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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商贸发展 国家主导（第2页）

在俄国的外贸关系中，英国和荷兰占有重要地位。尽管英国对俄国的忌惮之心越来越强，但是俄国还是通过其成功的外贸政策躲避了英国咄咄逼人的锋芒。早在1698年，英国就得到了向俄国出售烟草的专营权。但在俄国努力发展自己的烟草制品生产时，英国对俄国的戒心也日益加强，不久英国大使迫使在莫斯科烟草手工工场的英国工匠离开俄国，并毁掉了工场的设备，使其停工。这一事件使得俄英关系遭到破坏。随后俄国政府还是作出了让步，取消了从俄国输出树脂的一些限制，终止了政府输出亚麻和大麻纤维的专营权，降低了英国船只驶进阿尔汉格尔斯克的税率。俄国政府不止一次提出签订关于波罗的海海上贸易的协议，但英国对俄国插足波罗的海持敌对态度，特别是当俄国在与瑞典交战的过程中频频取得胜利，这令英国愈加不安。尽管奥兰会议破裂，以及英国与瑞典订立同盟后，俄英关系变得特别紧张，但俄国还是在1719年和1720年宣布允许英国人在俄国自由贸易，这些举动使英国政府在国内开展反对俄国的敌视运动时往往得不到积极响应。1721年，彼得一世发表声明，鼓励英国商人大胆来俄国经商。但英国政府的敌对立场并没有多少改变，英俄之间的贸易还是受到了影响。1719—1723年，由于英国断绝与俄国的外交关系并向波罗的海派出抱有敌意的海军舰队，英俄之间的贸易额急剧下降，而英国对俄国的各种原料产品有很大需求，所以俄国向英国的出口额仍能高出从英国的进口额数倍之多。

在与东方的贸易方面，俄国也不甘落后。虽然在黑海航行方面与土耳其的交涉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俄国加强了与波斯的贸易。1711年参政院还专门下达了相关的诏令，政府还竭力建立同准噶尔地区的贸易关系，对哈萨克草原也给予重视，因为这里是通往中亚和印度市场的途径。彼得一世在派遣别科维奇勘察队去希瓦时，也要求他们探明去印度的途径。

1715年，俄国同波斯缔结了通商条约，条约规定俄国商人取得了在波斯自由经商的权利，其中包括无限量购买丝绸的权利，俄国还在波斯建立了领事馆。当时同波斯和外高加索的贸易主要掌握在亚美尼亚商人手中。于是在1711年，俄国同他们达成一项专门协议，其中约定亚美尼亚商人必须将丝绸卖到俄国或通过俄国转运出口。为此他们也得到了丝绸专卖权和纳税上的一系列优惠。但是，政府吸引商人与东方诸国进行贸易的做法在国内并没有得到多少响应。况且俄国政府与亚美尼亚商人的协议也曾出现中断：1719年，亚美尼亚商人就曾将丝绸卖给土耳其，1720年俄国政府与亚美尼亚商人的协议又得到了恢复。

俄国同近东的交易均通过阿斯特拉罕。在这里做生意的不仅有俄国人，还有亚美尼亚人、印度人、波斯人等，他们一般在这里卖掉丝绸换取俄国的毛皮、油软革和亚麻布。不过，俄国商人在这里几乎没有任何优势。在同中国的贸易方面，俄国人与其他欧洲人相比倒是占据了先机，而同中国的贸易主要由国家经营，所以中俄贸易又非常容易受到中俄政府间关系的影响。比如，根据中俄双方缔结的条约，俄国商队每2年去中国一次，但是由于1722年中俄发生边界争议，清政府就拒绝俄国商队入境。中国对俄国乃至整个西方的商品需求度都不高，因此这种贸易往来总摆脱不了一头热的局面，加上路途遥远，都对俄国立志成为东西贸易桥梁的热情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四、实施重商主义

在争夺出海口的同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重商主义政策来促进本国的贸易和生产发展，争取实现重商主义思想所推崇的贸易盈余。在此，俄国政府采取了恢复俄国商人同外国的直接联系，发展自己的商船队，依托国内手工工场的发展以成品输出代替原料输出，并实行保护关税的政策。

特别是1724年实行的税率政策，可谓追求贸易盈余的诸项措施中的典型。这个政策的实质就是对不同的货物课以不同税率来代替过去几乎所有货物都课以相同税率的做法，借以保护本国的工业企业。这个税率规定，大多数进口货品的课税为每卢布征收37。5、25或12。5戈比。然而，对外国商人课税时则收取外汇，即外国银币，这时俄国政府又规定，1枚外国银币仅兑换50戈比，而1枚外国银币的市价却超过1卢布。由此，这种做法实际上把外国商人货品的税率大大提高了。

在把商品列入不同税档时，俄国政府采取了这样一条规则：如果该商品的国内商品生产量相当于进口量的14，那么就以该商品价值的14作为税额，这种25%的中等保护关税主要用于毛织品（呢子除外）、半丝织品、鞣制皮革和袜子等商品；如果国内生产量相当于进口量的12，就以12的价格作为税额，比如荷兰亚麻布、天鹅绒、镀金银器、纸牌这些商品，就要收取相当于价格50%的高保护关税；如果国内生产量超过进口量的12，则以商品价值的34作为税额，这种税率实质上具有禁止进口的性质，它主要施行在铁、针、帆布、桌布，以及丝织品和锦缎、钾碱、矾、淀粉、烟斗这些在国内已有生产的商品。

对于从俄国出口的商品，则收取固定税，税率为商品价格的3%，但也有例外。政府对工业原料出口就课以高税或完全禁止出口，目的就是刺激国内成品的加工生产。例如：鹿皮和驼鹿皮按价格37。5%征收出口税，而对于鞣制好的这类皮革，只征收5%的税；未鞣制的羊皮收税37。5%，鞣制好的羊皮只收3%，而皮靴则进一步降低至1%；同样，亚麻纱收税37%，亚麻布只收1%。至于羊毛，则完全禁止出口，因为这是俄国的制呢工业所急需的原料。

俄国还极力阻止贵重金属流失，宣布“无论整碎银子”一律不许出境，并竭力与西班牙等富有的拥有大量贵金属的西方大国建立直接的贸易关系。1715年被派到西班牙的佐托夫在向圣彼得堡的报告中指出，法国就是通过这种贸易，获得了大量金币而发了大财。于是彼得一世政府也进行了尝试，政府先向西班牙委派了俄国驻办公使和领事试图建立贸易关系，1724年8月颁布了成立俄国商人公司的命令，并命令商务委员会“像母亲照看孩子那样”帮助公司成长。

俄国政府甚至还直接出面派官船满载着公家和商人的货物同西班牙和意大利进行交易。1717年秋，2艘三桅巡洋舰满载着公家的油性软革从阿尔汉格尔斯克驶向意大利最大的港口里窝那，另外从圣彼得堡也派出了满载着公家货物的“阿尔蒙特”号军舰，船上的货品包括蜡、油性软革、树脂和铁。1725年又有3艘俄国官船满载着商人和公家的货物驶往西班牙，货物包括亚麻布、乌拉尔铁、大麻纤维等。在那里，他们受到了十分亲切的接待，卖完货物之后，俄国官船于当年装载着葡萄酒扬帆归来。然而政府直接出面进行跨国海上贸易只是少数现象，显然，政府从这些尝试中获得的利益并没有想象的那样高。

然而，我们说俄国的商贸由国家主导并不只是说俄国政府为本国贸易的发展创造了如何重要的、历史性的条件，采取了哪些重商主义政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俄国最有利可图的对外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为国家所垄断，这本身也符合重商主义的原则。1713年开始，俄国政府逐步地扩大了国家的专营权，将外贸牢牢掌控在了自己的手中，这给它带来巨大的收入。虽然一些商品的专营权在1719年之后被逐步取消，但仍然没有改变国家的垄断地位。

国家频频出手干预商贸的目的要说是为了保护贸易或为了掌控财源，都有些言过其实，实际上这与俄国商人力量过于弱小密切相关。当时的俄国商人就是在本国市场也敌不过外国商人，莫斯科的市场就是以荷兰商人为首的外商的天下，更不用说国外市场了。而坐拥雄厚财力的俄国贵族又偏偏不屑于做生意。为此，彼得一世政府不得不频频插手干预贸易，或者干脆用行政指令直接指导贸易活动。例如，当1724年国际市场上的铁价对俄国有利时，彼得一世便大笔一挥，下令将全部官铁卖到国外去，并在1725年给乌拉尔官办工厂的主管长官亨宁的指令中，责其在保障本国军需的同时，尽一切可能竭力扩大乌拉尔铁的海外输出。

总之，在彼得一世时期俄国的贸易政策致力于利用扩大出口，同时对进口进行一定限制的办法达到贸易上的顺差，并采用了保护性关税以保障俄国工业不受外国竞争的影响。另外，政府还采取了强制措施和监护体制领导商业与工业，积极吸引贵金属的同时限制贵金属的流出。这些经济活动都贯穿着重商主义原则。

五、发展国内贸易

对于俄国国内而言，由于彼得一世时期大生产和小生产的发展、区域间联系的加强、城市的发展、交通的改善，国内市场也得到了扩大。莫斯科成为全俄市场的中心，吸引着远近各地的货流，其中还包括经西伯利亚从中国运来棉织品、丝织品和茶叶等货物。莫斯科不仅是盐的集散中心，而且是粮食、皮革的重要交易市场，另外马卡里耶夫集市也成为俄国著名的贸易中心。有些俄国港口经特许，可向国外输出粮食，甚至教会也提供商品粮。由于粮食丰产并已用来酿酒，这就使得粮食比过去有了更大的工业意义。因此，在彼得一世时期，国内贸易的条件已经有所改善。

在战争期间，俄国政府扩大了对一系列商品在国内外市场的专营范围，在战争快要结束时，这些对自由买卖的限制又几乎全被取消。国家专营的商品只剩下碳酸钾和树脂，理由是为了保护森林，其余商品都准许民营，但要征收附加税（高于普通税）。但以上这些还不是俄国发展贸易最主要的问题，主要问题是俄国社会对从商的歧视和旧制度对从商人员的诸多限制和索取。例如，原来政府规定只有登记为工商户的才可以经商，由于这些工商户大多为平民，因此在当时的俄国，从商被认为是下等人才做的事，“不劳而获”才是真正的贵族，而这种陋俗正是彼得一世所深恶痛绝的。这也是为何彼得一世在一子继承法中会特别注明，分得遗产的贵族如果转而经商或从事其他重要事业，无论对其本人还是其家族，都“不算耻辱”。

彼得一世在位期间不断地宣传商业对国家的益处，为的就是努力改变国内社会对于商业和商人的固有偏见，因为在当时的很多俄国人和外国人眼中，俄国商人差不多都是骗子，不骗人就卖不出去东西。大贵族们更不把本国商人当回事，经常为了一些贿赂就帮着外国商人坑害本国商人。

更令工商业区居民不堪重负的是沉重的国家勤务和捐税。工商业公社要从自己的阶层中抽调人力在国家机构和城市机构中服务，并在各种集会中出勤，在收官款时担任统计员，在收官货时担任评价员，在国家仓库里出任检验员等。由于彼得一世统治时期捐税的增加、新机构的出现，以及新都的建设需要，工商业区居民的负担大大加重了。同时国家专卖的扩大，也给工商业区的居民带来了新的勤务。于是，工商业区居民不仅要承担当兵和为部队安排住宿的义务，还时常会被抽调去建设新都和要塞，为海军建造舰船也会摊派到他们头上。某些有修道院的工商业区，在缴纳国家税捐的同时，也要负担繁重的劳役，比如为修道院除草、休整耕地等。封建徭役严重阻碍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于是，1706年国家首先免除了工商业者的封建徭役。同时，由于繁杂的勤务和官差（需要全部财产来担保）令商人不堪重负甚至破产，1714年政府曾颁发诏令免除商人在各办公厅和各省担任统计员的勤务。1722年4月13日，政府又颁布诏令，在全国范围内免除商人代收关税、酒款和盐款的勤务，由军官代替，虽然在实际执行中遭遇了军方的阻力，但至少工商业者的从业环境在改善。

在彼得一世的宣传鼓舞下，农民中富有的上层也开始积极经商，但是由于商人和地主的抵制，政府对农民登记为工商户的态度并不明确，几度出现摇摆。1699年和1700年，政府曾经让各城市经营店铺或经商的农民登记为工商户，然而凡是市政局认为不必登记为工商户的农民，政府命令他们不得在城市从事任何商业活动，只能靠地主生活。1711年政府态度转变，开始鼓励农民经商，规定没有登记为工商户的农民和其他人等获得在城市经商的权利，他们和工商业区居民一起缴纳“一切通常的赋税”。1714年又做了补充，规定在城市经商的农民可不必负担村中各种繁重的勤务。参政院还颁布命令，准许“各级人等……从事各种商业承包”。这些命令说明农民的商业活动在增加，政府也认为部分地放松对农民经商的束缚是有必要的，这样也有利于政府在军队建设、手工工场建设中的采购工作。被登记为工商户的农民与地主或世袭领主的关系，到1714年也有了明确规定，在莫斯科及其他城市经商的所有农民，都要向地主缴纳与其他农民等同的所有税金。

而到了彼得一世已去世的18世纪30年代，这些重商主义倾向的政策又有所倒退。在设立市政总局后，没有登记为工商户的人，被禁止在城市里开店铺。1723年，只准许接受营业额为500卢布（运送货物到圣彼得堡港口的农民例外，是300卢布）的农民为工商户。

据第一次人口普查统计，工商业区的男丁为169426人，占到总人口的3。1%。在俄国，并不是每一个城市都有工商业区，有工商业区的大约占到70%，而工商业区男丁在2000人以上的只占11%左右，因此小工商业区在俄国占绝大多数。一些资料显示，在工商业人口组成中，手工业者和做粗活的工人占绝大多数，而商人只占14到13。这一切说明，俄国的商业要取得实质性发展，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任何宝贵的收获都要付出代价，尽管彼得大帝的一些经济活动并不成功而且代价高昂，但就如同彼得一世不惜代价所取得的那些对俄罗斯历史影响深远的辉煌战果一样，总体而言，他实行的这些政策对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并且是创造性的。在彼得大帝统治期间，在重商主义思想影响下，国家不遗余力地对贸易进行了监护和领导，在拓展贸易条件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同时也将对外贸易牢牢控制在国家手中，外贸额度翻了两番，给国家带来了巨额收入，国内贸易也有所发展。最终，专制国家掌控经济的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