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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辛亥革命和章太炎（第2页）

高田淳：汤先生对康有为和章太炎的分析标准是改良和革命。对这个标准，我有不同看法。康有为、章太炎作为思想家，那就要看他从少到老，看整个人物的思想。章太炎的思想变化，是其特色。1908年以后，有《齐物论》思想，内容就不是改良、革命，似应分析其全体思想。

大里浩秋：我研究光复会，感到：

其一，章太炎和孙中山对立，章太炎的“排满”没有动摇，我同意这个观点。但中国人研究孙中山，评价太高，把光复会作为对立面研究，不大好，孙中山与章太炎对立的全体相，还不大清楚。

其二，章太炎和光复会的关系。章太炎在《民报》上的文章，可说对光复会有影响，但他的行动和光复会的关系又是如何？光复会成立，章太炎在狱中，起了什么作用？辛亥以后，他和光复会的关系又是怎样？一般看来，陶成章被暗杀后，光复会实际被消灭，以后章太炎与光复会关系究竟如何？

原岛春雄：两次讲座，总的印象深刻。

1979年，参加广州孙中山学术讨论会，感到评价历史人物，中国学者对章太炎评价过低。经过几次讨论，中国已比较实事求是，对章太炎的评价也高了。

思想家总是思想家，孙中山和章太炎，从思想家来讲，是很难说高低的。中国研究人物，往往有先得出结论的倾向，我对此有疑问，似应注意各人的背景。

KankoLaitinen：章太炎与光复会的关系，汤先生《章太炎年谱长编》中还不多，不知光复会、亚洲和亲会有没有新资料，请能告知。

佐藤丰：康有为以“今文”理论作为维新基础。汤先生报告，比较明显，也较清楚。但章太炎思想上古文经学与“排满”革命的关系还不大清楚。章太炎批评康有为，是不是两个学派的对立？

答：根据上面几位先生的提问，我归纳为五个问题，进行解答。

第一，答高田淳。作为思想家来研究，自应注视其全体，研究他的思想发展，分析其在不同时期所起作用，当然不能简单地用“改良”“革命”来概括。

由于东京大学出的题目是《戊戌变法和康有为》《辛亥革命和章太炎》，刚好一个“改良”，一个“革命”，又都和经学有关，问题就是这样展开的。是我“按题作文”，而非我对思想家简单地从“改良”“革命”分析。

第二，答近藤邦康关于“外衣”“语言”及“变”的问题。康有为主张维新变法，强调《易经》所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孔子所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主张“因革损益”，援用孔子所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不正是借用古人的语言，借用孔子的语言，“托古改制”吗？

研究经学史，既要看内涵，也要注意“外衣”，从中国经学史来说，学派之间的斗争，实际也是以经学为形式，代表不同阶级或阶层而展开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

顾炎武经学思想中有“经世”内容，他是“读书”与实践相结合的，主张“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前者重在文字、音韵、考证，后者则笃志励行，有其反清民族意识。此后，学者只注意“博学于文”，并有所发展。章太炎则对顾炎武“经世”思想中的“行己有耻”也予强调，想从古事古迹中了解民族之可爱，灌溉民族主义，进行排满革命。

第三，答近藤邦康《大同书》的问题。1957年、1959年，我确和李泽厚先生在《大同书》上发生过一番争论。我对他很尊重，还有一篇文章，想等李泽厚先生反驳后再发表的，结果他没有写，我也就至今未曾发表。

《礼运注》是康有为在1897年至1898年，即戊戌前完成的作品，受到西方的影响，但比较少，中国固有的却多，封建性较重。至于《大同书》的成书年代，我至今仍以为是1901年到1902年所撰。

香港中文大学许冠三教授认为《礼运注》撰于戊戌前，而序文则为后来补写，也可参考。

第四，答近藤、丸山、原岛。中国过去评价历史人物，有不够实事求是的地方，近年来强调实事求是，也注意人物的阶级性和方法论等。至于“四人帮”粉碎后我专门撰文评价《章太炎和孙中山》，也是在当前特定的情况下研究的，因为“四人帮”有意贬低孙中山，应该恢复其本来的历史面目。孙中山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是中华民国的创造者，这是谁也不能否定的。

第五，答大里、佐藤。光复会和陶成章资料，新发现的，据我所知，《蔡元培自编年谱》谈到光复会初成立的情况。陶成章早年课艺和《中华民族权力消长史》未刊的第三章草稿也有发现，新加坡《中兴日报》也有署名“巽言”的文章，我已辑入《陶成章集》。关于光复会，过去所以研究得少，我以为主要因为：一是光复会由秘密会社组成，秘密会社本身资料就少；二是陶成章之死，和蒋介石有关。一些研究同盟会历史的，又以兴中会到国民党为主体，过去对光复会就不大注意。据陶成章家属告知，家藏资料早交国民党党史征集会，今亦不知下落。

我在1912年的《神州日报》上看到征求光复会史料的广告，也不知征集情况如何？后来保存情况也不清楚，但在《神州日报》上还是有章太炎讲陶成章和光复会的历史线索。至于章太炎治古文经学与“排满”的关系，则他自己屡称顾炎武，他提倡的语言文字、典章制度等，也正是古文经学派所注视。

最后，由近藤邦康教授宣布，于12月17日下午二时起，开始讲《訄书》，希望参加者准时出席。

会后，到东京大学赤门前鸟料理大野屋酒聚，席地而坐，品啤酒、日本酒。“鸟”者，纯由鸡肉、鸡汤制肴，用火锅。参加者以学习院大学为主，有高田淳、小仓芳彦、近藤邦康、坂元弘子、原岛春雄、木间次彦、阿川修三、村田忠禧、大里浩秋、绪方康、佐藤丰。有人告知高田淳对两次讨论，甚为激动，誉为“划时代的交流”。又谓“**”前，中国学者访日，有时只有中国人讲，日本人听，只是一方面“交”，这次提出不同看法，汤也能谈自己看法，将来互相交流，将可更加深入云。小仓方彦为《左传》专家，见我能背诵经书，亦示欣感。

1984年1月21日，应日本辛亥革命研究会之邀，再次在日本女子大学讲《辛亥革命和章太炎》。是日，彤云密布，雨雪霏霏，小岛淑男教授来春日寓所偕往，到会者有：

续表

下午三时三十分开会，久保田文次教授主持，略谓：过去刘大年先生、胡绳先生访日，曾请报告，今特邀请汤先生讲《辛亥革命和章太炎》。接着，由我报告，坂元弘子翻译，共近一小时，主要讲两点：一为章太炎和儒家经学的关系，二为章太炎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作用。

报告毕，提问解答：

中村义：“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何时提出？它对辛亥后的政治有何影响？