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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历史回顾 彼得大帝改革之前的俄罗斯（第2页）

事实上，伊凡大帝已经在领土兼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除了像前辈那样通过购买扩大领土之外，更漂亮的手笔是吞并诺夫哥罗德和特维尔这两个老“冤家”。在1471年莫斯科对诺夫哥罗德的关键一战中，诺夫哥罗德由于统治集团的虚弱，军队表现很差，诺夫哥罗德大主教的军团干脆拒绝与莫斯科大公作战。之前莫斯科大公将莫斯科定位为罗斯宗教中心的举措最终发挥了兵不血刃的功效。此时莫斯科的东正教教会已经摆脱了对拜占庭教会的行政依赖，获得独立。虽然在1439年的佛罗伦萨基督教公会上，拜占庭的主教们为了获得西方支持以抗击土耳其，不得不承认了罗马教皇的至上地位，但罗斯的主教们并未买账。1441年召开的莫斯科主教会议谴责了东西教会的合并，宣布担任罗斯都主教的希腊人伊西多尔为叛教者。1448年，瓦西里二世召集莫斯科主教会议，未经君士坦丁堡允许自行选出了“基辅和全罗斯的都主教”。而1453年拜占庭陷落后，莫斯科作为罗斯宗教中心的地位更加凸显出来。

伊凡三世显然没有被这段美妙的姻缘冲昏头脑，他虽然接受了罗马教皇做媒，迎娶了拜占庭的末代公主，但却拒绝了教皇有关和罗马结盟、夺回君士坦丁堡的建议。教皇允诺他在夺回拜占庭后做那里的基督教皇帝的期许并没能**住他。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想要送给他一个王冠时，他回答：“我们恳求上帝让我们的子孙就像现在这样永远做自己的主人，这样的任命是我们从来没有奢望过的，因而我们现在也不渴求它。”大概正是由此，伊凡三世被誉为第一位代表全民族的罗斯君主。

1480年，伊凡三世和索菲娅决定正式宣布莫斯科大公国独立，不再效忠金帐汗国。虽然俄罗斯人在蒙古人发起的“讨伐”战中没占到什么上风，但是由于阿合马汗的援军迟迟不来，他最终放弃了进攻。俄罗斯最终在金帐汗国的内讧瓦解中获得了独立。而瓦西里三世的统治在很多方面是对其父亲统治的继承与完善。他兼并了剩余的公国，还向喀山汗国施加压力，不断推进自己的边界。

到了伊凡四世统治时期，俄国出现了第一位被加冕的沙皇，专制统治也被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乃至不少学者认为伊凡四世的统治是俄国历史上专制独裁的经典范例。伊凡四世自称专制君主，他强调沙皇在国内的完全的权力，强调他是拥有充分主权，不受制于任何势力的君主。然而，不是他的头衔或思想，而是伊凡的实际行动为他的那些想要拥有独裁权力的后继统治者们开辟了道路，树立了典范。

就伊凡四世本身的人生来说，他的暴戾残忍与其说是个人性格，不如说是他人生中的种种悲剧使然。母亲的突然死亡，波雅尔的专权与侮辱，都对年幼的小沙皇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虐待动物就是伊凡四世性格扭曲的明证。而接下来莫斯科大火所引发的暴乱，自己所钟爱的第一任妻子的横死，应该是最终令伊凡四世心理崩溃的导火索。

但是伊凡四世之所以被称为“伊凡雷帝”，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性格暴躁，更重要的原因应当是他行事果决的作风。要知道形容他的“雷电”一词在俄语中并没有什么贬义。伊凡四世为了收回属于自己的权力，13岁便对权臣舒伊斯基下手，手段干净利落。这似乎也注定了伊凡四世会将莫斯科国家君主与大贵族之间的权力拉锯战，在某种程度上做个彻底的了断。

其实伊凡四世在爱妻尚在的所谓“善政期”，做了很多富有创见的、温和的尝试，以处理君主和波雅尔之间的关系。例如，他利用开明贤能的幕僚组建了“重臣拉达”[1]，在1549年召开了第一届缙绅会议，1551年则召开了重要的宗教会议“百章会议”。会议的决议尽最大力量规范了教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调整了教会内部的事务。其中最重要的决定是令教会丧失了未经沙皇许可即可获得更多土地的权力。虽然这一决定未能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实施，但对教会在组织方面的统一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伊凡四世还向这个宗教会议提交了新法典，新制度旨在通过以公众参与当地事务的办法来消除中央委派官员的腐败和专断。另外，伊凡四世实行了军事改革，组建了一批常设的半正规军，即射击军。处于伊凡四世统治时期的16世纪中叶，世袭领地和以服役为条件的封地之间的差别已经基本消失，如果不向沙皇服役，基本上没有其他可能获得土地的途径。

在这段时期，对外关系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俄国征服了喀山汗国，攻占了重要港口阿斯特拉罕。俄国与英国之间的关系也取得了进展，1555年英国人获得了在俄罗斯国内经商的重大特权，不仅不必缴税，还可以实现自我管理。同时，第一个出使英国的俄国使团也带回了一些制药和矿业专家。

然而，由于大贵族曾对伊凡四世的继位人选提出异议，特别是伊凡四世的爱妻于1560年突然去世，令沙皇最终与大贵族决裂。沙皇坚信爱妻是被毒死的，他转而以残酷的方式与大贵族进行斗争。最终沙皇以退为进的“突袭”策略获得了成功，他以退位为要挟，通过了众所周知的“特辖制”，即将莫斯科公国的部分领土划为特辖区，由沙皇全权治理。另外则是获得了处罚作恶者和叛国者的全权，包括必要时处决他们并没收其财产的权力。

特辖区的出现令莫斯科公国出现了两套相互独立的管理体系，特辖区还出现了相应的特辖军，而原来在这些地区拥有世袭领地和传统势力的大贵族则被迁出。沙皇甚至还为俄国册立了一个名义上的新统治者。特辖制实际上就是为了削弱大贵族的势力而设立的，它在事实上开启了伊凡四世恐怖统治的时代，成为一场场屠杀的开端：沙皇对大贵族展开了血腥的大清洗，很多城市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富饶的诺夫哥罗德甚至在1570年被夷为平地。外国的入侵也令俄国的境况雪上加霜。克里木汗国可汗亲率大军攻打莫斯科，虽然没能最终攻下莫斯科，但却摧毁了大片城区，还掳走了10万名俘虏，夺取了大量战利品，接下来莫斯科又遭受了饥荒和瘟疫。1572年，特辖制被废除，但这种恐怖的分割状态至少持续到了1575年。

沙皇终究以血洗大贵族和“背叛者”宣告了自己的胜利。但悲剧并没有结束，1581年，伊凡四世在一次盛怒中不仅令儿媳流产，还失误打死了自己的儿子伊凡太子。伊凡四世最终死于1584年，根据苏联时期的尸检报告显示，他是死于中毒。

从1558年开始一直到1583年，俄罗斯与立陶宛、波兰、瑞典等国进行了长达25年的利沃尼亚战争，虽然在第一阶段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在俄国实行特辖制后，国力衰退，终究没能将这些战果巩固下来，反而遭到了惨败。但值得一提的，是伊凡四世统治末期叶尔马克对西伯利亚的征服。1582年，斯特罗加诺家族发动了针对西伯利亚汗国的远征，远征军由哥萨克叶尔马克率领，攻占了汗国的大本营。虽然由于援军未到，叶尔马克最终阵亡，俄国后来仍耗费了数次努力才得以占领这片土地，但这次占领成为俄国控制西西伯利亚的一个有效开端。

在接下来的费奥多尔统治时期，比较重要的事件是1589年在俄罗斯设立了牧首。这是东正教世界的最高神职，俄罗斯教会的级别和地位都得到了提高。虽然教会地位的提高令俄罗斯出现了两位领袖，对世俗政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胁，但幸运的是，教会组织的强化在俄罗斯紧接而至的“动**时代”发挥了正面意义的重大作用。

总之，莫斯科的崛起是世界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历史学家们已经从几个方面解释了莫斯科崛起的原因。地理因素说和经济因素说都强调了莫斯科所处的有利位置，不仅水陆交通便捷，而且处于有利的中央位置，不易被外敌首先攻击。而最为关键的应当是莫斯科统治者的励精图治。在莫斯科的分封制中，长子具有绝对优势，莫斯科王公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既是组织者也是所有者，还是统治者；其他公国王公的职能却走向单一化，权力日渐萎缩。统治者全身心的经营也令莫斯科与蒙古人维持了良好的关系，于是莫斯科王公不仅能够稳坐大公之位，还取得了代收贡赋的优差，借此获得了大量土地和人口。当然，莫斯科统治者对教会的重视，极力使得莫斯科成为东正教之都，也令教会成为莫斯科大公“统一俄罗斯”这一政治抱负的有力支持者。最终，莫斯科公国不仅具备了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还具备了在那个时代极能鼓舞人心的教会的支持。

四、动**时代

1598年，费奥多尔去世后，由于王室绝嗣且没有继承法，留里克王朝没有了继承人，于是在俄国出现了一段动**不安、纷争不止的历史（1598—1613）。在13个半月的时间里，俄国经历了4位沙皇：鲍里斯·戈都诺夫、费奥多尔·戈都诺夫、伪季米特里一世和瓦西里·舒伊斯基。紧接着舒伊斯基的政权也陷入了危机，受到了驻扎在图希诺的所谓伪季米特里二世的挑战。两位统治者在陷入绝境时先后引狼入室，借助了外国的力量。舒伊斯基靠割让领土借来了瑞典的军队，而图希诺的俄罗斯贵族则在伪沙皇被击败逃离后，邀请了波兰国王西吉斯孟德三世的儿子出任俄国沙皇，于是波兰以俄国与瑞典结成反波兰的同盟为借口，公然入侵俄国。事实上，波兰国王西吉斯孟德三世准备自立为俄国沙皇，而瑞典也趁火打劫向莫斯科宣战。这最后的亡国危机最终令俄国内部走向了团结，教会也在这个群龙无首的危急关头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俄国人民的奋起反抗下，莫斯科最终从异教徒波兰人手中得到了解放。

而接下来是值得纪念的重大时刻。1613年召开了一场以选举沙皇为目的的缙绅会议，组织者肯定了人民在这次反抗外族入侵的斗争中的重大作用，因此参加会议的选举者不仅有教士、波雅尔、贵族、市民，还有国有农民的12名代表。最后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当选为沙皇，于是俄国就这样以选举的形式开创了自己新的王朝统治时代。

历史学家将这次击退外敌入侵的斗争描述为“国家的胜利”，全民参与和拯救政府的经历极大地增强了民族感情，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方面对公共利益与义务的认同感。1612年11月4日（公历）[2]，至今是俄罗斯人民要纪念的重要节日“人民团结日”。俄国人民拯救了自己的信仰和国家。俄国东正教教会作为动乱时期最有效的组织，其特权和威信也获得了增强。

五、王朝新立

罗曼诺夫王朝建立后，彼得一世的父亲和祖父在统治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为其改革奠定了基础，为解决一些问题作出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但总体来说，新王朝处于一个百废待兴的阶段。

米哈伊尔沙皇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稳定了新王朝的生存环境，抵抗了外敌侵略，稳定了俄国的国际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在1617年和1618年分别与瑞典和波兰签订了和约。米哈伊尔很好地控制住了他统治期内“稳定”的“主旋律”，甚至当顿河哥萨克在1637—1641年独自占领了亚速要塞并将其献给沙皇之后，缙绅会议中的服役贵族主战以保卫亚速而工商市民代表反对作战的情况下，米哈伊尔权衡利弊最终仍选择了放弃，于是哥萨克也不得不撤离了亚速要塞。

放弃亚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沙皇在财政上遭遇了不小的困难。为此俄国政府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来增加财政收入，不仅曾三次向特罗加诺夫家族借钱，在1614年还实行了严苛的特别税种——五税一。

1645年米哈伊尔去世，他16岁的独子继任沙皇。阿列克谢沙皇在任内作出了一些成果，为他的儿子彼得大帝实行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著名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则称阿列克谢为“最仁慈的人，荣耀的俄罗斯灵魂”。

由于财政困境依旧存在，阿列克谢曾尝试采取降低铸币成色的措施，但却引发了通货膨胀和1662年的“铜币暴动”。阿列克谢统治时期最大的一次起义就是1670—1671年斯捷潘·拉辛领导的大起义。在镇压起义的同时，政府也认真采取措施试图改善行政管理和司法审判以平息民愤。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由缙绅会议负责组织制定的1649年法典。该法典是1550年以来俄国法律的第一次系统化，远远进步于以前的法律，直到1835年才被取代。

1654—1667年俄国和波兰对乌克兰的争夺也对后世影响甚大。1569年以后，这个国家实际上处于波兰而非立陶宛的统治下，乌克兰在起义频发的情况下逐渐转向拥有共同信仰的莫斯科。1654年1月，乌克兰举行了全国军民代表出席的拉达以商议乌克兰臣服波兰、土耳其还是俄国，会议最终决定归顺信仰东正教的俄国沙皇。这一事实显示，当时迫切要求合并的不是俄国政府而是乌克兰人民，虽然现在一些乌克兰历史学家的观点恰恰与此相反。

俄波争夺乌克兰的战争以1667年签订安德鲁索沃停战协定而宣告结束，乌克兰被划分为两个部分：第聂伯河左岸（即东乌克兰）归俄国，第聂伯河右岸（即西乌克兰）归波兰。第聂伯河右岸的基辅及其附近地区由俄军占领两年，但实际上被俄国永远占有。俄国收复了斯摩棱斯克、契尔尼哥夫、谢维尔斯克和斯塔罗杜勃等地区。为了捍卫这些收获，俄国还跟瑞典打了一场不分胜负的战争，并与土耳其陷入漫长的冲突。无论如何，罗斯人历史控制区域的收复不仅令俄国在统一大业上迈出了重要一步，而且也使俄国在欧洲战线上少了一个敌人，尽可能地避免了多线作战，甚至还多了一个盟友。

阿列克谢统治后半期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尼康推行教会改革。这次改革造成了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影响久远的分裂，尼康将教会权威凌驾于君权之上的努力最终被沙皇挫败。这为世俗政权的稳固，特别是君主权力的提升奠定了重要基础。

随后继位的费奥多尔沙皇身体羸弱，资质平庸，在他短暂的统治期间（1676—1682）俄国废除了“门阀制”（设立于1475年）。虽然这一举措并没有否定担任公职是贵族的特权，但仍具有重要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个人的才能而不是纯粹依照门第高低来委任官职，这就为日后彼得一世改革的实施进一步扫清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