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二辛亥革命和章太炎（第1页）

二、辛亥革命和章太炎

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主办之讲习会，第二讲为1983年12月3日下午二时至五时。讲题为《辛亥革命与章太炎》。到会者有：

续表

又，小岛晋治教授因有会议，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滨下武志助教授则去香港，毛里和子研究员、冈山大学石田米子助教授也另有会议，先后电话请假，甚为慎重。

会议由东京大学近藤邦康教授主持，坂元弘子女士翻译。报告和翻译共近一个小时。

报告除简介对辛亥革命性质和章太炎阶级属性的各种观点。主要讲两个问题：

一是章太炎和儒家经学的关系。章太炎是俞樾的学生，是继承古文经学的治学方法的。但在甲午战后，康有为利用今文宣传变法维新时，章太炎却一度援用今文。这是因为“救亡图存”，代表当时中国社会发展趋势，是从政治上着眼的，甚至“政变”后他对康、梁还表示同情。

章太炎思想的变化，是在义和团运动以后，在1900年7月的上海“国会”上“割辫与绝”的，这是反清的标志。此后，在孙中山的启发下，从事革命，对今文“三世”“三统”说加以批判，对今文家以孔子为“神明圣王”也示反对。认为孔子是“史家宗主”，自己也准备写《中国通史》，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苏报案”发生后，用古文经学的治学方法对“维新”名义驳斥。出狱主持《民报》，进一步发挥顾炎武经学思想史的实践内容，宣传民族主义，为资产阶级革命服务。

二是章太炎在辛亥革命时的作用。指出其作用主要在宣传反清、鼓吹革命方面，对知识分子影响更深。

戊戌政变后，知识分子对康、梁存有幻想，康有为“力主立宪以摧革命之萌芽”，《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打击了改良主义，后来他又以古文反对今文。

章太炎之所以要用传统经学进行斗争，是由于经学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仍然影响很深。康有为以今文宣传改良，章太炎也用古文经学与之对抗，为“秀才造反”制造舆论，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其作用为一般人所不能代替。

章太炎在辛亥革命时的作用不能和孙中山相比，但也不能说他和同盟会闹矛盾就是“脱离革命”，他在辛亥时期，还是起进步作用的。

近藤邦康：汤先生两次报告，重点都在经学，谈了康有为与今文经学、章太炎与古文经学的关系，我个人感到很有兴趣，受到启发，我的印象是如此。汤先生根据丰富的资料，对经学史有深刻认识，能将其中内在联系展开线索，水平很高。汤先生对章太炎的评价较高，是合理的，也有说服力。

上次讲习会，日本人发言的时间较少，今天请大家提更多的印象、感想和问题。

从上次到今天的报告，我提一些问题：

一是对康有为、章太炎的评价。讲稿说“透过经学外衣，才能找出它的实质”，不能理解。

康有为强调“大同”，颂扬“圣人”；章太炎《客帝》讲满汉矛盾，以孔子为“古良史”，有“齐物”思想。这可能是在方法论上从这两方面考虑的。

我对康、章的评价，基本上和汤先生相接近，对章太炎的评价也高，但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不同。

上次，丸山松幸先生对康有为的经学思想内容提出问题。汤先生说，“使用古人的语言，演出历史的新场面”，“透过外衣，找实质”。不把康有为放在经学上，而把经学史服务于思想史，认为康有为是面临民族危机，为了救亡，研究今文经学。基本态度我是同意的。但对“语言”“外衣”等提法不同意，他不仅是“语言”“外衣”，而是内在信仰。

汤先生指出今文有“变”的哲学，章太炎发挥了顾炎武古文经学中的“经世”含义，不知有否例证？

康有为改良思想形成时，作《礼运注》，认为可由“小康”到“大同”，这不是人的自由意志，而由“圣人”关怀。《孔子改制考》以孔子为神明圣王，绝对化了，但康有为适应当时情况，把“圣人”关怀人民的旧结构保存下去，作为变法维新的理论。

章太炎写了《客帝》，后又“匡谬”，以孔子为“支那共主”，走向民族革命。他为了反抗压迫，讲“国粹”“宗教”，主体是唤起汉民族意识。

康有为思想上讲今文，救亡则是主题。

二是《大同书》问题。1955年到1959年，汤先生和李泽厚先生有过一场论争。汤先生谈到改良、革命问题，这很重要。但不知汤先生对《礼运注》中的大同思想看法如何？康有为的“大同”，继承中国旧传统较多，和主要吸收西方“大同”说者不同。谭嗣同、孙中山、李大钊都讲“大同”，但含义不同。

章太炎有《齐物论释》，在政治上反对康有为的君主立宪，但他的“大同”，又与之有共同逻辑。

三是研究方法。汤先生研究中国近代史，有两大支柱：一为反帝反封建，救亡图存，这是“空间”；二为封建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这是普遍规律，是“时间”。

汤先生用“语言”“外衣”等词句，由下面标准来分析：一是他们重视西方进步，看到中国落后，从而康有为、章太炎以救亡为课题；二是他们一方面否定传统，另一方面又欲保存，以抵抗西方。那么，怎样一分为二地分析传统思想，何者应保存、何者该扬弃呢？中国的特色和外国不同，用什么特色来分析中国特有的文化结构，不知高见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