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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篇目解题（第9页）

[123]莎南嘉措编《萨思迦全集》，卷6，29。2～30。1叶。

[124]莎南嘉措编《萨思迦全集》，卷6，96。3～97。1叶。

[125]莎南嘉措编《萨思迦全集》，卷6，97。1叶。

[126]《大乘要道密集》第四册，13页上～14页下。

[127]《大乘要道密集》第四册，15页上～16页上。

[128]《大乘要道密集》第四册，17页上～23页上。

[129]参见吕澂：《汉藏佛教关系史料集》，ⅪⅤ页。其藏、汉译对照则见于同书，1～20页。

[131]参见Elli，“rTsamilo-tsā-baSangs-rgyasgrags-paaBadtol-Tibetaions，”iudies，Progsofthe6thSemiionalAssoforTibetanStudies，Fagernes1992（Oslo:TheInstituteforparativeResearHumanCulture，1994），vol。2，pp。801-824。

[132]《大乘要道密集》第四册，24页上～26页上。

[133]参见陈庆英：《大乘玄密帝师考》，《佛学研究》2000年第9期，138～151页。

[134]对这里出现的诸位上师的考述参见孙鹏浩上揭文《有关帕当巴桑杰的汉文密教文献四篇》；亦参见高山杉：《玄密帝师与无生上师》，《读书》2012年第3期，31～40页。

[135]《大乘要道密集》第四册，27页。

[136]见吕澂：《汉藏佛教关系史料集》，Ⅵ页。

[137]《大乘要道密集》第四册，28页上～29页下。

[138]《大乘要道密集》第四册，30页。

[139]关于幻轮修法，参见沈卫荣、安海燕：《清〈宫廷瑜伽〉、西夏“道果机轮”和元代“演揲儿法”考证》。

[140]《大乘要道密集》第四册，31页上～34页上。

[141]《大乘要道密集》第四册，35页上～36页下。

[142]《大种服石要门》藏文原文本参考了三个版本的《四部心要》，其一为达塘洛勒版（Darthangglogkladparma），第三函，1232～1240页，由智军文本保护项目1992年于加拿大出版；其二为阿藏法营版（A'dzamchossgarparkhang），《空行心要》Vam函，218～224页，由智慧胜幢喇嘛（Sherabgyaltsenlama）1975年出版于德里；其三为《隆钦绕降智麦威赛文集》（KunmkhyenKlongras'byamskyigsung'bumbzhugsso），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2009年，第6册，30～33页。参见杨杰《〈大乘要道密集〉所录汉译宁玛派文献〈服石要门〉研究》，《中国藏学》2015年第2期，127～135页。

[143]《大乘要道密集》第四册，37页上～39页下。

[144]这部《大菩提塔样尺寸法》之藏文原文见于Lokeshdra于1969年编辑出版的《布思端辇真竺全集》（CollectedWorksofBustrub）第十四卷，551～557叶。对这部文本之汉藏文本的对勘和研究，详见本书第七章。

[145]见dGeslongsGratshadpa造《法主一切智布思端译师传——一掬花》（Chosrjethamspabustonlotsāba'irnampartharpasnyimpa'imetog），见于《布思端教法源流》（Bustonchos'byung），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88年，附录，355页。

[146]参见安海燕：《元大都大圣寿万安寺白塔之装藏、装饰——释注〈圣旨特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碑文〉相关段落》，《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6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17～52页。

[148]《大乘要道密集》第四册，19页上。

[149]关于塔、像内置总持、舍利的研究，参见YaelBentor，“OntheIndianianPracticeofDepositingRelidDhāranīsinStūpaandImages，”JournalofAmeritalSociety115。2，pp。248-261。

[150]《大乘要道密集》第四册，43页上～44页下。

[151]莎南嘉措编《萨思迦全集》，卷7，36。2～38。2叶。

[152]如将为塔像开光加持称作“摄受色相庆赞”，见《大乘要道密集》第三册，66页上。

[153]详见SheibetanTantricBuddhismattheCourtolKhans，”pp。79-81。

[154]《大乘要道密集》第四册，45页上～47页下。

[155]见于其名著《总释教门——意之明灯》（bsTanpaspyi'grelyidkyimunselNyabdonkundga'dpal（'Barkhams:rNgabakhulparkhang，1996），pp。6-18。

[156]关于其生平和教法，参见阿旺洛追扎巴著、许得存译《觉囊派教法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32页；CyrusStearns，“Dol-po-paShesrabrgyal-mtshanandthegeheGzhan-stongPositioischeStudieiques444（1995），pp。829-852;同氏，TheBuddhafromDolpa（Albany:StateUyofNewYorkPress，1999）;Matthestein，“FromKun-mkhyenDol-po-pato'Ba'-mda'Dge-legs:ThreeJo-nang-paMastersoionofthePraj?āpāramitā。”Reason'sTratityaioninIndiaanBuddhistThought（Boston:WisdomPublis，2001），pp。301-316。上引二文之汉译文分别见谢皓玥译《朵波巴·摄啰监灿与他空见在藏地的起源》，张宁译《从衮钦·朵波巴到曼木达哇·格勒：三位觉囊派大师对“般若波罗蜜多”的阐释》，分别载沈卫荣主编《他空见与如来藏：觉囊派人物、教法、艺术和历史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59～82、125～142页。对这个文本之汉藏两个文本的对勘和研究参见张凌晖，《朵波巴摄啰监灿班藏布和他的〈总释教门祷祝〉》，载沈卫荣主编《文本中的历史：藏传佛教在西域和中原的传播》，284～300页。

[157]对见于《大乘要道密集》最后这一部分的有关“大手印”修习的一系列文本是迄今为止我们尚难给予正确理解的文本，第一，我们无法确切地认定其中任何文本的藏文原本，这对于我们正确地确定其来历造成巨大的困难。我们甚至很难确定它们到底是西藏文文献的汉文翻译，还是由当时在西域地区传法的藏传佛教上师直接用汉文或者西夏文传承下来的；第二，我们很难确定它们是属于萨思迦道果法之果续的修习，还是属于噶举派之根本法“大手印”修习；第三，与它们相应的西夏文译本也见于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佛教文献中，总标题为《大印究竟要集》，大部分文本与此列文本一一对应，但具体内容或有差异。这至少表明它们更应该是西夏时代的作品，汉、西夏文两种文字的文本应该完成于同一时间。对西夏文大手印文本的研究，参见索罗宁《西夏文“大手印”文献杂考》，载沈卫荣主编《汉藏佛学研究：文本、人物、图像和历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235～267页。

[159]参见多罗那它著、张建木译《印度佛教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231～232页；吕澂:《汉藏佛教关系史料集》，Ⅹ～Ⅻ页。

[160]参见TakpoTashiNamgyal，Mahāmudrā:TheQuintesseniion，TranslatedandAnnotatedbyLobsangP。Lhalungpa，ForwardedbyTruilalBanarsidassPublishers，2001），pp。116-118。

[161]《大乘要道密集》第四册，59页上。

[162]《大乘要道密集》第四册，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