金登干的信中也特地提到，“在1900年围困使馆区事件后，德国人立即把他们的那一头（东头，靠近哈德门）安排妥当，用一条地道把地面和他们的营房连接起来，并建起一座坚固的碉堡。另一头（西头，靠近前门）是美国人的使馆，直到目前还是个危险地段。未采取防御措施防止它万一被中国军队占领，从那里可以扫射整个使馆区，现在美国人正在修建一条类似的地道和一座类似的碉堡。这一行动并不为时过早，但它迟迟到现在才行动起来使这一步骤特别显眼，可能会激怒中国人，并且还会引起揣测以为可能会发生危险和延长占领。英国人未建营房，官兵们尽量利用中国式建筑物，现在他们也忙着在盖营房，这看来像是在继续采取预防措施”[115]。

到了20世纪20年代，“出于对1900年义和团进攻的记忆”[116]，再加上中国局势动**、军阀冲突频繁，各国对使馆区的防御和外国人的保护措施有增无减。罗素1922年指出，“直到今天，我们还是用高墙将使馆区围起来，里面驻扎着欧美和日本的军队，并且还环绕着中国人不许动用的大片空地。外交团掌握了使馆区内的管理权，中国政府对使馆区内的人无能为力。……在使馆区神圣的管辖范围之内，美国人设立了一个大型的无线电站，据说因此可以与美国本土直接联系”[117]。而吴昆吾认为，东交民巷使馆区被称为“保卫界”，是因为“每值北京政权更迭，恐有变乱之际，外兵警备，常越崇文门大街而东，北至东长安街之北”[118]。至于散布城内的外国侨民，各国使馆都要求一旦情况紧急或得到预设的信号，他们必须躲进使馆区里。此外，美国使馆的海军陆战队“有一支所谓的敢死队，约40人，每人配一匹健硕的蒙古马。他们的任务是，一旦发生暴力排外的情况，就飞骑前往散布全市各处的美国家庭，将陷入险境的同胞带回使馆区”[119]。驻京美国公使马慕瑞在1925—1928年拍摄的一些影像，也多次出现了美国使馆卫队在美国公使馆附近和城墙上演习、大约20多名骑兵一起出动等画面[120]。

对外国人的保护和支援还延伸到了天津、秦皇岛等周边地区。美国《纽约时报》驻京记者哈雷特·阿班记录，“到1928年年初，布防于北京、天津、秦皇岛的外国军队人数已达一万二千人，其中包括美、英、法、意的陆军及海军陆战队”，美国“在北京有一支600人的海军陆战队特遣队，专职守卫美国使馆”，但“由于形势严峻，（天津）巴特勒将军日夜升火，以防飞机、卡车及坦克的燃油冻结。部队几乎每日举行演习和调动，准备随时扑向北京做救援。将军对我说，接到使馆警报后，十四分钟内，就可以组织起一支一千六百人的救援部队上路，开往古老的首都。京津两市之间的公路在陆战队工兵监督下，早已修整妥帖。简陋的桥梁经加固后，可以承受坦克的重量。所有飞机都日夜备战，接到命令后，五分钟即可升空”[121]。

在澳大利亚女记者玛丽·冈特的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我看见一个穿着洋装的中国人，被保守的士兵阻止上到城墙上。他看起来很惊讶，因为他是和他的欧洲朋友们一起来的，认为这个规定不适用于他。但是士兵很严格，他收到的命令是禁止任何中国人上这段城墙，除非有特别的允许，他有职责把想要进入的中国人全都请出去。”玛丽·冈特评论说：“这看起来很残酷且带来了不必要的侮辱，但是在中央坡道上，美国人将城墙侧面的砖头拆除，以设置障碍，保卫他们自己免受恐怖死亡的袭击。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不仅把‘永志不忘’（LestWeFet）写在墙上，还写在他们的行动里。”[122]

不仅北京外交使团、各国公使馆和使馆卫队“永志不忘”，北京的普通外国侨民也对义和团念念不忘，对义和团可能再现的恐惧时时萦绕心头。每当中国局势有所变化或有反对外国人的迹象时，外国人社区便谣言四起。

1903年4月18日，赫德写信给金登干说，“这里流传着各式各样的谣言，‘义和团真的又要来了’‘俄国和日本肯定要打起来’‘朝廷的微笑是伪装’，等等”[123]。1905年10月8号，赫德在信中又写到，“我们又处在危险的边缘，下星期五将看到我们被消灭掉！我并不认为那谣言可靠，但它发生在炸弹事件之后，这就使一些人惊恐，并使大家都紧张起来。传说那些愚蠢的军事演习根本或接近根本的原因是他们要把我们赶走。在这些演习中，六万名训练得很差的新兵耗费掉了价值一百万两银子的火药（人们说是实弹演习）。在招募这么一大群人之后，很可能接着来一阵军事狂热。头头们可能冲昏头脑，干出一些，蛮横残暴的事——在概念上的愚蠢和目标上的残忍同样令人不能容忍！我属于比较乐观的一派，但我不能对这国家随时都可能发生事情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我们这里有两三千人，因此情况要比1900年时好些，但试图再来一次围困，将意味着动用一切可用的武装部队的联合力量，我认为我们会坚持不住，而且在冬天的气候中过艰苦生活将是可怕的”[124]。哈雷特·阿班对此也有记录，“从新闻视角看，北京在冬末至1928年初春这段时间里，还算无事。即便如此，外国侨民仍常常接获警报，间或会造成**不安。坊间谣言纷纷扬扬，预测夏天将要发生的种种灾祸”[125]。

而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外国人的疑惧之心太重。1925年，《国闻周报》的一篇文章抱怨到，“自庚子之役，拳匪之乱以后，义和团之名词，已成为灭绝理性、蛮动残杀之一切行动之泛称。今年以来，外人动辄以义和团之‘美名’，加诸我国国民之一切团体运动者”[126]。

针对欧美人士在北京是否安全的问题，玛丽·冈特采访并记录了一些在京外国侨民的看法。

一个经历过义和团运动的外国人很确定地说，北京比伦敦还安全，因为中国人已经付出了代价，他们不会忘记。但是另一个外国人则不这样看，“就像生活在火山口”，他说，“不，我永远不会忘记义和团，这件事像用红铁烙印在我的心里。会再来一次吗？当然他们会再来一次。他们是温顺的民族，我同意你说的，但是，当他们被激发起来的时候他们就是十足的魔鬼。他们很冲动，你知道的，是‘远东的法国人’，当他们放纵他们自己的时候……我会不会让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独自留在北京的胡同里？我会吗？麻烦来的时候他们如何逃跑？”

“一个债务委员会意味着又一场‘反对外国人’运动的爆发，而我们差点儿又有个债务委员会了”，还有个男人深思熟虑地说，“如果有要消灭我们的迹象，我会在我的左轮手枪里留一个子弹给我自己”。

有一个男人看着自己年轻漂亮的妻子用力地发誓，“无论什么原因，我绝不会让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独自住在我们使馆区外的房子里，就算一晚也不行。如果发生了什么——这很可能——”男人停下不说了。

“你会害怕吗？”我问一个住在北京城里但离使馆区比较远的地方的男人。他奇怪地看着我，好像要说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但他又改变了主意。“当我想到这件事的时候也许我会害怕”，他说，“但是你看，我不会去想这件事”[127]。

最后，玛丽·冈特总结，“面对谦恭（Courteous）而卑顺（Subservient）的中国人，很难想象他们会加害外国人，但是就像赫德说的那样，‘任何时候中国发生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128]。谢福芸（DorotheaHosie）也说，“虽然外国人知道义和团只是一阵疯狂（Madness），但是，他们认为采取措施以防止义和团再现是更明智的办法”[129]。

以上这些观点，或许可以作为义和团运动之后在京外国人对于北京是否安全的一般性看法。虽然大多数人的实际经历证明，“在北京比在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大城市安全”[130]，“一个不会说中国话、戴着珠宝的妇女，无论步行还是随意坐上一辆人力车，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可以独自去北京的任何角落，不用担心被骚扰，更不用说有危险了”[131]，但义和团运动是北京欧美人士一直挥之不去的阴影，平时隐藏在心底深处可能察觉不到，而一有风吹草动，恐惧便弥漫开来。而当时北京间歇性动**的局势经常让洋市民们草木皆兵。

二、从嘲笑、畏惧、憎恨到习惯、友善、利用：多数北京人眼中的欧美人

1860年之后，在北京长期居住的欧美传教士和外交人员逐渐增多，到1937年日本人占领北京，总体来说，中国人对欧美人士的态度和看法大概经历了从嘲笑、畏惧到憎恨、利用的过程。

1900年之前，“中国人本来乃富于自尊心之国民，以本国为中华，外国为夷狄之思想至今仍未消除。……于是，由于欧美人发肤颜色不同，语言亦有很大不同，故对欧美人产生一种嘲笑之感情”。同时，因为欧美人士在北京的人数还不多，欧美人的外貌于中国人来说比较陌生或怪异。因此，看见欧美人时，中国人常常会做出躲避、辱骂甚至突然袭击的动作。例如，有的“妇女儿童见到外国人，立即奔跑，藏于门内。在街上遇见时，立即躲避道旁，父母或兄姐经常将子弟藏于袖下”[132]。密福特在1865年给其家人的信中说，他和他的朋友索兰（Saurin）及其他英国人在北京附近游玩的时候，“当索兰骑马经过一辆中国人的马车时，坐在里面的人出其不意地用黄铜管敲击索兰的胸部”，虽然后来中国人被其同伴拉开了，密福特仍认为这是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侮辱[133]。另一个英国人吉尔乐（VaineChirol）也说，“在1895年，只有从统治阶级阴沉冷漠和偶尔出现的街上顽童的嘲笑，我们才能察觉到一些由外国人出现在中国首都所引起的反感怨恨。只有商店老板，尤其是古董商才会热情地问候”，去西山和明陵、长城游玩的时候，“到处我都能感到中国人斜视的眼神和表情所透露出的饱含压抑的敌意和蔑视，对于他们来说，所有的白人都是外来的野蛮人和洋鬼子”[134]。

“洋鬼子”或“鬼子”是北京人对来华欧美人士的通用称呼，间或也有人将他们简称为“毛子”，“中国教民和其他为外国人工作的中国人则被称为‘二毛子’，那些买、卖和使用外国商品的人甚至被称为‘三毛子’”[135]。曾担任荷兰公使的欧登科回忆，他1894年左右刚到北京的时候，“走在路上，是众人兴趣的焦点，经常被叫作来自大洋彼岸的‘洋鬼子’”，有的小孩对他显示出更大的兴趣，“无论手上抓着什么东西，都用来扔”他，欧登科颇为乐观地将之称为“热忱的欢迎”[136]。一位总理衙门高官曾允许英国公使到其府邸拜访，为了显示友好，高官想将自己的孩子介绍给英国公使认识，可是小孩子看到这个外国人时，“完全的绝望”立刻写在脸上，哭着边跑边喊“鬼子来啦，鬼子来啦！”[137]密福特也说，“我们向总理衙门投诉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我们在街上被中国的乌合之众侮辱。他们骚扰我们的方式是在我们背后叫‘鬼子’，然后假装他什么也没做”[138]。对于外国人来说，被叫“洋鬼子”是什么感受呢？欧登科这样说道：“诚然，中国人开始看到外国人时，会觉得奇怪，白皮肤和蓝眼睛的外国人看起来像鬼，他们高高的鼻子像漫画里的夸张画法，他们的络腮胡须也奇形怪状，而他们头发的颜色（有时候是亮红色）与中国人所描绘的越吓人越好的鬼的头发颜色一致。所以，外国人应当体谅中国人之所以会将外国人叫成‘鬼子’。虽然这样，对于一心想要展现自己友好的感情的外国人，在每个街角碰到的都是排斥和敌意，而大街小巷的小孩子见到他都急冲冲地跑回家或安全的地方，将胖乎乎、脏兮兮的小脸埋在母亲的大腿上以躲避他这个陌生的‘洋鬼子’的注视，他的感觉不会愉快。”[139]

1900年之后，北京人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庚子事件后，外国人在北京随处可见，畏惧之情略有减少，但八国联军入城当时至今，因蒙受士兵及其下流外国人危害者不少，故有厌恶外国人之感情增多之一面，但近来朝廷在形式上对外国使臣等以厚礼相待，皇太后亦每年在宫中召见外国使臣夫人等数次，故中国官商同外国人之私交亦较从前亲密。然深究其内心，亦有不少人由于八国联军时之经验，心中所想者乃于平时进行交谊，以免他日再生事端，外国军队再临北京时免受伤害。尽管并非如此，但清国人在任何情况下均想利用外国人，故朝廷方针若有变化，减少同外国交往，官员必将效仿；若朝廷由于政治原因对同一国之交感到不快，则必立即影响私交。毕竟交际时为自我利益为目的。利益问题实为决定百般事务之标准”[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