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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洋市民眼中的北京城与老北京眼中的洋市民02（第1页）

第三节洋市民眼中的北京城与老北京眼中的洋市民02

罗素：“中国人，包括那些本可制止的灾难的受害者，面对外国人的刺激（Ext），却展现出消极的漠视；他们等待这些刺激自己离开，就像苏打水自己挥发掉一样。渐渐地，以前从未有过的犹豫在疑惑的外国人的脑海里闪现，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愤怒之后，他开始怀疑自己至今为止毫不怀疑而接受的人生信条是否正确。时时刻刻想着怎样去防止未来发生的不幸真的明智吗？为了警惕未来某天可能发生的灾难而放弃现有的快活，值得吗？建筑了一栋大厦，可是为了建筑它我们从来也没有闲暇在里面好好生活，我们的人生应该这样度过吗？”“中国人的答案是消极的，因此他们不得不忍受贫穷、疾病和无政府的混乱。但是，为了抵消这些‘魔鬼’带来的伤害，他们还保持着文明的享受、休闲和欢笑，享受阳光和哲学辩论的空间。无论处于哪个阶级，中国人都比我见过的所有其他民族的人更爱笑，他们能够在每件事中找到乐趣，常常是一个笑话，激烈的辩论就缓和下来”，“偶尔会碰到一些白人，处在中国并非文明国家的幻觉之中。这些人实在是忘记了文明的组成。我们不能否认，北京还没有电车，电灯设施也欠佳，也不能否认，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更擅长吟诗作对，而非记住那些可以在《惠特克年鉴》（Whitaker'sAlmanac）上查明的客观事实。当一个欧洲人为他人推荐居住地，他会告诉你，那里的火车服务很完善。在他看来，能让人方便地离开是一个地方最好的品质。但是，一个中国人却不会这样说；如果你问他，他会说你错了。中国人会告诉你的是，这里有一个宫殿，古代皇帝建造的，这里有一个湖，是唐朝的一个诗人建筑的，适合想要远离尘嚣的人。对比中国人的这种观点，让西方人成了野蛮人”；中国人的主要缺点是贪婪（Avarice），懦弱（Cowardice）和麻木（ess），中国人的麻木表现在，大饥荒中，“白人做了很多事情来缓解饥荒状况，而中国人自己却做得很少，还要贪污从中蚕食”；“中国人的‘保全面子’常常让在华外国人觉得可笑，其实，面子只是自尊在社交礼仪中的外在表现”[184]。

裴丽珠：“中国人生性遵守秩序（Law-abiding），他们会自觉地走规定好的道路，除非遇到突然的刺激；他们会实际地自己指导自己，除非遇到心理危机他们无法对付。”[185]

巴乐满（Fletan）：“中国面临着被分裂的威胁，而中国人对待这件事的态度让我惊讶和失望。当我询问一些熟悉得可以问这个问题的中国人时，他们看起来没有意识到列强正在进行的行为的严重性。人力车夫有这种态度，我能够理解，但有智识的中国人怎能也如此无视和无动于衷？”[186]

欧登科：“中国人生活的根本目标是和平地享受生活及其生活带给每个人的简单的愉悦。”[187]

葛乐士的母亲：“中国人对其家庭成员以外的人缺乏同情……对于别人的悲惨无动于衷”[188]。

综合上述评论，在多数居住在北京的欧美人士看来，中国仍是一个文明的国度，他们对于北京人（欧美人士眼里的中国人）也是喜爱多于厌恶。这种观点和情感，影响了他们的一些行为。1928年左右，美国驻天津海军将领巴特勒（SmedleyButler）强调，在情况紧急的时候，他“自然会不惜在华北开战，以捍卫美国人的生命和权利。但他喜欢中国人，也仰慕他们，便尽其全力，在职权允许的范围内，与中国人的反外国思潮特别是反美思潮做斗争，以避免战火。他做得极其成功，示好的同时，避免了示弱或谄媚。他特地告诉中国人，他的部队训练有素，状态上佳，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若美国人对中国的善意遭到卑鄙的暴力回报，部队必将全力出击”[189]。

值得注意的是，在1900年以前，北京欧美人士的社交圈内，关于“黄祸”（YellowPeril）的讨论就已经开始了。美国人柏生士分析说，“黄祸”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进行：第一，商业上给中国提供工厂、磨坊、铁路等其他现代建设手段是否会带来危险，因为给他们提供这些之后，如果中国人利用他们的廉价劳动力，他们将能够用比其他任何地方都低的成本制造商品并将之填满世界市场，而我们自己的工厂将歇业，或者欧美国家不得不压低本国劳动力的工资；第二，政治上教会中国现代方法与手段是否会带来危险，因为他们可能会集中精力去制造武器和军械，而后像成吉思汗一样占领世界，将西方人都变成天子的奴仆。[190]而柏生士认为，“无论商业上还是实际上，黄种人要想征服全世界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地像西方曾经那样建立一个更高的文明，而非依靠武力或铁骑”[191]。最了解中国的赫德指出：“至于‘黄祸’，我从没用它来威胁世界，我只说过将来肯定会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我仍相信会是这样，至于那强大的中国会是友好的或是敌对的，这将取决于在它软弱时西方国家是怎样对待它的。我确信将来会证明我的这一警告是正确的。”[192]

与“黄祸”相关的是，“中国是否已经觉醒”问题。晚清时期，在许多外国人眼里，中国是“一头沉睡且不愿别人打扰其睡眠的大象”[193]。义和团运动后，特别是民国建立以后，一部分“感到有责任”“极力想要指导中国前进方向”[194]的在华（尤其是在首都北京）欧美人士，都喜欢以“中国是否已经觉醒”的角度来观察中国。英国埃克塞特主教（BishopofExeter）盖斯科因塞西尔（WilliamGase-Cecil）在《转变的中国》（ga）一书中写到，“中国已经彻底地改变了。过去，她绝对是世界上最保守的国家，但现在，她正在进行一系列根本性的变革。中国的变化之大，以致于我有一次问一个传教士关于中国的问题，结果他回答说，‘你不能依靠我啦，我三个月前就离开了中国，因此，我说的没准已经过时了’”[195]。1919年7月，正在北京访问的杜威夫妇写信给其儿子说，“过去十年，已有无数访华的外国旅行者宣布中国已经觉醒了，我不打算这样做，但是我认为，这次，中国的商人和行会第一次被充分地激发起来试着去提高工业生产方式。如果这是真的话，再加上与学生的联合，才是中国真正的觉醒”[196]。

其实，比起北京和洋市民的这些互评，更重要的是本地居民和欧美侨民是否能够真正友善平等地互动和交流，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时局的发展，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日本“九·一八”侵华以后，由于美、英、法等主要欧美国家大多谴责日本的暴行，反对日本霸占中国东三省，不承认伪满洲国等行为，北京市民对欧美侨民的好感与日俱增。

[1]SidneyD。Gamble，Peking：ASocialSurvey，NewYeH。Doranpany，1921，p。377。

[2]SidneyD。Gamble，Peking：ASocialSurvey，NewYeH。Doranpany，1921，p。378。

[3]TheMothers'ClubofPeking，thePekingFridayStudyClub，thePekingAmerien'sgUtilityBook，Peking，1921，pp。77-102。

[4]SidneyD。Gamble，Peking：ASocialSurvey，NewYeH。Doranpany，1921，p。374andp。380。

[5]SidneyD。Gamble，Peking：ASocialSurvey，NewYeH。Doranpany，1921，p。379。

[6]SidneyD。Gamble，Peking：ASocialSurvey，NewYeH。Doranpany，1921，p。381。

[7]照片来源：DukeUyLibrariesDigitals。

[8]照片来源：DukeUyLibrariesDigitals。

[9]根据中华教育改进社编《京师教育概况》相关数据制表，北京，中华教育改进社总事务所，1926。校名、校址等内容亦依据此书。燕京大学搬到西郊新址是在1926年。罗氏即洛克菲勒。

[10]根据中华教育改进社编《京师教育概况》相关数据制表，北京，中华教育改进社总事务所，1926。

[11]根据中华教育改进社编《京师教育概况》相关数据制表，北京，中华教育改进社总事务所，1926。

[12]根据中华教育改进社编《京师教育概况》相关数据制表，北京，中华教育改进社总事务所，1926。

[13]根据中华教育改进社编《京师教育概况》相关数据制表，北京，中华教育改进社总事务所，1926。

[14]根据中华教育改进社编《京师教育概况》相关数据制表，北京，中华教育改进社总事务所，1926。

[15]TheMothers'ClubofPeking，thePekingFridayStudyClub，thePekingAmerien'sgUtilityBook，Peking，1921，p。80。

[16]TheMothers'ClubofPeking，thePekingFridayStudyClub，thePekingAmerien'sgUtilityBook，Peking，1921，p。58andp。80。

[17]SidneyD。Gamble，Peking：ASocialSurvey，NewYeH。Doranpany，1921，p。386。

[18]BertraheProblemofdeAllen&UnwinLtd。，1922，p。219。

[19]TheMothers'ClubofPeking，thePekingFridayStudyClub，thePekingAmerien'sgUtilityBook，Peking，1921，p。52。

[20][美]约翰·佩顿·戴维斯著，罗清、赵仲强译：《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5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1][美]司徒雷登著，程宗家译：《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64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

[22][美]司徒雷登著，程宗家译：《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61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

[23][美]约翰·佩顿·戴维斯著，罗清、赵仲强译：《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5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4]TheMothers'ClubofPeking，thePekingFridayStudyClub，thePekingAmerien'sgUtilityBook，Peking，1921，p。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