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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东交民巷使馆区与北京市政现代化（第1页）

第二节东交民巷使馆区与北京市政现代化

曾任荷兰公使的欧登科在其回忆录中对比了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北京。

1894年的北京有“看起来没有尽头的又宽又直的大道，道路两旁是平房。绿树偶尔从房顶上探出来，往远处眺望，可以看见柔和的蓝色天际线。大道中间的部分高于两边，但最多只能两辆二轮车在尘土飞扬中并排通过。大道两边的部分大约比中间低两英尺，布满了又脏又臭的死水洼或烂泥坑。在大道与路旁的房屋之间，仅留有狭窄的人行道，而映入眼帘的是林林总总的货摊、搭建的棚子或吃饭喝茶用的长桌子，垃圾在这儿堆积，各色吃食也在这儿贩卖。也是在这儿，说书人对着嘴巴微张、听得入迷的人讲关于爱和忠心、勇气与神秘的故事……在这儿，人们仿佛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找不到一丝欧洲的痕迹”。

而1938年的北平则“完全变了样子，街道变化太大以致于很难想象它们44年前的样子。……所有的商店都进行了现代化改造，装上了大大的玻璃窗子，房子也重建成西式或半西式风格。道路被修整得很平坦，也铺上了碎石。死水洼不见了，货摊和帐篷遵守严格的规章被清除了。穿着西式制服的警察指挥着交通，驴车也被汗水淋漓的车夫所拉的人力车、小马车和成千上万的汽车取代”[53]。

图6。41900年左右的崇文门大街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东交民巷使馆区刚刚建起来的时候，很多老北京人觉得它很突兀，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份“突兀”感逐渐消失，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人们“习惯成自然”，而是因为北京其他城区的市政设施也日趋现代化，东交民巷也就和整个城市“融为一体”了。

一、“破”和“立”

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丑条约》的签订，对于东交民巷使馆区和北京市政建设来说，都是一个转折的时刻。

义和团的暴力行为使东交民巷的建筑和设施遭到破坏。为了让类似事件不再发生，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赋予了列强在使馆区驻兵和自主管理的权力。重建之后的东交民巷使馆区“有自己的警察力量，有自己的电灯设施。道路铺设得很好，为了纪念那些在庚子事件中曾经用生命保卫使馆和外国人的人，有的街道以他们的名字命名，比如拉布鲁斯路（RueLabrousse）。警察们执行巡逻任务，有时也充当消防兵。使馆区的重建大多用的是庚子赔款，因此，使馆区被建造得又干净又有秩序。最终，外交官们在北京的生活方式无异于他们本国的文明”[54]。

《北平市政与使馆区》（PeipingMunicipalityaicQuarter）的作者杜肯（RobertMooreDun）指出，“正是在这清朝皇室外逃而外国军队占领北京的时候，北京市政机构和体制的建设迈出了最初的、实验性的几步”[55]。占领北京后不久，列强便将北京划分成几个区，每个区由一个国家负责管理和警卫。一些官员、士绅和商人与列强合作，先后在各管区内设立了安民公所等机构，以维持公共秩序。列强军队撤出北京后，北京的治安管理权重回清政府手中，遂解散安民公所而成立善后协巡总局。善后协巡总局是“第一个负责首都市政管理事物的政府机构”[56]，建立的目的“原本是要‘仿照各国巡捕章程’经办的，但在实际上，协巡局的办理并未能有效地吸收、消化外国警察制度的精粹，而往往机械地搬用某些名称和设施，其结果也只能事与愿违，无法兑现”[57]。因此，1902年，清政府裁撤了善后协巡总局，改而筹办内城工巡局，其下设事务处、巡查处、守卫处、待质所、军装库、图表处、文案处、发审处、支应处、马号、司狱科、消防队、巡捕队等机构[58]。1905年，循内城机制，外城亦设工巡局。不久，内、外城工巡局合并，称为内外城巡警总厅，管理内外城一切警务。1909年，又分段设立巡警派出所，内外城共设立派出所300多处。内外城巡警总厅隶属于民政部，“由于北京警察接管了前市行政管理机构的许多责任，它的职责范围要比西方警察广泛得多。北京警察负责人口普查、公共工程、消防、救济贫困、公众健康、公共卫生及社会治安等”[59]。

民国建立后，内务部取代了民政部，内外城巡警总厅亦更名为京师警察厅。1914年6月，京都市政公所成立。“市政公所负责城市的总体规划和基础设施，如道路和沟渠的建造和维修。京师警察厅集中负责维持秩序、征收捐税、人口调查、消防和商业管理。”[60]北京市政管理大体走上了现代化的轨道。

晚清民国时期，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建立及其独立于北京市政管理之外和北京市政的现代化看起来是主题相悖的历史事实，但实际上，这两项历史事实却同为一个历史事件产生的结果。

二、使馆区的示范作用

晚清民国时期，东交民巷使馆区可谓是西方现代市政建设的“样板”，使馆区蕴含的欧美先进的城市规划理念和市政建设科技，在北京城市改造的过程中激发了中国人的想象力，为北京市政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示范和借鉴。

这种示范作用在道路修建和维护方面表现得最明显，因为“在道路维护领域，中国市政官员可以学习使馆区的做法而不必考虑可能会违背中国的政治体制。比如，在财务管理问题上，无论管理使馆界事务公署的工作进行得多么有效，也很少或几乎不能给中国的市政官员留下印象，因为并不存在可比较或借鉴的实践基础。但在道路维护问题上，所有的记录都清晰明了，让人很难忽视。中国城市的道路条件越是接近使馆区，我们越能说，在市政管理的最重要的领域之一，使馆区的存在给整个社区带来了好处”[61]。

在道路重修以前，北京的道路除了少量石板路和碎石路，大多为土路，人们形象地将其描述为“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与中国城市中柏油道路相对较少不同，使馆区的道路条件是优越的，使馆区内总共9公里的道路几乎都铺设良好。使馆区几乎也可以声称，它是北平范围内连人行道也铺设良好的唯一地方（王府井大街的人行道亦整修得很好）。从建筑上说，使馆区截然不同于其周围环境，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使馆区的道路条件在任何天气情况下都要比北京城的其他部分要好得多”[62]。在使馆区的示范作用下，1920年和1928年，北京市政当局先后将西长安街和王府井大街修成了柏油大马路。到1929年，北京共修筑了96。7公里长的碎石路和8。27公里长的柏油路[63]。虽然这些新修的道路多集中在使馆区附近、繁华地段或富人居住区，但从整体上来说，北京的道路条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在这一过程中，使馆区也力所能及地给北京市政当局提供了技术援助，比如，北京工务局可以向管理使馆界事务公署租用蒸汽压路机[64]。

图6。5泥泞的遂安伯胡同[65]

摄影者：甘博

图6。6北京街头的清洁工[66]

摄影者：甘博

在道路交通管理方面，相较于使馆区的井然有序，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北京城内“交通仍不受控制，小汽车甚至自行车的行车规则没有被充分地理解，行人伤亡不计其数”[67]。后来，北京市政当局也照着使馆区的样子，制定了各种道路规章，在十字路口安排警察指挥交通，禁止没有橡胶车轮的车辆在马路上通行等。

在下水道建设和管理方面，使馆区在整个北京城也居于领先地位。由于使馆区内外的下水道相连，北京（北平）市工务局与管理使馆界事务公署经常就下水道修整问题进行互动与合作。比如，1935年2月19日，北平市工务局去函管理使馆界事务公署，“查本市御河南段暗沟，自御河桥至南水关一段，为内城各水道之尾闾，关系至为重要。现查全市水道之整理，本局正在筹划进行，拟于施测菖蒲河之先，将该段暗沟之修整情形，以及原计划之断面坡度等，详细调查……惟该段暗沟，系在贵署管界以内，本局拟即派员前往勘查，请由贵署约定日期，并派员帮同办理”。同一天，管理使馆界事务公署就回复，“兹定于本月二十一日（礼拜四）上午九时在本署会见，即希于是日派员前来本署，以便派员帮同办理”。[68]

晚清民国时期，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各国建筑，对北京建筑风貌的转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馆区的西式建筑群建成之后，虽然也有欧美人士说，“作为一个艺术家，我不能原谅我的白种人同胞把北京使馆区修整得如此丑陋和平庸。相对于北京的古老，他们的现代性如此面目可憎，虽然古老不得不让位给现代性。北京的大多数房屋，即使是最小最贫穷的屋子，也有些许线条和颜色的优美，但几乎每一栋使馆区的欧式建筑，都显得庸俗”[69]，但当时崇新崇洋已经成了风尚，北京城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凡公私营建，皆崇尚洋式”，兴建了一批西式建筑，如1910年修建的大理院，为欧洲文艺复兴式建筑，是清末官府修建西式建筑的开始。此后财政部大楼、国会会场、前门邮局等西式建筑也陆续建成。张复合在《北京近代建筑史》一书中考察了北京近代建筑的历史源流，东交民巷使馆区建筑群开启的“洋风”在20世纪10年代影响最大，这种影响至少持续到了1937年（见图6。7）。

图6。7北京近代建筑历史源流图[70]

在城市规划方面，北京市政当局也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使馆区的模式。1914年，京都市政公所考虑到“旧日都市沿袭既久，阛圚骈繁，多历年所。而欲开辟市区，以为全市模范。改作匪易，整理亦难。则惟有选择相当之地，以资展拓。使马路错综、若何修筑市房、建造若何规定以及市肆品物、公共卫生，无不力求完备，垂示模型。俾市民观感，仿是程式，渐次推行，不数年间，得使首都气象有整齐划一之观，市闼规模具振刷日新之象，亦觇国之要务，岂仅昭美观瞻已也”，因此，决定兴建香厂新市区，“南抵先农坛，北至虎坊桥大街，西达虎坊路，东尽留学路。区为十四路，经纬纵横，各建马路，络绎兴修，以利交通。其区内旧有街道，尚未整理者，则分年赓续行之。路旁基地，编列号次，招商租领。凡有建筑，规定年限，限制程式，以示美观”[71]。从“新辟香厂街市图”（见图6。8）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两条主干道的交口设置了街心圆环，街区的南部紧靠着城南公园。兴修和整理了沟渠等排水设施，安装了新式交通警察岗亭和路灯，路面铺设沥青，人行道水泥砖墁地，引进德国洋槐作为道路两侧的行道树。香厂新市区的规划或多或少能够看到使馆区规划布局的影子。

图6。8新辟香厂街市图[72]

以公园等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划和建设，使馆区也走在前面。晚清民国时期，使馆区的西南部、靠近前门的一段城墙，一直由美国使馆控制并将之修整，作为外国人散步或锻炼。在北京出生并长大的美国人葛乐士回忆，“城墙上建成了一个公园，有长凳还有一簇簇的花”[73]，但是中国人禁止入内，除非是“带着外国小孩的中国‘阿妈’”[74]。立德夫人（Mrs。ArchibaldLittle）说，这段城墙“不仅仅提供了深远的、大部分都是美丽的视野，而且避免了墙下街道上的种种不愉快。因此各国公使馆的人员都乐于登墙散步了——当然了，有许多国家的人从来不会仅仅为了愉悦而散步——在这儿约会并各自完成傍晚的健身运动”[75]。在北京居住过的澳大利亚女作家玛丽·冈特写到，“在这城墙上，外国人在夏日黄昏的凉风中锻炼和散步，或者享受冬日午间的阳光。也是在这儿，各国的士兵相互遇见。北京城内再找不到像这样人们可以舒适地散步的地方，也许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就压根儿没有‘锻炼的愉悦’的概念”[76]。

甘博指出，中国人缺乏有益健康的娱乐。“有组织的娱乐是高度商业化的，并且常常与妓院相关。而无组织的娱乐往往涉及赌博。而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事实，那就是男女性之间几乎没有社会交往。这个状况现在依然普遍。体育运动是唯一的非商业化却有组织的娱乐，但体育运动几乎只在学生范围内进行。”[77]并且，“过去北京没有与西方城市的公园或娱乐中心相对应的地方”[78]。科考探险家安得思也证实，“除了使馆区外，北京的其他地方几乎看不见绿草地，所有的景物都是黄褐色。我花园里的石头和树都很美，于是我决定修建一块草坪。我花了大约两百美元买草皮，它们长势很好，除了些许杂草妨碍了整体的光滑。在去西山度周末之前，我演示给一个园丁看，告诉他怎么用手拔杂草。据说他对养花很在行，但养草就在他能力范围之外了。当我星期一回来的时候，他很骄傲地展示给我看我昂贵的草坪，每一根草都被连根拔走了！”[79]

北京没有市民公园的情况随着京都市政公所的出现发生了改变。京都市政公所建立不久，便开始号召建立公园，他们认为外国“每一市村，大小必有一两处公园，为休息的定所，以此来活泼精神，操练身体”，而北京“市民终日往来于十丈红尘之中，没有一个散心的去处，就好比住在龌龊的屋子里不准出门一般，又如同从前有科场的时候入了号桶子似的，请问难过不难过呀？所以公园之对于都市，决非花园之对于私人可比，简直说罢，是市民衣食住之外，一件不可缺的要素”[80]。1915年年底，在市政公所的主持下，“北京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近代公园”[81]、由明清时的社稷坛改造成的中央公园（1928年后称中山公园）向公众开放。其后，先农坛公园、北海公园等也先后被开辟出来并向市民开放。

中央公园内“种植了花草树木，铺设了大路小径，开设了餐馆茶馆，运动场、台球厅、射艺室都投入了运营。公园内还有充足的地方可供游人休憩和野餐。公园餐厅甚至可以为婚礼庆典和豪华宴会承办丰盛的酒席。原有的大殿改造为教育部中央图书馆阅览室、内务部卫生知识展览室，甚至用来展览北京样板监狱囚犯所生产的产品”[82]。美国人乔治·凯特在《丰腴年代》一书中描写了其在中央公园看到的景象。“下午晚些时候，尤其是当牡丹花盛开的时候（牡丹花是公园吸引人之处之一），苗条的中国姑娘们（本地名媛），习惯在家人的簇拥下散步于公园之中，展示她们动人的风姿，虽然她们身穿的上海丝绸并不动人。她们脚踏着平板拖鞋，多少有点影响画面的美丽，但她们常常像羚羊一样纤瘦而优雅。”[83]

民国时期，东交民巷使馆区对北京市政现代化的示范作用还体现在其他一些市政建设上。比如，在北京电力、电灯事业的建立和发展方面，使馆区的北京电灯公司先于京师华商电灯有限公司成立，虽然后者“标志着电气化正式从清朝皇室和外国人居住区扩展到商业和市民社会”[84]。

对于市政逐步现代化后北京城市风貌的改变，裴丽珠曾评论，“当旅游者骤然经历了社会变革——尤其是从封建的过去变为民主的现在——他很容易为过去事物的美丽而新事物的丑陋感到遗憾，但他必须承认，某些现代发明使他的生活舒适了无数倍。单单新修的街道就改变了这个城市的整个面貌，甚至从某种程度来说，改变了城市生活的面貌”[85]。

北京应该呈现怎样的城市风貌，当时的中外人士就有争议，这当中最关键的是如何在市政建设中平衡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幸运的是，北京市政当局1928年后采纳众议，基本停止了拆毁古建筑，虽然皇城墙已所剩无几。北平市民朱辉在写给北平市政府的《建设北平意见书》中强调：“即其无保存价值之旧建筑，若无预定较善之改设计划，须严厉禁止拆改。试观军阀时代，任意拆毁旧紫禁城墙、先农坛围墙，迄未见有预定计划之实行，前车可鉴，故拆改无保存价值之旧建筑，须以有无较善之预定计划为条件。”[86]市政府赞同朱辉的意见，并在批语中指出“从前军阀时代，重在敛财，可谓毫无意识”，现在要重视古迹，不得无故拆卸。

1928年以后，北平终于有了较为系统、科学的市政规划。由于首都南迁，市政府把北平定位为文化与旅游城市，这就势必得对文物古迹进行修缮和保护，北京的古代建筑否极泰来，刹住了被连续损毁的势头，紫禁城、内外城城墙、大量的胡同和四合院得以保留。

北平市工务局拟定了“本市工务部分之初期建设计划”，其中的“本维护古迹原则修复本市古建筑物”计划，一是对西直门箭楼、朝阳门城楼、东直门城楼、东便门东南角楼等加以修缮；二是对原来皇城的各个城门进行修缮。建筑工程师段毓灵对这项计划进行了审核，认为“所列西直门箭楼，东便门东南角楼，损坏情形最甚，朝阳门城楼，东直门城楼次之，均应即时加以修理，否则倾圮日甚，不仅修理费用更巨，亦且危险堪虞，似应令饬该局讯即详细查勘，妥拟修复计划。……各皇墙之门楼，损坏情形尚不甚重，拟饬局先行派工查补渗漏，油饰似可暂行从缓”[87]。

北平市政府肯定了工务局计划书中“本维护古迹原则修复本市古建筑物”的意义。“近代建设，以科学之进步，日趋完美，而通都大邑之建筑物，遂美足以代表一国之文化。本市为数百年来之旧都，现存公共建筑物，无不具有历史上之价值，惟年久失修，多呈窳败之状，亟应及时修治，以美市容而保古物。”[88]

最终列入修复计划的古建工程主要有以下几项，“连属于城墙者，有各城楼，各箭楼，如西直门箭楼，东半部楼顶，几全塌陷。十九年，曾经本局勘估，约计八千余元，以市库不裕，迄未动工。又如东便门东南角楼，楼顶塌陷，甚于西直门箭楼，非局部修缮，所能恢复旧观。此外如朝阳门城楼，东直门城楼等处无不损坏日甚，倘不早加修理，必为西直门箭楼及东南角楼之续。……连属于旧皇城者，有各门楼。如西安门，地安门，东西长安门，东西三座门，及新华门之类，亦应检查损坏情形，修补油饰”[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