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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文化和艺术 破旧立新(第1页)

第三节文化和艺术:破旧立新

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全方位地改造引领社会风潮的贵族阶级,彼得一世也积极革新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以及主要为上层社会所享有的精神文化产品。为此,他不惜以强制手段引入欧洲生活方式和文化,令俄国的上流社会风气为之一新。同时,彼得一世统治时期也是俄国文学、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彼得一世统治时期通过改革实现的国家发展和军事崛起为俄国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养料。西化改革又令俄国文学艺术开始关注西方的优秀作品和艺术形式,这一时期是俄国文学、艺术形成自身风格的学习、发展和酝酿期,为日后俄国文学艺术的蓬勃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一、文化面貌的革新

彼得一世在游历欧洲之时,亲身感受到了欧洲文化的优越性和吸引力。彼得一世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科学知识的同时,也为俄国贵族引入了欧洲风尚,迫使他们摆脱闭目塞听的状态,摈弃陈规旧俗,形成新的价值观,从而减少在俄国进行社会革新的障碍和阻力。于是,西方的礼仪、西方的服装、发型和生活习惯被推广到俄国贵族中间,而这种“推广”往往是借助法令以强制手段推行,这也是彼得一世在改革过程中的一贯作风。

剪掉俄国人的大胡子便是彼得一世第一项标志性“业绩”,政府宣称这样做是为了“国家和军队的荣誉和形象”。沙皇在第一次欧洲之行返回莫斯科的第二天,就立刻展现出在俄国实行改革的决心:彼得一世亲自操起大剪刀,给宫中的大领主们剪除长胡须,“恺撒大公”罗莫丹诺夫斯基首当其冲。

不仅如此,彼得一世还把剪胡子提升为国家政策,宣布剪胡子是全国居民应尽的义务。这条规定遭到了农民和市民的反抗,于是胡子成了守旧的象征。以教会为代表的守旧势力坚决维护这一“上帝赐给”俄国人的形象,于是彼得一世规定,除了神职人员外,所有人都要剪掉胡子,不剪也可以,但是必须要缴纳留须税。富商每年缴纳100卢布,领主和官吏每年缴纳60卢布,城市居民每年缴纳30卢布,农民不进出城则已,否则每次进出城都要缴纳1戈比。政府为此还特制了一种小铜牌,作为缴纳留须税的收据。

不仅如此,彼得一世还开始推崇西式服装,把自己的长袍剪掉一半,力图令俄国人改掉穿俄式长袍的旧习。他还规定,任何裁缝都无权继续制作俄式服装,也不许商人销售俄式服装。

彼得一世亲自教宫廷的官员们学习西方上流社会的礼仪规范,为此还制定出一套相关内容的守则,其中包括“不许穿着皮靴躺在**”等内容。在青少年识字教材《青年明镜》中也添加了有关礼仪方面的内容:教育小孩饭前洗手;进餐时不得狼吞虎咽,不准发出任何声音,不准摇晃双腿;不要用手而要用餐巾擦嘴;不能不经允许便先行在餐桌上取食物等内容。其中还特别强调:“青年人应当学会用外语(法语)交谈,以便养成说外语的习惯。”这里指出的理由颇为有趣:“为了使男女下人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为了使别的无知的笨蛋们猜不透他们说的是什么,更应当说外语。”彼得一世甚至教育参政院的大臣们,“不准像市场上的妇女一样大喊大叫”。

妇女们原来是不允许抛头露面的,因此,彼得一世允许妇女们参加大型社交活动也激起了一场风暴。据说当年伊凡雷帝失手打死皇太子的原因,就是老沙皇看到自己怀孕的儿媳因天热没有恪守宫中礼仪,套数层衣裙,于是便勃然大怒,还动手打了儿媳,儿媳因此流产,悲愤的皇太子由此找父亲理论而引发了悲剧。俄国的保守及对妇女的束缚由此可见一斑。1718年末,彼得一世还规定,要在贵族与城市上层居民中定期召开大型聚会。这一大会每年冬季召开,由显贵们轮流主持,妇女也必须出席。这在俄国是莫大的新鲜事,因为妇女永远不能参加男人们的聚会活动。彼得一世与这些陈规旧习进行坚决斗争,甚至连“闺房”之类的词都不愿听到,积极动员妇女参加欧式社交活动。当然,参加聚会的人必须穿欧式服装,跳欧式舞蹈。另外由于彼得一世在贵族中间普及教育的影响,贵族家庭中的女孩也开始接受家庭教育。

为了提升俄国贵族的品位,沙皇还特别颁布命令,首都的贵族必须出席演奏意大利和德国著名大师(科莱利、塔尔蒂尼、泰勒曼)作品的音乐会。军队中也出现了军人管乐队,而且彼得一世在1711年专门发布命令,要求每个部队都要组建管乐队。管乐队演奏的行军和队列音乐旋律广泛流传到俄国社会之中,影响了俄国民间音乐的创作风格。

在改革的过程中,俄国主流社会开始接受教育,开始接受新观点,改变了过去对独立个体的漠视,氏族联盟的观念开始为“国家”观所代替。其中最典型的变化就是,婚姻不再由父母一手操办,而以子女的意愿为主,就连地主也发誓不强加给自己的农民他不愿接受的婚姻。

最终,这场“胡子的较量”彼得一世取得了胜利。在他统治结束时,达官显贵,政府和军队的各种任职人员,还有中间阶层的人都剪掉了胡子,穿起了西欧(匈牙利、法国、德国)式样的服装。这种新风尚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尤其显著。

1699年岁末,彼得一世决心改用欧洲国家通行的历法,令俄国与国际惯例接轨。而当彼得一世推行新的历法的时候,同样受到固守传统者的攻击,他们认为这是在窃取上帝的时间。但是彼得一世决心已定,1699年12月19日和20日的法令规定,俄国改变创世纪年[4]为基督诞生日纪年的方法,即使用儒略历,此后1月1日为一年的开端。

为了方便新知识的传播,宣传改革,彼得一世还推行简化的民用书写体字母来替代繁复的教会斯拉夫书写体字母,引进了新的印刷技术。1710年,彼得一世颁布了采用新字体印刷书籍的诏令,他甚至会亲自监督报纸和一些书籍的出版。这些举措,对俄国世俗文化特别是科学知识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进一步推进了俄国文化的世俗化,同时也有利于教育的普及。

为了更新城市面貌,彼得一世政府颁布了关于整顿市区建筑物,保持街道、广场、大桥附近秩序和卫生的命令。彼得一世同时代的人证明,彼得一世曾多次参加城市房屋的灭火工作,由于他的参与和影响,消防队的工作效率有所提高。

可以说,为了让俄国的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彼得一世想要对人们从精神文化到物质生产,从生活习惯到衣食住行都作出规定。他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效果,经过他的改造,至少俄国上流社会的文化与西方上层社会的文化越来越贴近了。

二、新式文学的创作

彼得一世时期的文学反映了改革之后的新气象、新体裁、新内容都出现了,如演说家政论性的演说、爱情歌曲、讽刺诗、滑稽诗、历史赞美歌等;旧的文学形式和内容依旧存在,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小说和颂辞(颂辞、颂歌、赞美歌)、学校剧本、题诗、书简等。可以说,俄国的文学体裁在这段时期同时出现了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发展趋向,“新与旧的斗争”是这段时期俄国文学的一个特色。但是,俄国文学在这一时期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文学流派,正处在一个蓄势待发的酝酿期:俄国的现实主义正处在初期阶段,俄国古典主义也正在萌芽,教会的神秘主义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还存在着影响。

彼得一世时期古代文献仍在大量流传。不少流传至今的讽刺文学作品,如《不幸的故事》《卡尔普·苏图洛夫的故事》等,都是18世纪的抄本。一些古俄罗斯的作品《阿基尔·普列穆德雷的故事》《彼得和费夫罗尼娅的故事》还根据新的要求和审美趣味进行了改写。这些作品的内容,包括从禁欲主义的训诫到对法庭、行政当局和教士的尖刻批判,丰富多样。

基辅-莫吉拉学院和莫斯科斯拉夫-希腊-拉丁语学院成为这段时期文学发展的中心,而神学院的教师则是诗歌创作的主要团体。这个团体中的进步流派(以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约瑟夫·图尔博伊斯基为代表)起着主要作用。

其中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的作品就反映出了在这种革新年代之下,学识渊博者在知识结构上的复杂性。普罗科波维奇精通哲学、古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是唯理论者,是笛卡儿和培根的崇拜者,是俄国当时杰出的启蒙者。但普罗科波维奇同时是经院哲学学派的学生,是教会的代表人物,在他的思想意识中还保留着经院哲学的痕迹。然而这些并没有妨碍他选择热情拥护彼得一世的改革。他拥有各种不同性质的作品:有立法方面的《宗教规程》《君主意志的真理》,有政论方面的《文章和讲话》,有教育方面的《对少年的最初教导》,有学术和理论方面的《演说术》,有文学方面的《论诗歌艺术》,有悲喜剧《弗拉基米尔》《叶皮尼基昂》等。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在俄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是俄国早期古典主义创始人之一,是康捷米尔的老师,米·瓦·罗蒙诺索夫的前辈。

普罗科波维奇在自己的布道演说《文章和讲话》中,充分展现了作者的爱国主义热情及对改革的支持,描绘了祖国茁壮成长的鲜明形象:“俄罗斯出乎意料地,而且非常清楚地……获得了荣誉……全世界都清楚地看到,当许多人预言俄罗斯民族将不复存在的时候,她却大大地发展了,好像起飞了,人们的厌恶变成了称赞,鄙视变成了恐惧,俄罗斯由软弱变成了强大。”颂扬俄国军队的胜利和宣传改革,是普罗科波维奇所喜欢的题材,他热情地赋予了彼得大帝一切可能的优点。

普罗科波维奇的政论作品经常采用讽刺手法,入木三分地刻画了那些达官显贵们的丑态:“一旦听说国王对某人格外宠爱……大家就接踵来到某人的官邸,祝贺,送礼,顶礼膜拜,表示要为他效劳,甚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而此公就历数自己本来就不曾有过的功德,自我吹嘘,涂脂抹粉,甚至把自己的老祖宗也搬出来炫耀一番,即便他们是小酒馆老板或卖馅饼的。”“好像连老爷有病咳嗽也值得效仿。听到老爷病了,赶紧对老爷说自己腰酸、头疼,像历史上狡猾的克里昂一样,看到大流士国王伤了脚,自己马上就吃力地跛行”。

普罗科波维奇同样鲜明地描绘了企图捍卫旧秩序的保守主义者:他们“思想上有某种畸形的东西,他们把看到的一切非常好的、令人高兴的、伟大的、光荣的或者公正的、正确的、敬神的东西,都认为是不应有的、糟糕的。例如:他们喜欢阴雨天,而不喜欢晴天;喜欢噩耗,而不喜欢好消息;他们不希望幸福……他们希望所有的人都是丑陋的、驼背的、郁郁不乐和不幸的,也许他们只喜欢这样的人”。

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作为杰出的演说艺术大师,反对内容空洞、语言华而不实、刻意堆砌辞藻的文风。他的演说力求具体、简洁,引经据典而又通俗易懂,因此非常富有感染力。

彼得一世时代文学的另一个典型特征是出现了新时代的主人公,这是俄罗斯文学受到西欧唯理论思想和人文主义思想影响的必然结果。活动家、爱国主义者、公民、国家公仆成了文学作品所注重表现的主人公。这些新形象深信自己能够通过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克服种种困难和痛苦,最终获得好的结果。于是这种模式下“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特别受欢迎,比如《俄国水兵瓦西里·科里奥茨基与佛罗伦萨美丽女王伊拉克丽娅的故事》。虽然其中也有17世纪所常见的浪子历经挫折的情节,但这部作品一改过去千篇一律地以不幸和挫折为主调,以失败者羞愧地返回故里的悲剧为结局的写法,而是把主人公塑造为一个成功者形象,并把主人公的成功归因于其本身高尚的品质和积极的进取精神。

颂歌形式在彼得一世时代的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这个时代经常举行各种公开的隆重典礼。波尔塔瓦胜利之后,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写了一部作品,取名为《叶皮尼基昂》(胜利之歌)。普罗科波维奇以常有的高昂声调,广泛采用比喻和夸张手法歌颂了彼得一世的勇猛无畏,谴责了查理十二世的凶狠、骄傲和自负,抨击了马泽帕的卑鄙、狡猾与胆怯。在这部作品中,普罗科波维奇使用了许多大胆而独特的写作手法,例如:“可怕的、巨大的、钢铁般的冰雹纷纷落下(没有用通常会用的枪林弹雨一词)”,“两军对战的炮火轰鸣声,胜过了海上狂风巨浪的冲击声”,等等。

另外还有一部写于1709年的颂歌《光荣胜利之歌》,也是歌颂波尔塔瓦胜利的作品。作者为胜利欢呼,但更加拥护和平:

愿今后俄罗斯得到

和平、幸福、愉快和欢乐。

没有战争,

联合起来,

莫斯科永远不再不安。

同时作者认为,彼得一世更加伟大之处是热爱科学:

他向科学伸出双手,

因为这种美好的东西,

将使内心产生奔腾的激流。

然而这部作品之所以具有代表性,不仅是因为它的那些歌颂保卫国土、号召为科学和教育而斗争的情节内容,更是因为作者没有一直使用颂歌所必须使用的“高雅文体”,突破公式化的颂歌的条条框框,不止一次“降低”风格,用了普通平民的语言。《光荣胜利之歌》可谓反映彼得一世时代社会革新变化的代表作,它的改变符合了时代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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